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
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对内是大打内战，包括军阀间的混战和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外是对待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总的大政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安内”却引狼入室，日寇大举进兵东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态度起了变化，“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椿事情。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报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惟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21】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22】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23】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24】。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既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绝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25】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蒋介石出兵抗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惟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26】全国各地打电报到南京提出质问、警告更是像潮水一样。顾维钧说：“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27】
二、怎样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下野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仍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一·二八”事变一发生，当时南京政府毫无准备，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只得迁都洛阳。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蒋介石怎样对待这场抗战呢？他是一面主张抵抗，一面又进行妥协。
主张抵抗这一面，一是发通电，发指令；二是组军参战。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一·二八”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是在十九路军发出唁电后，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献计，要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所以才有冠冕堂皇卅日电。不过这个通电还是表白了蒋介石的态度。他说：“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表示：“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公身虽在野，犹愿与众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蒋介石重新上台到了南京后，就在2月5日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日本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之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两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张治中（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去浦口迎接蒋，就向蒋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种种原因的。原先，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在南京开会商议怎么办时，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都在会上讲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中央派兵参战。蒋介石始终一言不发。那么为什么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呢？按宋希濂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三十三天。【28】在激烈的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祇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29】同月23日，蒋介石曾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电文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勖，奋斗到底。”25日，又致电蒋光鼐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进行妥协这一方面，活动十分频繁。
“一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谈。蔡到杜家时，张静江对蔡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锴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行动，是蒋介石所授意的。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参谋总长）给蔡廷锴连发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锴指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一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援沪。黄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何应钦受蒋介石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鼐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濂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祺（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次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10日、8月8日、8月9日、8月17日，连续致电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和“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知道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蒋介石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须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既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迫张学良下野。
