当时蒋介石最怕我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和贺龙部会合，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根据地。于是，他命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搞了一个五路进军湘江追堵计划，使红军在战略上陷入不利态势。从1934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蒋介石调集了二三十个师，同我军苦战了一个星期。这个时候，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同前线的函电频繁交驰。结果，我中央红军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向贵州前进。事先，蒋介石估计我军可能向贵州转移，在12月1日致电薛岳、周浑元说：“如匪窜黔省，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他的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的实力。当时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我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不过三四万人。
这时，蒋介石想搞双管齐下，乘追堵红军的机会，来掌握西南。蒋介石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雷在1935年3月的日记上说：“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任率参谋团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入川，督率川黔剿事，杨秘书长畅卿皆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17】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亲赴重庆“视察军政，并指挥堵击残匪”。遵义战役失败后，他与宋美龄一起由重庆赴贵阳，“督剿共匪，实施禁烟”，同行的还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当时蒋介石抱定与我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战略企图，亲自指挥部队，撇开薛岳，调走王家烈（当时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被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我中央红军虚攻贵阳，实渡乌江，吓坏了在贵阳的蒋介石。我军过乌江后向云南急进。云南的龙云拒绝薛岳部进入昆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方法，答应龙云提出的各项费用要求，在昆明同龙云密谈多次，要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还口头答应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由龙云主持，统率两省军政。当时蒋介石想在大渡河搞一次会战，策动了十多万部队，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的样子。蒋介石在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结果红军强渡了大渡河，蒋介石梦想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结局破灭。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随着战事发展，于6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7月初又乘汽车由重庆去成都。蒋介石一到成都，就给四川的刘文辉一个下马威（因这时蒋的嫡系部薛岳所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已经到了成都附近，控制了四川局面，同时黔、滇两省在“一赶、一买”下也已控制），法办了刘元琮（刘文辉的侄子）和余松林（刘文辉的同乡）这两个在大渡河等地再三败北的旅长，使川军头目不敢不为蒋介石卖力气。蒋介石调集川军主力封锁岷江，以寻求最后胜利，召开了川军各路总指挥会议，一面交换岷江沿线封锁情报，一面交流作战经验，并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区实行坚壁清野。这就是所谓“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一箭双雕的阴谋。
这时，蒋介石在峨嵋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训练川军的头目。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继续，其性质是一样的。1935年8月4日，第一期开张。9月1日，第二期开张。每期受训也是三个星期，第一期是训练军队干部，第二期除训练军队干部外，还有政治上、教育上、社会上、团队、警察、童子军等各方面的头头，按蒋介石的说法，是“训练我们四川各界干部和全体民众”。
在两期训练中，蒋介石作了十二次讲话，基本调子是同庐山训练的讲话一样，进行所谓“精神教育”。要四川的军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要四川的军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要四川军人“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的努力”。
结果，红军过了草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蒋介石即径电毛炳文，要他效法湘军“先贤”左文襄（宗棠）在西北所创之楷模，使尽全力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1935年9月29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综核各方情报，窜甘向北之匪数最多不过三万人，其枪数虽有二万，然子弹缺乏，粮食不继，沿途死亡之数甚众。而其留于川北之残匪尚有二万余人，其内部朱与毛以及徐与毛、周与朱发生内讧，各存成心，是其内心不固，可想而知。此次我军如运用得当，如何在甘境内照现在之部署节节截击，使其首尾不应，各个歼灭也。对于洮河沿岸之布防，此时更应严密，不可以其先头已窜武山陇西之东，而对洮河疏忽也。将来匪之主力或仍沿洮河两岸至渭源、临洮之南地区，再转向东北之公算为多，故此时我军应仍在岷县、定西多集兵力，调制向陇西、临洮一线以东及其以南地区，作随时可以出击之准备。”
结果，蒋介石这步追堵计划又被红军打破。10月间，红军如入无人之境，翻过六盘山，突破平凉、固县间马鸿逵部及东北军骑兵的堵击，扫除沿途障碍，取道环县，胜利到达吴起镇。
蒋介石虽然在10月1日致电张学良说：“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上万人，仅毛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在五九两军团，亦留于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截灭，望即令朱、于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驻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但蒋介石的这一切打算与行动都无济于事，追剿红军的计划失败了。1935年9月底，蒋介石下峨嵋山时，心情忧郁，暴躁异常。他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时生慨叹。
第三节 “CC派”与复兴社
一、“CC派”的活动
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不仅仍独揽军权于一身，而且也大抓党权，自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副部长，陈立夫为机要秘书，为着巩固其个人独裁统治，屠杀共产党人及排除其党内异己势力，就授意二陈扩大原来的“浙江革命同志会”【18】，在南京组织“中央俱乐部”，团聚亲蒋的力量。因此，则形成了以二陈为领导的“CC派”【19】。“CC派”形成以后就设立秘密的特务组织，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调查科，各省党部设调查股，县党部设调查干事，由叶秀峰、徐恩曾先后任调查科科长，主要人员有张冲、濮孟九、张国栋、顾建中、徐兆麟、郑伯豪、齐松云、刘青原、冯思定、刘大刚、任洪济等十八人。调查科成立后，设立“长江通讯社”，收容各大报馆记者，广罗通讯员，并在津沪各地建立秘密电台，发展组织。
“CC派”除了它的核心组织外，还有一批外围组织。
一个是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
