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蒋介石的反共、压民、图西南
一、蒋介石的反共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着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172】，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恨超过了对日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173】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是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来的一次重要标志的会议。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在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竞起”的“艰险”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确定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
1939年3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会长，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纲领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有国民人人所易知易行之简单而明显之三个共同目标，为国民精神所当集结者，当首先标揭之，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与（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是也。”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条款中说：“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条款中说：“在此时期，应无所谓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惟求得军事之胜利。”在“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条款中说：“有理智、有良心之国民，此时除殚思竭力如何巩护国家求胜利以外，应无暇有其他思维和必不暇有其他行动。”在上述“至上”、“第一”、“集中”下面，还提出了“精神之改造”的五个方面，即“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戊、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五个方面的根本之点是要“纠正”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怎么来纠正“分歧错杂之思想”呢？在纲领中列举了四条：“（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民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制定和公布的同时，还制定和公布了《国民公约及誓词》、《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5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誓词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蒋介石大张旗鼓地推行这一运动，打着为战胜敌国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旗号，其主要的企图是要人民对他的独裁统治“尽至忠”、“行大孝”，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对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来一个“共同拒绝”。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在上述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和一系列条文的指导与实行下，1939年12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在东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七百余华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枸邕、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备进犯延安。在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电文中具体说及：“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迨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围两月，枸邕则杀人夺城，鄜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几，安定则两次袭击，而绥米河边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何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然自七月蒋委员长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摩擦从此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乃重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池略地之消息，又不绝于耳矣。”【174】在1940年4月召开的、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德等刚电谓其全军有二十三万之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懔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
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防止案”（也叫“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这个“防止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175】很显然，这个“防止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反共的一个先声。
同年10月19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七月间）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