引诱两广参加“剿共”。1933年1月21日，蒋介石叫黄绍竑（当时内政部长）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蒋介石才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陈济棠他们没有上当，看穿蒋介石想利用红军把他们的两广部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两广的军队。当时陈济棠对黄绍竑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陈济棠说是这样说，但还是参与了“围剿”我革命根据地。3月13日，蒋介石从保定致电陈济棠说：“抗日剿共，如能同时派兵参加，固甚企盼，否则，剿共部队，务望饬令捷进急击，以期早日合围，稍戢凶顽，在此外寇内匪夹攻交迫之中，苟不剑及履及以赴之，恐无复我辈从容画策之余地矣。”4月15日，从南昌致电陈济棠说：“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专责以御侮。”21日又致电陈济棠说：“剿共抗日，分工合作，故中意剿共仍以伯南兄总其成为宜。”
派少量兵力北上。蒋介石以两广不肯进兵江西为借口，仅派了徐廷瑶的第十七军的三个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十五师和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北上。
迫张学良下野。长城抗战一打响，蒋介石派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黄绍竑等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像蒋介石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各有各的任务：宋子文是为张学良出国作布置，何应钦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是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2月24日，日军向热河进犯，不久热河失陷，张学良曾说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寇拼到底的豪语，结果也落空，迫于舆论，不得不向蒋介石引咎辞职。当时蒋介石之所以要张学良下野，一因北方的军队如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的部队都不服从张学良的指挥，这就无法靠这些部队在北方对日寇抵挡一阵，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因张学良的体力与精力都不支，当时他是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三因蒋介石要找一只“不抵抗主义”的替罪羊。张学良在3月8日电南京政府辞职。张学良曾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张学良下野后又说过：“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
3月中旬，蒋介石北上石家庄、保定，处理华北日趋紧张的形势。23日，蒋介石到了北平，在居仁堂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将领都参加了），先听取汇报，然后指示。他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当时镇守长城各口的部队（傅作义部守独石口、王以哲部和徐廷瑶的第十七军守古北口、宋哲元部守喜峰口、商震部守冷口），打得很勇猛。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夺喜峰口，黑夜奔袭，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不少日军，而且夺回喜峰口。徐廷瑶部的三个师守古北口，先是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前后打了两个多月，创长城抗战史时间最长、战事最激烈的业绩。3月5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杨杰，“此时惟一战略，以宋、万两部全力出冷口，袭击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否则，时机稍纵即逝”。21日，蒋介石自保定致电何应钦，要他部署华北军事。电文说：“请令后方各部预备队就地构筑工事，杨村与三河尤为急要，密云工程亦应速成，第四十四师平时工事训练颇精，不如开至密云为宜。又将来大规模战争事，仍应注重多伦方面，应预选一能受于众望之将领，前往指挥，并准备一切。”4月22日，蒋介石自南昌又电令何应钦从速准备华北对日军事，“北平城之工事，务请积极限期完成，以备万一”，“万一倭有取平津之征象发现，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锐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中并电京抽调八十八师密运北来”。5月6日，蒋介石再电示何应钦、黄绍竑，妥慎应付华北军事；中央各师要“得机整理”；黄绍竑以参谋长代行委员长之职，“速赴张北，负责指挥，以图恢复”，应停止撤销对这次长城抗战的战绩的“虚妄宣传”；祗能妥择阵地抵抗，不许轻进。到了5月24日，日寇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处于三面包围。
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对日的交涉活动便日趋频繁。5月3日，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黄郛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何应钦在北平来不及请示蒋介石，就同意日方提出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并由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面报。蒋介石事先将汪精卫、孙科都找到山上听取黄绍竑的汇报，蒋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的对。”5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迭此复电，妥为运用，审慎规定，万一谈判决裂，祗有不顾一切，併力死拼，尤应及早准备，北方内容复杂，前途困难，中岂不深知，弟应尽吾人最后之努力，以尽其职责，不得不然耳。一切成败利害，不必再计，吾人荣辱同体，断不令兄等独任其难，艰危至此，全赖兄精心毅力以撑持，幸勿稍存消极，倘战事再发，中当北行，同生共死。”31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熊斌（当时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十九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三、对“闽变”的镇压
淞沪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撤出抗战阵地，开始仍摆在沪宁线上，后调往福建。有的说，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为了在南京政府心脏地带去掉一个障碍物，同时利用十九路军去“围剿”福建的红军，在反共战争中消灭这一支部队。有的说，李济深认为把十九路军摆在沪宁线上，深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他和陈铭枢争取，把十九路军调离沪宁线。陈铭枢曾同陈公博谈及：“现在包围于十九路军左右的已有六师人，只在一夜间，便会全部被解决了。”【30】也有的说，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是“蒋先生因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拼，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31】
十九路军入闽以后，摆在它面前的问题是，它对蒋介石和共产党采取什么方针？当时它既要提防漳州一带蒋系部队（张贞）和泉州一带土匪部队（陈国辉），又要进犯我闽西革命根据地，其方针是一面反蒋，一面反共。
反共这一面碰了壁，它的主力向龙岩、漳州推进，在连城，区寿年部几乎全部覆灭而退守永安，在延平，谭启秀部战败而退出水口，红军大有指日可下福州的形势。这时，蔡廷锴看到了反共没有出路，甚至连十九路军这点实力也难以保住。