在1932年前后，二陈为了加强对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委员中最亲信的分子，以特别忠诚地拥护蒋介石、巩固党的所谓领导作用为借口，挑选党员中的所谓“忠实分子”，另行编成特别小组，与各省市的领导人发生直接联系，并各在自己所参加的区党分部及工作单位中起领导和影响作用。这批“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据说，这一部分人员的表册，除另行登记保管外，还备有一副册报蒋介石核阅。其所填写的表格内容，主要是本人的详历和志愿。誓词内容则主要是表明本人甘愿竭尽忠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拥护，一切惟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命令是从，而且终身以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表格上还须有介绍人两名亲自签署，以表示郑重负责；誓词之读后也必须由本人和监誓人亲笔签署，然后上报存卷。一般的监誓人是由二陈所指派的各单位负责人担任。这个组织的活动，对内是发展人、监视人。所谓发展人，就是秘密联络拥蒋、拥二陈的分子并介绍其入会。所谓监视人，就是监视一般党员行动，向上反映情况或告密。必要时，这个组织要接受二陈和省市头头所交付的临时任务，充当某个运动的应声虫或拉拉队。对外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如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传播反动宣传及其他种种破坏革命的行动；对国民党内部的其他派系展开斗争，如同复兴社、改组派、大同盟等的互相倾轧、互相排挤。
另一个是以文教机构或社会团体为主的各种组织。当时主要的有：北平和河北的诚社，山东的学行社、建国中学派，山西的平民中学派，湖北的十人团，上海的S.S（上海会社），江苏的五友社，等等。
当时CC主要是企图控制各级政府的民政和教育两个部门。这是因为民政部门可以安置人，教育部门可以奴化人。二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因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保荐县长，又可直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在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党部就可以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至于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CC就根据这一需要，向蒋介石谋求，向各省头目勾搭，千方百计向民政、教育两个部门伸展魔爪。可是夺民政、教育两个部门的权并不像夺取党权那样容易，既受到政学系的抵抗，复受旧官僚的排斥。可是他们毕竟夺取了几处。以民政厅长言，在江苏省从1935年开始，都是在CC手里，在陕西、河南和和其他一些省也有过短期的掌握。至于教育厅长，以1935年为例，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等省都是CC分子占据。抗战中，陈立夫掌握了教育部，夺取的方面更多，不仅许多大学成为CC的工具，就是教育部直接办的各省“联中”也都是由CC分子掌握。那些未到手的学校，也由学校党部暗中操纵。
CC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主持各级“清党委员会”。
自1927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成立了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由邓泽如、吴绮伧、曾养甫、何思源、段锡朋、冷欣、郑异等组成。在地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清党委员会组织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这些CC分子控制下的清委会，打着“将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分子清除之”的招牌，实为集中目标进行反共。同时对国民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发动检举，罗织成为“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蒋介石将“清党运动”分为两期，他说：“第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之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盖甚难也，我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以求达此目的。”蒋介石对第二期“清党”提出了三条“最应注意之点”：第一点是各级党部之组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他说：“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其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严整。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专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章则尤须实力奉行。”第二点是注重根本消弭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检举，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防止挟嫌倾陷情事。他说：“第二期之清党，有与第一期不同者，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也大受其影响，此不可不注意者也。”第三点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不从速铲除共产党。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以党力摧毁共产党组织”，自1928年至1930年“共捕获中共高干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当时浙江省，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各县县党部都设立“清党委员”。在所谓“清党”期间，先后杀害了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共产党员）、农民部长郑振中（共产党员）、工人部长韩宝华（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雨春（共产党员）、金华政治督察员张新饰（共产党员）、金华县党部执行委员钱兆鹏（共青团员）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组织部长张农、工人部长沈乐山、共青团省委书记何某以及其他国民党“左派”分子共达一千余人。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其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党籍恢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据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1928年9月出版的《浙江党务》第十八期所载，全省七十六个县（市），党员人数有资料可查的有十四个县（市），合计两万两千九百余人，参加“总登记”的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考查”认定为国民党员的是一万两千余人。
第二项是设立“设计委员会”。自1931年4月顾顺章（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被徐恩曾逮捕叛变后，调查科乃开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的政策，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改造其特务工作，设立“设计委员会”，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当时参加的有徐锡根（即冯琦）、王云程、余飞、梁辅丞、胡大海（即陈庆斋）、王克全、黄平等人，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王云程被任为北平市党部调查室主任，邹春生（曾任共产党河北省委秘书长，1931年叛变）被任为湖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吴振挺（曾任满洲C·Y省委书记）被任为湖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以及卢福坦、余飞先后任上海区区长，季源溥任南京区区长等。总计1931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内，调查科对白区共产党组织是作了严重的破坏。据他们自称，在此时期内的方针是：“防制与争取并重，一方面执行自首政策，扩大转变潮流，一方面肃清白区中共组织。”其成果是“逮捕了顾顺章、向忠发、李竹笙、袁炳辉、余飞、卢福坦、盛忠发、胡均鹤、徐锡根、王云程及破获红十四军、平津等市委组织、陕、甘、宁、晋、豫等省委机关，民国二十二年清除苏、皖等地残余组织，民国二十六年铲除中共特务队，破获上海电台，并限制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的人民阵线。总计在此时期，共捕获中共高干九十五人，中干二百九十人，下级与普通党员五万六千人，一部送法院判罪，大部自首释放及派赴共党作内线”【20】。