同年12月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令文说：“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恪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于是，在1941年1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一万人北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1月25日对苏联驻华大使说：“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觉悟。”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1月30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176】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反共活动，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有力的回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到了1943年3月，蒋介石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掀起了新的反共活动。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希特勒德国在西方节节败退，日本在太平洋上也不断失利；英美又同蒋介石签订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在名义上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这无疑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对罗斯福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胜利。”【177】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叫陶希圣代他写了这本《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怎么个“内政”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他吹嘘这种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的国民党，他吹嘘这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要“来开创，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蒋介石的另一面主张：“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甚至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这里所指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的“内政”主张，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国之命运的药方。这本书发表后，国民党的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报刊大造反共舆论，叫嚷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胡宗南就在军事上部署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亲自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将河防大军纷纷西调，在边区集结了四五十万人，准备大举进犯，并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最终，由于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使蒋介石这次新的反共活动没有得逞，蒋介石连忙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说：“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二、蒋介石的压民
在抗战爆发后，人民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抗日民族民主的热潮喷发了出来，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一种冲击与威胁。于是，蒋介石更加强了对人民的特务统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其整个政策动摇于抗日反共之间，其原来的特务机关“失去中心对象”，组织一时混乱。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企图统一其内部派别及特工组织，合力对外（抗日反共），在军委会之下设第六部，以陈立夫任部长，下设四个组，以CC之吴开先、徐恩曾，复兴之酆悌、郑介民分任组长，平分秋色；另决定统一其特务机关，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两个处：第一处（CC特工）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复兴特工）处长戴笠。调统局设立后，CC与复兴的冲突有增无减，陈立夫指挥不动戴笠，下层组织更是互相矛盾，无法合并，工作上受到很大影响。蒋介石鉴于合并的失败，同时为了适应当时的新形势，一面下令解散CC和复兴的组织，另外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另一面为加强特务工作，建立了“中统”和“军统”。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组建的。事前，蒋介石对陈立夫、刘健群、康泽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陈立夫、康泽等人进行了积极活动。1938年2月底，蒋介石搞了一张“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列有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段锡朋、张道藩、张厉生、谷正纲、谷正鼎、贺衷寒、刘健群、康泽、卢作孚、甘乃光等。同年3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了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主要是取消了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接着，在临全会的一中全会上，通过了陈布雷、陈诚和康泽三人所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提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1938年4月下旬，在汉口开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月间，又开了筹备会议。