反蒋这一面增长了，发现了蒋介石多起要颠覆十九路军的活动。其一，蒋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下级军官搞暗杀活动。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以复兴社骨干分子桂永清任主任，令十九路军选派下级军官一百二十名送训。这些受训军官，后来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担负了拥护领袖、遵守纪律和暗杀所谓“叛变”领袖分子的任务。1932年冬，这些被收买的分子在厦门被破案而供认以杀蒋光鼐、蔡廷锴为首要任务。其二，蒋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上层，阴谋倒戈。蒋介石授意熊式辉用同乡的关系拉拢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叫杨永泰鼓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阴谋叛变，又利用复兴社骨干分子张炎元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及补充师的旅长赵一肩、司徒非，还利用郑介民策反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利用张辅印、李国骏等策反六十师的团长汤毅生等多人。其三，蒋介石收买福建驻军。十九路军抵闽后，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所有驻闽部队受其节制。蒋介石就收买、利用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荣等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其四，蒋介石压迫十九路军对我红军作战，令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连城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又通令全国说十九路军“剿共”不力，遗失口令信号，泄漏机密，以打击该军威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廷锴等下了决心，开始改变其方针，由反蒋反共转向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更换了国旗，公开与蒋介石破裂。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声讨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言说：“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变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性质，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第一次脱离控制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他们也比较清楚地估计了这一运动发展的方向：“除了团结内部、集中力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红军在军事上密切合作进行彻底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取得胜利的道路。”【32】
蒋介石是怎样镇压这个事变的呢？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于十二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33】当时，蒋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悉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非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1933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南城检阅第三师和第九师，对全体官长发表了讲话，大骂“闽变”说：“此次叛逆第十九路军在福州组织了一个所谓生产党，成立了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并且撕毁了总理的遗像、遗嘱，禁用青天白日的国旗和党徽，不仅背弃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且连中华民国的国号也要根本推翻，伪称一个什么‘中华共和国’，这真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实为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和中华民国最不幸的一回事。”表明了他要坚决镇压“闽变”的态度：“现在第十九路军已经为几个叛逆的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所利用，要来反叛中央，反叛中国国民党，毁弃三民主义，推翻中华民族，所以我们非以最大的决心赶快把他扑灭不可。”进而，蒋介石给第三师和第九师下达了“要开到福建去，一面剿匪，一面讨逆”的任务，给这两个师的官兵打气说：“此次出师讨逆，乃为要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乃为要拥护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而出师讨逆，乃为抗日、为剿匪，为安慰一般先烈的灵魂，为拯救福建民众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出师讨逆，古人所讲的‘师出有名’，和‘仁者无敌于天下’，我们现在讨逆剿匪之师，乃是理直气壮的仁者之师，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到福建出师讨逆，一定能很快地将这些叛军削平，并可将赤匪同时肃清，获得根本解决与最大的成功。”
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线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亦归张治中指挥。
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1933年12月1日和10日，蒋介石在抚州检阅了第三十六师和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发表了长篇讲话，诬蔑第十九路军“外结倭寇，内联赤匪，拿了日本三百万块钱，和赤匪打成一片在福建公然造反”，是“彻底的反革命”，认为“讨逆”和“剿匪”是一码事：“现在福建的叛逆已经与赤匪联络一气，叛逆所窃据的地方，已开始匪化，所以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的土匪，非同时剿灭这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
另外，蒋介石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国造的卜福斯山炮三十六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
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十九路军。上述可见，蒋介石是不惜血本，抽了他的嫡系部队，配上海、空、炮的力量，并亲自指挥，大动干戈，彻底镇压“闽变”。
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国民党内其他一些派别也纷纷通电表态拥护蒋介石、反对“闽变”。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词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34】
结果，“闽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下，加上两广的反对、十九路军内部的叛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错误对策，致使“闽变”前后不到两个月，于1934年1月底2月初宣告失败。蒋鼎文占领福州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东路军总指挥，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蔡廷锴只身离开部队去香港，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改编，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蒋介石另派人接任，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随后，缩编了的部队陆续运到河南等地整训，逐渐被蒋介石吃掉。其中也有一部分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改编。这支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完全解体。