第三项是设置“反省院”或“感化院”。1929年12月，蒋介石指使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说“为感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条例于高等法院所在地设反省院”。由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派任院长。这些院长按照所谓“有关‘反省院’以及破坏我党与其他革命组织活动的反革命法规”，如《“反省院”组织条例》、《各“省反省院”训育课程教材纲领》、《“反省院”训育主任工作大纲》及《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产党人自首法》，来开展其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当时进“反省院”的条件，1929年12月2日公布的《“反省院”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为：“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入反省院：一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十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而悛悔实据者。二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反革命之虞者。三反革命宣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第八条之规定移送者。五经中央党部议决送反省院者。”1935年7月25日修正的《反省院条例》第五条经修改为：“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入反省院：一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或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之罪受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七年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而有悛悔实据者。二犯前款之罪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再犯之虞者。三犯第一款之罪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之规定移送者。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送反省院者。”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省一级高等法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则是CC手中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以实行其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在实际执行中那就更随意了，有些被国民党根据“治罪法”条文，无刑可判而释放了又不放心的“政治犯”，如案情较轻而活动能力较强的青年学生等，就在其判决书上写明“押送反省院”；又有些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外面如有反动地位较高的人说情，亦不等刑期过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可提前移送“反省院”。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当时浙江反省院的阴谋与活动是这样的：总的是采取所谓“监管”与“感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迫使入院的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叛离革命。具体的，一是根据所谓“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强制性地学习《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苏联五年经济计划》、《马列主义批判》；二是特约叛徒讲演、“名人”讲演和“反省人”讲演，举行辩论会，学习《浙江反省院月刊》；三是强制书写所谓“自白书”、“论文”或“心得”。通过这些活动来胁惑“反省人”叛变投敌。
第四项是在各种组织中的“党团运用”。“党团运用”是什么意思呢？在国民党的总章规定有所谓“党团运用”一项。即凡有国民党员所在的机关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必要时还要接受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在“清党”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三令五申在各单位的党员多方设法打入非党的群众中监视其进步活动，特别以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和进行检举破坏为其主要任务。因此，在1928年以后，各机关团体和各学校中布满了白色恐怖。社会人士随时都有被扣红帽子的危险，人人自危，朝不保夕。CC分子，特别是CC中的特务分子，借“党团运用”为名，以实行其报复陷害的事实屡有出现。
第五项是控制各级邮电检察机关。为了严密防止社会上的进步活动，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内政部及各地的警察部门，在各大中城市的邮电机关内设新闻及邮电检查所，以CC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吸收少数邮电工作人员，专对各地的报刊和信件、电报等，事先进行拆封检查；发现有进步的书信和信件、电报立即非法扣留；认为必要时则寻根追底，对有关人员罗织成罪，施以种种迫害。
二、复兴社的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在当时要搞一个复兴社呢？这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1931年“九一八”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不表示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自己的主要爪牙黄埔系军人来说，也很难压制得住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怎样把这股抗日的热潮同反共统一起来，而且把这股热情拿来为反共服务呢？这是蒋介石当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一面他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另一面他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家统一。这样，就把抗日与反共这两者统一起来，把抗日的热情引诱过来反共。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这种形势下为达到反共目的所玩弄的一个阴谋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
靠什么人来搞这个“民族复兴运动”呢？在蒋介石看来，忠实的骨干只有利用其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眼见国家灭亡已迫在眉睫，又不由不萌发爱国天良，因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抗日要求。即如一贯反共最力的复兴社主要骨干桂永清，也有这种倾向。当1935年蒋介石举行全国童子军大检阅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桂在绕场察阅一周，到最后见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十个人的东北童子军代表时，桂永清竟至痛哭失声，向蒋介石报告时还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抗日与反共，本来在黄埔学生的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很难统一起来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却运用这个所谓民族复兴运动的阴险手法，来利用他们这个思想矛盾。