6月16日，蒋介石以团长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说：“本团之创设，非为吾青年个人谋出路；而要求吾青年献其能力、自由与生命，以为国家民族谋出路。非为吾青年策安乐，图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艰危，以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与三民主义之实现。”6月下旬，蒋介石发下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名单和各处处长名单。过了几天，蒋介石发下了第二个名单，变更了组织处处长的人选，原为康泽，现改为谭平山。第二天，蒋介石又发下了第三个名单，再变更组织处处长的人选，将谭平山改为胡宗南，以康泽代理。可见，蒋介石亲手抓了三青团的组建，而考虑十分仔细。陈布雷在1938年的日记中说及：“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178】1938年7月9日，蒋介石借这个北伐誓师纪念日，在武昌召开了三青团中央团部成立大会。蒋介石作为当然团长在会上宣誓，宣读了康泽为他起草的誓词：“中正真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宣誓，永矢弗渝。”接着就是第一批入团的人宣誓，蒋介石是监誓人，并对第一批入团的人训了话。
中央团部成立以后，即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叫陈诚来当书记长；后因陈诚以担任前方军事，蒋介石改派朱家骅代理书记长。1939年1月，中央团部由武昌移设重庆。7月17日，临时中央干事会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增设了临时中央监察会。蒋介石仍派陈诚任临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派王世杰任临时中央监察会书记长。1940年9月1日，蒋介石改派张治中接任陈诚。1943年3月29日，三青团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及中央监察会正式宣布成立，蒋介石指派张治中及王世杰分任书记长。
这个三青团在当时主要干了一些什么呢？因时处国共两党正在合力进行抗战，不可能公开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反共反人民是它的工作中心点。在三青团的工作纲领与计划中明确规定：“阐扬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及团长训示，加强青年思想领导”，“纠正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思想与言论”。在团员的当前任务中更露骨的指出：“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间接是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持粮食、操纵物价、营私谋利的行为及藉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应坚决反对之。”“本团团员应切实扶助社会舆论，提高民众智识，协助地方自治，健全保甲组织，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主’之言，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行动上要求三青团员必须做到：“凡我同志，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地根据本党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予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碍抗战危害民族国家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务使一般民众，认识他们的假面目，不致受他们的欺骗宣传。”“凡有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团体，决不容有奸党同时存在，否则，便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奸党把持或活动最力之机关学校团体，应努力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设法促使其中主要分子之觉悟。”甚至还要求三青团员：“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报告上级，通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三青团正是干尽了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各种勾当。他们举办了所谓“特聘学术讲座”，由中央团部聘定各大学著名教授，分赴各地专科以上学校，讲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们在西北设立了所谓“西北青年劳动营”，收容什么“奸伪分子”，施行“感化教育”。他们推行蒋介石提出的“五项运动”中的所谓“三民主义文化建设运动”，大搞什么“（一）展开三民主义的思想统一运动；（二）加强三民主义的研究与发扬；（三）树立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四）促进三民主义的五项建设”。他们兼办了蒋介石在1934年2月宣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打着“以廓清社会上各种污染的恶习，建立起现代的新的风气”的旗号，实际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大人民的抗日爱国言论与行动，让广大人民听任蒋介石摆布。当然，也不可否认，不少青年在“战地服务队”干了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其中如湖南各战地服务队，曾历次踊跃的参加湘北会战，与保卫长沙的前线将士同时立下了光荣的功绩。三十一年五月，浙东战事发生，金华、兰溪、云和等地战地服务队队员，都能奋不顾身，掩护退却，并抢救伤兵。三十三年，中原及湘桂战争先后发生，河南和湖南各战地服务队员，都曾经协助疏散人口，侦察敌情，直到敌人到达时，然后撤退。”【179】总的来说，蒋介石在当时搞这个三青团，名义上解散了CC、“忠实党员大同盟”和复兴的组织，实际上利用这个新的反革命组织起“后备军”的作用，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备”反革命的“新细胞”、“新血轮”，并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发展”，以消除其内部矛盾的增长，实现其“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但是，三青团成立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CC和复兴矛盾的继续。三青团既不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亦以三青团的发展为顾忌，【180】互相咬得很厉害。三青团成立之初，表面上从事团务工作的骨干有些就是国民党的党棍，而实权则操于复兴社这一派人的手里。