四、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南反蒋由来已久，还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原由广州非常会议成立的西南政府于1月5日通电撤销，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谓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当时陈济棠想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李宗仁想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介石的联合阵线。蒋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这种局面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期间，蒋介石指示陈济棠参与“围剿”的电令频繁下达，尤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更是电令一个接一个。1933年3月13日，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出兵“抗日剿共”。4月15日，电令陈济棠“倾全力以剿共”。同月21日，又电令陈济棠负责“剿共”。5月20日，复电陈济棠，“速清心腹大患共匪”。9月7日，电令陈济棠，“尅期规复瑞金、会昌”。1934年5月18日，致电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防匪西窜”。蒋介石还专门派何键前往广东晤谈，在6月11日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说：“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定后，凡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治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芸樵【35】兄关怀尤切，兹特托其赴粤晤谈，尚盼开诚相示，以求一当。”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忘怀要解决两广问题。到了第五次“围剿”得手后，两广同蒋介石的矛盾又日渐暴露。1935年6月8日，李宗仁给龙云的电报中说：“承示蒋公到滇，与兄陈述统一御侮，卓见伟论，至为钦佩。弟等对时局混沌，极抱杞忧。如确能推诚相与，因势利导，致国家于长治久安，固弟等所祷祝也。”很明显，话中有话，李宗仁是认为蒋介石没有“推诚相与”，是另有阴谋。龙云在复李宗仁的电报中表示赞同李的意见。12日，蒋介石密电龙云说：“据确报，粤桂乘倭寇进逼平津之机，决定动员北犯。望兄部即派有力部队进驻盘属，并请代为抚慰黔军勿为逆用。”22日，西南执行部通电龙云转国民党中央，列举了华北危急的一系列事实后说：“际兹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有无对付方策，请明白宣示国人。”于是，龙云就在蒋介石与两广之间进行调处，来往电报十分频繁，最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1）军事：两广应划为一军区，委陈伯南负责主持，德邻副之。现存之集团军名义，即通电自动取消。所有两广军政人员，概呈中央另行加委。现有军队数量，酌予减缩，或维持现状，但不能再有增加。（2）政治：现设立之西南政务委员会应即取消，粤省府就此改组，主席及各委员人选，概由伯南提出呈请中央照委。（3）党务：现存之西南执行部，若能同时取消，更觉开诚。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4）广西方面：应成立绥靖公署，由中央任命健生充主任，或仍委德邻兼充，以健生委充省主席，均无不可。（5）制度：如前电所提出之均权问题、财政问题，均与国家制度有关，且均权，汪、蒋两公曾经自动通电，原则上可谓成立。惟详细办法未明白规定，俟将以上四条大体解决后，再由伯南领衔，以中委立场正式提出，五全大会明白规定，斯时滇省亦愿附骥。”“第一条，如桂有异议时，将两广各划为一军区，以伯南、德邻分任之。此层明知不妥，但为顾全大体，因人设事，由伯南酌夺可也。”【36】1935年9月6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提出了解决两广与蒋之间矛盾的四条意见，即：“（一）两广划一军区，陈正、李副。桂省设绥靖署，以白充任。（二）政委会取消，两省府改组。所有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三）执行部如同时取消，更见诚意，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四）关于制度关系，全国应以中委名义正式提出，不必列为调解条件。”不过龙云始终认为两广“向来欲望甚奢，得陇望蜀，贪得无厌”（8月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密报蒋介石），“对于和平统一，诚意甚少，其目的总以视外交为转移，认为在外交吃紧时间，中央无奈伊何也”（10月28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义密报蒋介石）。最后，龙云的调处毫无成效。10月3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说：“此间续谈结果，西南两机关照旧不动。所有两广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两粤划为一军区，以陈为长，大体如此。”
1936年1月，胡汉民由欧洲回国；5月，忽因脑溢血病故。这时，蒋介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这里所讲的“情报”就是陈济棠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探悉了蒋介石要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三大原则，据李宗仁估计，可能是蒋介石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其用心是想挑起粤、桂之间的摩擦。当时，陈济棠对蒋介石这个决策有另一番想法。“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于是，陈济棠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所谓“主动”，陈济棠认为“惟一可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而且又认为当时蒋介石既有事于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而日寇侵略华北（日寇要求华北特殊化），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时机”。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广先动手了。
1936年6月1日，两广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2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冬”电，逼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4日，西南将领（即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和李宗仁）率领全体将领及海军、空军、要塞司令等数十人，由陈、李领头，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表示“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发，全国震动，这就是两广“六一”事变。
当时，西南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三个军、一个独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再加上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在发动事变时将独立师和教导师扩编为两个军，总共约七十个团、二十万人马。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两个军，临时又扩编了两个军，再加上民团，总共约十万人马。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是黄光锐），广西有三个中队（司令是林伟成）。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是张之英）。蒋介石方面的兵力比较分散，追击长征的红军和乘机对黔、川、康各省的驻防；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闽，浙、苏、豫及陇海线各地驻兵；还有一部分在抗日前线。这样东抽西拉，剩下来能拿出来对付两广的仅二十万人马。双方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两广方面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大廋、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蒋介石方面将原驻贵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境；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调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并将空军集中在湘、赣两省基地，以一部海军集中厦门，准备以海空协同陆军作战。