有了这班人马，怎么来搞呢？当时，蒋介石想学习与运用苏联对反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服务。他就指使贺衷寒来具体办这件事。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后派往苏联留学，1926年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1月毕业回国。1929年春，经蒋介石批准又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年2月应召回国。在蒋介石第二次下台期间，贺衷寒加紧了这项工作的进行。待蒋介石在1932年1月重新上台后，马上就打出了“复兴社”的牌子。社章有四条，即：1.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2.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3.本社以蒋介石先生为社长。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十六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誓词大意是这样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据说，蒋介石拿出一张写有“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的纸条交给他们，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南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四十多人。一开场，蒋介石讲了话，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鼓励参加者要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大会进行了选举，蒋介石为“真命”社长，贺衷寒等九人为中央干事，戴笠等三人为候补干事。在复兴社以下，除设总务、组织、训练、军事、文化等部门外，另设立惟蒋是从，成为终身职业的专门进行阴谋暗害活动的特务处。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这个特务处正式建立于1932年4月1日，所以此后即以每年的4月1日为军统局照例举行纪念的所谓“我们的工作纪念日”。建立伊始，参加的主要人物除戴笠外有：郑介民、唐纵、徐亮、林桓、周伟龙、邱开基、张炎元、赵世瑞、吴乃宪、王天木、陈恭澍等，即所谓“戴笠十弟兄”（其中有两人不是）。
复兴社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这三个人在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等等。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惟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多，但长篇大论的讲演却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不可反抗，只能服从。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他在1933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惟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年壮丁的军事训练！”刘健群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须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发展组织，培训人员。在总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汉各建了一个支社，还准备在广州建立支社。蒋介石的意见，在组织发展上，吸收黄埔学校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的条件要放宽一些。同时，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为期三个月，有二百七十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参加受训。主要课程有“领袖论”、“党派批判”、蒋介石训话、“名人”讲演。受训后十分之八九都加入了复兴社。1932年4月间，又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受训的是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后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刘健群还搞了一个“军委会政训班”，招考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五百多人，予以半年的训练，毕业后分到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想把留俄学生考核一部分加入复兴社，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结果这班人都醉心于升官发财，谁也不愿去做农工工作。
第二项是进行法西斯舆论宣传。1932年1月1日开办了一份《中国日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又把《军声》杂志社拿过来，还办了一家“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Party的音译），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籍。
第三项是打入CC和其他反蒋派系中去，捞取情报，进行分化瓦解活动。CC是拿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是利用军政的力量与之争权夺利。当政学系杨永泰将豫、鄂、皖、赣四省党部领导权从CC手中夺到时，黄埔系就乘机进入党部。一些CC分子看各地党部成了无香火的土地庙，就纷纷奔向黄埔系，加入复兴社。当时豫、鄂、皖三省，就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复兴社或靠拢复兴社。在学校中，CC同黄埔也展开了“拉夫”争夺战，互相攻击对方有共产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1938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1932年4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
第四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量才。
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1932年底由蔡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1933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给戴笠来干。1933年4、5月间，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介石不负破案责任。1933年6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露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6月13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他们连发十多枪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量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史量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量才。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年夏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暗杀史量才，亲自赴沪布置。这一年10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是复兴社分子就在11月13日将史量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量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事后，为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量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此外，像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岐、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