从此，CC势力在党，复兴社势力在团，彼此分权后摩擦不断。在入党入团的年龄上大争特争，在各种反动社会团体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互相倾轧，以致发生大规模的械斗。由于党、团双方矛盾扩大，1946年9月，三青团在庐山举行二大时，便公开酝酿与国民党分裂，弄得在场的蒋介石非常狼狈。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分别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痛骂了一顿，然后用“加强团的独立性”来缓冲了这场狗咬狗的斗争。在大会结束后归途中，陈立夫向蒋介石竭力诉述党、团分裂的危机，认为“再要加强三青团的独立性是一种自杀政策”。于是，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有两个形式的存在，决不能像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一组织，成为一体。”最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双重身份宣布党团合并。结局是：名为合并，实为争斗，没完没了。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党务系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是1938年8月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CC在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以朱家骅（当时为秘书长）、徐恩曾【181】为正副局长（实际上完全由徐负责）【182】。1942年，蒋介石又先后派顾建中、郭紫俊为副局长。1944年，朱家骅辞去兼职，由徐恩曾升任局长，这一年冬被撤职，由叶秀峰继任。
“中统”建立后，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开始取得了“合法”地位，于是由原来的完全秘密而转为半公开，成为“机关公开，业务秘密”的特务机关，对内对外均以“中统局”名义活动。蒋介石指定“中统”的三项调查任务，即“党派”，“民意”和“贪污”，其中心为党派情报。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后，中统局本着“日本为癣疥之疾，共党乃心腹大患”、“反共第一”的方针，“以十分之四力量对付共产党，十分之四力量建立党网（即党员监察网），十分之二力量进行其他特工”。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的反共特务组织，并作了普遍的布置。在国统区，“各省、市党部，普遍成立调查统计室，在省、市以下各级党部，设立专人负责对付共党工作”，并决定“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保甲组织中，广泛的建立反共监视网”，“在每一角落，布置特务细胞”。此外，动员全党做特工，“策动全体党员，各就该地生活环境，担负对共党之调查防范工作”。在解放区，先对其周围建立特务据点，形成包围阵线，层层封锁；对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点线工作”，“选择干练人员，予以特殊之技术训练，打入共党各级组织及外围团体，进行内线工作”。在沦陷区，“各级党部设专人策划共党之调查及防范工作，应用公开与秘密之方法，对共党打击与破坏”。中统控制和运用以及渗入活动的机关非常广泛，计有邮检机关【183】、盐务机关、税务机关、交通机关、司法机关、社会机关及社会团体、粮政机关、户政机关、统计机关、经济机关、民意机关、“会报”机构、军事机关【184】等。
在抗战期间，中统除对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参政员与规定办事人员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因观瞻所系，仅作秘密的监视与侦查之外，其余革命组织，一经发觉，即秘密进行破坏。主要的具体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是蒋介石指使徐恩曾拟定，交陈布雷（当时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修改，再交蒋介石决定。下颁时，作为中央秘书处代电发下去的“绝密”文件。所谓“防制异党”，在中统内部认为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即可以把日本当作朋友，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民进攻，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镇压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布置中统特务一面读马列主义的书刊，讨论共产党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做到伪装。如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再如在中统内部进行演习，“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作一番分析判断乃至宣传活动，然后由参加演习的特务进行评论，要做到以伪乱真的程度为止。另一面研究共产党内思想不稳的、可能叛逆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如何扩大问题使其动摇并且达到背叛。对这项工作陈立夫是很得意的，他曾指责军统说：“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中统把这项工作当作业务的骨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统的反共活动比军统更阴险。
第三，派特务打进延安，拉叛徒充当特务。如叶秀峰曾看中了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博清，经过培训，打扮成为一个热心“爱国”的“纯洁”青年，于1938年到延安混进抗日军政大学，然后由抗大出来再回到重庆做官。再如叛徒杨为，升为研究室主任，专与叛徒谈话，一起研究关于共产党的策略与路线，并写成专门报告，送交徐恩曾转蒋介石过目。蒋介石对此甚为欣赏，曾两次传令嘉奖这项政治战的功绩。
第四，迫害进步青年。运用青年学生中的败类，成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外围组织，吸收道德品质极其堕落的人进入核心，同特务配合一致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以重庆为例，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将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半公开的有三个组织：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他们对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使特务机关根据记录造成黑名单，根据黑名单分别进行逮捕、打击、警告、收买、分化等等卑劣手段，以残害青年。又如，出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我选择了自由》等国内外反动书籍，来扰乱视听，污蔑共产党，麻醉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尤其是这些书中以无党无派的“中间”笔调写成，诉苦诉怨，骗取幼稚读者的廉价同情，列举完全捏造的假事实，丑化人民革命的神圣事业。再如，中统在重庆开办一些书店，特务店员是经过训练的，看人说话，有时对牢骚满腹的学生说些技术性的“左”派话，进而和这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再进而施展特务工作，以达到迫害青年的目的。