事变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广东的陈济棠为中心；第二阶段是以广西的李宗仁为中心。
第一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冬”、“支”两电发出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和抗日救国军”，颁发了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这时，蒋介石伪装镇静，在6月8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说：“本来两粤与中央并没有多少隔阂，中央数年以来，始终秉集中国力的方针，苦心以谋团结之增进。在胡先生逝世以后，中央认定格外要体会胡先生救国苦心，对于在两广各位同志的意见和政治主张，必须尽量的容纳，也相信在两广的同志，必能够体察胡先生的遗志，进一步的实现团结，以增进我们一致的力量，完成我们救国的志愿，这是中央最近对于两广至诚的态度。”又说：“最近一周以来，各方面的谣言格外多，尤其是日本同盟社所发的消息，格外离奇。说两广要单独抗日救国，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上，并且现在已经出兵到了邻省的某某地方，而其他外国的新闻电讯社，也辗转传播不一其词。甚至还有推测两广出兵不过是假抗日的名义，事实上是联日，其目的在推翻中央，诸如此类的谣言，很多很多。现在两广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们还不十分明了。但我们相信中央和两广救国的精神是一致的，两广同志对于救国必先团结以及分歧不能救国的认识，必与中央的看法相同的。不但外文报纸种种诬蔑他们的话，我们绝不能轻信，就是说他们已准备单独出动，我们根据常理来判断也认为绝不可信。”蒋介石的这番话无非是表示他没有要乘机解决西南的企图。他还表示中央马上就要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两广一般同志关心国家安危，异常殷切，一定能踊跃参加，共决大计”。同时，蒋介石复电陈济棠，说今天要救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要陈济棠“部队的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要陈济棠推派负责人员来京“共同商决一切”。6月9日，蒋介石用中央委员会名义电复西南各委员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逾。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其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这个时候蒋介石是企图以开会商讨为名，制止西南部队的行动。对此，西南方面立即于6月11日发出“真电”，针对中央9日的“佳电”的内容逐一驳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在军事上要蒋介石同意其建立救国军，让其北上，给其饷粮接济。7月初，西南方面组织了一个由三百多人参加的北上请愿代表团，请中央回师抗日。同时，派了五位中央委员去参加五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项救亡案（即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废除中日间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等）。
蒋介石采用了各种手段来解决广东的问题。
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全会的名义指责西南方面的行动，是“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全会还通过了唐绍仪等三十一个中央委员的提议：“请明令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同时，又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把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余汉谋等吸收为国防会议会员，指定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负责整理全省军事”，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会外，蒋介石在7月13日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表示。“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认定内不能安，不仅外不能攘，而且连‘外交’二字也谈不起来。由此可知此次全体会议所讨论的要案，虽然包含内政外交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内政问题。”于是他就斥责“两广异动”，认为“这件事如果纯就国家的法律纪纲而言，当然没有放任容忍的余地”。在暗中，蒋介石不仅向两广调集军队，而且进行了分化陈济棠内部的工作。蒋介石先是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7月4日，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蒋介石。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并宴请这批飞行员，大吹：“你们全体空军同志，冒险犯难，归到中央，革命精神，已经是全部的表现了！空军人格，已经充分地提高了！乃至全国军人的人格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因你们这一次的举动而无形中提高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没有不重视这一回空军来归的事实的！没有不赞扬我们空军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而奋斗的精神的！”陈布雷在日记中特地记上这一笔：“粤事渐定，空军黄光锐等全部来归于中央，蒋公颂词训勉，优待有加。”【37】据说，为了收买这批空军，蒋介石花了比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多的钱。最初，蒋认为太不合算，不肯出那么多钱，但听到经纪这项买卖的人说，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在广东的全部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蒋才答应。接着，蒋介石又收买了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余就通电拥护中央，对陈济棠实行“逼宫”，限陈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收买，声明服从中央。蒋介石就在二中全会上免了陈济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张达也着手迎接余汉谋上任。陈布雷回忆说：“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即在中央纪念周发表极恳挚严正之谈话，主张对日问题，应于全体会议中解决，一面电劝粤方，将入湘之师撤回粤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会之日期，粤方仍未遵从，中央乃遣队伍驻屯于衡州以北，师行神速，卒阻异谋使不得逞，其时中央各军事首领及冯焕章、李协和和唐生智等均电陈李白切劝慎重，而蒋公亦对陈济棠恳切诰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38】蒋介石这么一搞，陈济棠就被搞垮了。7月18日，陈济棠宣布下野，随即到香港去了。陈走之前，给了李宗仁二十万大洋，要李回广西“缓图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