除了上述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外，中统也派特务进入沦陷区活动，搞日本和汪伪的情报；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蒋介石亲下手令：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义务与责任，对党的调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但反共反人民是中统的中心任务，据中统局自述：仅1940年及1941年两年中，“逮捕共党八千一百九十四人”，自1940年至1942年9月，“共党有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自首”。【185】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军务系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军委会办公厅下设“调查统计局”，贺耀祖（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一切由戴负责）。【186】1945年8月钱大钧离职后，戴笠代理局长职务。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的凶狠的走狗。戴笠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我们不是政治集团，而是领袖的耳目”。但由于戴的资历太浅、军校出身期别也低（黄埔第六期还未毕业），所以蒋介石只让他任副局长。但历任局长贺耀祖（1938年8月至1942年）、林蔚（1942年至1944年）、钱大钧（1944年至1945年8月），也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与人事、经费，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4月1日军统进行“四一大会”【187】以纪念“我们的工作纪念日”时，局长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还不知道还有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惟一的老板。
“军统”建立后，在“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下，主要工作是加强反共活动。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是一个搞反共活动的好时期。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之后，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召集原来的特务骨干开会，他说：“国民党掌握了广大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借口逮捕汉奸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他还分析许多情况，说：“共产党穷，生活很苦，又没有公开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不把共产党搞垮。”他再三强调：“这一政策一定要认真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而且军统为了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目的，采用了最恐怖的手段，对内有所谓“许进不许出”（即加入其组织是“终身制”，不得自由退出），“许做不许说”（即要绝对守秘密），“许单不许双”（即不能发生横的关系），“许死不许活”（即“不成功便成仁”）；对外以手枪、炸药、暗杀、绑架、逮捕、屠杀等等来进行破坏活动。主要的具体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一些。
第一，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增设其特工组织，将其力量渗入军事、政治、警察、外交、交通、运输等部门中，扩大外围机构，增强反共反人民活动。如1939年，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计有八个区、三十个站、一百九十一个组，1939年以后由于加强反共，在西北、华北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增设组织，其重点放在西北。又如在军事机构方面控制着：各行营、各绥靖公署、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调查科、调查组以及外事处等组织；各部队之谍报参谋及部分杂牌队伍之政训处；各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以及某些党政工作队，航空委员会各地之调查组与监察总队以及空军政治部及顾问事务处；军令部第二厅及其各处；各地警备司令部或卫戍司令部之稽查处、警察室等；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及所属各地之邮电检查机构；军委会华北督教团。在行政机构中控制着：行政院中各部会中的某些视察或督察人员；各地省政府及督察专员公署之调查室、各县之视察员；各省保安处之第三科（谍报科）。在交通运输机构中控制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及各地货运管理处、货运管理站；交通部之交通巡察处（包括以前财政部之缉私署、军委会之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及交通检查所）。
第二，利用抗战名义欺骗无数青年，在各地开办政治、情报、行动、电讯、译电、爆破、外事、参谋、交通、会计、查缉等各种性质的训练班，制造大批的军统特务。当时，重庆有所谓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政治训练班、特种政治人员训练班、短期训练班、无线电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练班、外事训练班、参谋训练班、交通人员训练班、爆炸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南洋华侨训练班、稽查监察人员训练班、邮政检查干训班、查缉干部训练班等；陕西有所谓西安军委会特种干部训练班、西安电讯分班、西安训练班、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等；浙江有温州特训班、荣春特训班；安徽有广德训练班、临泉训练班；湖南有临澧训练班、黔阳训练班、衡阳查缉干部训练班；兰州有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贵州有息烽训练班；昆明有交通人员及外语人员训练班等等。军统局就依靠这些训练班，成为其干部的主要来源，把无数青年引入歧途，为反共反人民服务，作“领袖忠实耳目”，“捍卫领袖安全”。
第三，招降纳叛，用封官晋爵等办法，诱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的成员叛变革命，堕落成为军统特务。如当时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袁不仅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且出卖了八十多位地下党员，自己捞到一个军统少校组长的位置。张国焘叛变后，蒋介石特将张交给戴笠，戴笠感到这是蒋对他的信任，于是由张主持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专门进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派遣特工、搜集情报、分化离间、阴谋破坏的所谓“策反”工作。同时，还采用秘密手段逮捕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领导人，甚至处死灭迹。
第四，建立中美合作所。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国想利用蒋介石的军统特务机关，发展在华的特工，企图达到打败日本，同时能控制中国，建立反苏反共基础的目的。蒋介石也想利用美国的新式技术、经济资源，来强化与扩大其特务组织，以达到所谓“本着中国的精神，利用美国的技术，建立德国式的秘密警察与党卫军”的目的。于是，1943年春，美蒋签订特工合作协定，在军委会下设立一个“中美合作所”，由戴笠及美军海军准将梅乐斯分任正副主任，在全国各地，特别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周围，设置了许多美蒋联合特工机构，并在各战区建立“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等武装特务。
第五，在各战区及沦陷区进行了不少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开展。如戴笠自己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也曾亲赴前线搜集情报，向蒋介石报告战况，1937年11月9日和11日，先后两次密电告蒋介石。但同时，又勾结日伪摧残抗日爱国民主力量，还派遣人员“奉令伪化”，进行所谓“曲线救国”，如“别动队”、“忠义救国军”散布在江浙一带进行“联伪剿共”活动。
总而言之，蒋介石手中的“三青团”、“中统”、“军统”，在抗战期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从事过一些抗日的活动，但其主要的活动是反共反人民，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三、蒋介石的图西南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统治的地区是西南各省。西南各省原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1935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虽然把手伸了进去，但未达目的。这时，蒋介石利用抗战的时机，在西南地区再度排除异己，力图完全控制西南各省。所谓“西南问题”，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问题。
西南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抗战期间，贵州几乎完全为蒋介石所控制，西康则在四川地方势力刘文辉的统治下（刘文辉原同刘湘均为四川的大军阀，刘文辉是“保定系”，刘湘是“速成系”，1932年冬至1933年夏，二刘发生了四川军阀三百多次混战中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战争，刘文辉败退西康）。所以，西南问题的中心在于四川、云南两省。蒋介石想乘抗战之机，把四川和云南弄到手。
四川是西南问题的中心的中心。当时四川有六千多万人口，是兵源的基地；重庆又是国民党的陪都；抗战爆发后沿海许多企业内迁四川，又建了不少新的中小型工厂；四川每年粮食产量比西南任何一省都多得多。所以，四川是当时蒋介石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刘湘在蒋介石的卵翼下打败了四川其他军阀，成了四川的统治者。蒋介石在追击长征红军时，不断向四川扩张，在四川统治权问题上，刘湘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西安事变”时，刘湘准备调集军队包围蒋介石在重庆的行营和在成都开办的军事学校。何应钦也派人到成都想联合刘湘共同反蒋。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西安事变”就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时，刘湘还乘机恢复四川行政和财政的独立。这时，蒋介石的部队正大举进攻陕西杨虎城部队。为自卫计，川军在重庆一带布防，阻止蒋介石部队的进犯。但是，刘湘的一切活动，都瞒不过蒋介石的耳目。蒋介石蓄意要吃掉刘湘，1937年6月，蒋介石提出要缩编四川军队，又提出要军民分治，刘湘主军，由蒋介石派人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坚决抵制。1937年7月，蒋介石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召开了川康整军会议，矛头主要是指向刘湘，对其他军阀（二十军杨森、二十四军刘文辉、二十八军邓锡侯、二十九军孙震及四川边防军李家钰）是能吃则吃，能削则削。当时刘湘是省主席兼四川善后督办（后改为川康绥靖主任），各派军阀对此都不满，但慑于刘湘的力量，表面唯唯诺诺，而思想深处则有强烈的反感。蒋介石就利用这一点，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加剧其内讧。由于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何应钦仓皇离开重庆，上清寺的川康整军会议交给贺国光主持而草草了事。这一阶段，刘湘对蒋介石还是比较硬的，刘湘说过这样的话：“我如果要干的话（指川军要反蒋），就是天也要打它一个洞。”
抗战一起，蒋介石有了借口，调刘湘的军队出川抗日，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88】。刘湘无法抗拒，为了怕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带病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到南京前线，不久就病死在汉口。刘湘在病中考虑到一时不能返川，前后方的军政应作重新部署，但未达结果。也有传说刘湘是被阴谋毒死，因刘湘虽患胃溃疡，但身体素健，应能做长时间的支持，后病情急速变化，致死的原因有各种传说。
刘湘死后，蒋介石大喜，四川群龙无首，大可为所欲为。刘湘死后三天，蒋介石就下了三个命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主任和四川省主席等职务。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撤销川康绥靖公署。蒋的这一举动，引起四川地方军人的一致反对。刘的部属认为：刘湘刚死，蒋介石既不派员来蓉慰言，又不与有关各方商洽，即命张群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因而群情激昂，决定反对张群来川，在成都全城张贴标语，并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中央在川势力薄弱，张群无法上任。当时，前方抗战军事紧张，后方又复动荡，蒋介石知道硬干不行，遂改变策略，复电四川各将领，说什么：“刘故主席部属即中正之部属，决一视同仁，希各安心。”同时，蒋介石一方面保留川康绥靖公署，让钟体乾暂代川康绥靖任主任；另一方面任命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王赞绪当四川省主席，中间一段时间由秘书长邓汉祥代行。不久，王赞绪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同康泽勾结，向蒋介石密报四川地方军人反蒋活动的材料。四川地方军人为了打击王赞绪，曾联合起来揭露王的种种罪状，还调遣一部分军队集结成都城郊，剑拔弩张，形势严重。蒋介石不得已罢免了王赞绪，由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由行辕主任贺国光兼省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眼前既可压服川康大小军阀，又可在适当时机过渡给张群。蒋介石兼任省主席后，授意张群组织一个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1940年6月在重庆挂出招牌，1941年2月迁设成都，蒋介石兼委员长，张群以常务委员的名义主持一切事务。这个委员会只活动了一年零九个月，1942年2月奉令收场，搞了一本洋洋九十万言的《川康经济建设计划大纲》的空文。其间，张群又在重庆搞了一个川康兴业公司，1941年5月挂出筹备委员会的牌子，张群任组织委员，1942年2月1日正式开张。蒋介石、孔祥熙专门派代表参加创立大会。在这些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张群日渐取得了四川地方军阀的支持，邓汉祥一天曾对人说：“这下张岳军的事完全决定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他们早愿与张结交，只是打通下面几个拥枪杆的师长较费唇舌，直到今天下午才算说服，晚上这几个师长已去北较场军校向贺耀组当面表态，一致欢迎张岳军主川。贺在当晚即电蒋报告，日内可见分晓。”1941年11月15日，蒋介石明令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调贺国光为宪兵司令兼重庆卫戍总司令。这个时候，四川地方势力已无法反抗，各方似皆翕服。18日，张群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举行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席上宣布就职。从此，四川地方政权便落入了蒋介石的手中。张群一上任，就在省参谋会上表示：他追随蒋介石数十年，决定以身殉葬。从1940年底至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通过张群，大量利用四川的人力与物力。每年在四川强行增收黄谷一千一百七十万担，强征壮丁五百万名。四川地方的军力也大被削弱，部队只剩下不足四个师。
就云南来说，那是龙云的天下。当时云南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蒋介石的大后方和补给基地之一。尤其是上海、广州先后失守以后，中国就再没有国际港口了，国际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只有从香港经滇越铁路运到内地。因此，云南的战略地位更重要了。
蒋介石一心要控制云南，并在那里开辟一条国际通道。当时的云南在龙云的多年经营下，已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机构和做法。在军事上，云南的军队是直接向法国和比利时军火商人购买武器而装备起来的；龙云还在全省建立和训练一支保安队，以扩充其实力。在经济上，龙云搞了一个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经营和管理云南各项企业，一切积累都归云南地方所有；一直到1941年，云南仍使用地方发行的滇币，法币不通用。龙云对他的一套搞法是这样解释的：这一套是为了抗日而采取的措施。他曾对部下说：“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这些准备，就是购买武器、训练保安队、建立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等等。
龙云对日本和对蒋介石采取的总对策是：抗日防蒋。蒋介石却想借抗日之机，来解决龙云。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召龙云到南京开会（各省军政长官都在），商议抗日事宜。龙云当时认为蒋介石没有抗战的决心，他曾对朱德说，要派一些人到八路军去学习游击战，而且从朱德处索取密码本（以后龙云确实用这个密码本在昆明同延安的电台联系）。龙云为了准备抗日，还在云南办理积谷（类似清王朝时搞的“义仓”）。云南原来是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向来依靠越南进口。自“九一八”事变后，龙云预料中日将会大战，粮食问题非常重要，云南必须做到粮食自给才行，于是就着手办理全省积谷。到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时，云南全省积谷已有相当数量，每年继续递增，到了抗战期间已有一定的充实。在抗战期间，各个方面的人员涌进云南：京、沪、两广沦陷，各地的人纷纷到滇，多数机关、学校、工厂陆续迁滇；缅甸沦陷，大批华侨回国；蒋介石驻滇的部队有数十万，美军及技术人员约两万人。总计有军民一百多万人。加上滇越铁路早已中断，粮食没法进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云南粮食供应不缺，这不能不说是龙云的一个功劳。同时，龙云对蒋介石也是早有防范。龙云在回忆中说：“他（指蒋介石）一向表面上对我是很尊重的，我对他也并无私人成见。我和他有十多年的关系，起初对他竭诚拥护，后来看他为人处世，师心自用，对他才渐渐怀疑起来。到后来，我看出他的所谓‘长期抗战’，不过是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地位，借抗战之名，消灭异己，独裁集权，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又说：“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189】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三步法，即调出、派进和解决，来吃掉云南这块地盘。
第一步是调出。抗战一爆发，蒋介石就以抗战统帅的权力，将龙云经过多年训练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云南精锐部队的主力抽调出境。1937年9月，以卢汉任军长的第六十军（辖三个师：第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第一八三师，师长高阴槐；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共三万五千多人，由昆明出发，经贵州转湖南，奉命保卫南京外围。后来不料南京已沦陷，部队转至武汉，归陈诚指挥，参加保卫武汉战斗。1938年2月又调驻京汉铁路孝感、花园、武胜关及信阳一带训练，中上级军官调到武昌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同年4月，又被调至郑州转陇海路到兰封、归德一带，归李宗仁指挥，不久参加了徐州会战。徐州失守后，蒋介石打电报叫龙云到武汉。龙云到武汉见到蒋介石时，蒋非常殷勤，请龙云吃饭时两次表示：“志舟兄此次到武汉，等于带着百万雄师来的。”因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有改变，提出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蒋恐怕地方人士及抗日将士对他的威信有所动摇。同时，蒋介石又要求龙云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云答应了，派孙渡率领第五十八军出发到抗日前方。
第二步是派进。1939年冬，日本侵略越南，滇缅交通受到威胁，蒋介石下令抽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190】率原第六十军的一八二、一八四两个师及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率领的第五十二军开入滇南，沿滇、越边境布防。杜聿明认为：“这是蒋介石的中央军首次进入云南，也是蒋介石为吃掉龙云而下的第一步棋。”接着，蒋介石又乘远征之机，将他的部队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集结。虽然由于蒋、龙矛盾尖锐化，但部队还是在1941年进入云南境内。当时进入云南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蒋介石部队：一是蒋介石为了保卫滇缅国际交通线，成立的国民政府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和昆明防守司令，前者以林蔚为参谋团长，后者以杜聿明为防守司令。二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根据中英军事同盟协定，蒋介石将准备入缅的部队停留在云南；翌年2月，除入缅部队以外，集中在云南境内的蒋介石的部队有十多个军，此外还有一些美国部队。三是为了指挥上述部队，1943年4月，蒋介石又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滇西楚雄，把楚雄以西的军队指挥权从昆明行营（原行营主任为龙云）划分出来，削弱了龙云的力量，而且楚雄在昆明附近，可以就近监视龙云。
第三步是解决。蒋介石一面向在滇的亲信面授机宜，掌握龙云的动向。蒋曾对宋希濂（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说：“你到昆明后，首先要了解云南的情况，搞清楚昆明附近的地形，对各重要据点要确实控制，随时提高警惕，并与王叔铭（当时驻昆明空军司令兼空军学校教育长）密切联系。”1942年2月21日，蒋介石同宋美龄出访印度回国在昆明住了几天，蒋介石十分抓紧，要宋希濂和关麟征向他报告云南情况、龙云的态度及其左右的重要人物和这些人平日的态度，并且要宋、关多和龙云左右的人接近，随时注意这些人的言论，但又不要让这些人察觉。后来，蒋介石又要宋希濂到西康的西昌，了解刘文辉在那里驻有多少队伍以及西康同龙云之间的联系情况，并要宋将这些情况亲自书面报告他的侍从秘书肖自诚。蒋介石另一面把军统特务密布云南，在昆明设立了一个大站，张维亚任站长（当时以昆明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名义为掩护），下辖开远分站及昆明、永江、尤理、保山、腾衡、会理、西昌、腊戍、曼德勒、仰光、曼谷等组。蒋介石在表面上对龙云说：“戴笠派在云南工作的人员，我已告诉他全部撤回，今后如有人假借军统名义在云南活动，你可以拿办。”
蒋介石同龙云的矛盾和斗争贯串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想解决龙云，把云南搞到手的算盘始终未能得逞，直到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乘机用武力把龙云赶出云南。当时，蒋介石一面叫龙云派军队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龙云派卢汉率领三个军前往越南。这本已绰绰有余的兵力，而蒋介石却说日本有阴谋，接收兵力不足，恐怕出意外，多方劝说龙云再扩充一个军加入第一方面军【191】入越受降。经过一番曲折，龙云将他原来留在昆明的“保险”家兵——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的一个师扩编为一个军【192】随同第一方面军开入越南。至此，龙云多年所训练的“看家宝”只剩下龙绳祖（龙云的二儿子）一个师和宪兵团、警卫大队了。而蒋介石在昆明的部队尚有第五军、第二0七师、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所属四个团、宪兵十三团等武装。蒋介石另一面指使杜聿明（当时昆明防守司令）发动了“昆明事变”。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他的心腹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他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要杜最好一枪不发，并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并对杜说，龙云“仍然是你的长官，必须以长官之礼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但又说，他已命令昆明飞机归杜指挥，应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的话，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9月29日晚，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了命令，很快就解决了龙云的军警武装，派人给龙云送去了蒋介石的命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0月4日，龙云被迫离昆明赴重庆。杜聿明派了仪仗队到机场送行，杜在机场对龙云说：“对不起院长。”龙云回答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龙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就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是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怕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介石很难堪地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蒋介石在解决龙云的同时，还不得不笼络当时仅次于龙云的第二号人物卢汉。蒋介石连忙给卢汉去了一封亲笔信，一面强调“急需统一军令、政令”而把龙云调往中央，同时通知卢汉，任命他接替云南省主席，并要卢“晓谕所属，以安众心”【193】。
从蒋介石图西南这一点上看，蒋的抗战是不专心的，始终没有忘记乘抗战之机，把他的手彻底伸进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