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蒋介石实施战时经济体制
一、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从一组数字来看：
1937年中央财政收入为815，070，006元，支出为2，091，324，145元，亏短数为1，276，254，139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61.02%；1938年半年收入为315，001，915元，支出为2，168，652，314元，亏短数为1，853，640，399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85.47%（此为半年度）；1939年收入为740，254，565元，支出为2，797，017，948元，亏短数为2，056，763，383元，亏短数占总支的73.50%；1940年收入为1，324，878，298元，支出为5，287，755，415元，亏短数为3，962，877，117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74.93%；1941年收入为1，313，380，321元，支出为10，003，220，313元，亏短数为8，691，939，992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86.58%；1942年收入为5，631，561，230元，支出为24，511，126，755元，亏短数为18，879，465，527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84.90%；1943年收入为20，403，573，067元，支出为58，815，766，724元，亏短数为38，412，192，657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65.30%；1944年收入为38，204，902，465元，支出为171，689，200，747元，亏短数为153，484，298，282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84.90%；1945年收入为212，883，054，009元，支出为1，215，088，597，318元，亏短数为1，002，105，543，309元，亏短数占总支出的82.45%。
这一组数字中的实际收入是指租税、公债、专卖以及出售黄金等收入，银行垫款不计在内。收入与支出相差极大，其差额均由银行垫付。支出的内容，当然军事费用最大，估计1937年至1945年上半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44%还要多一点。
之所以造成财政如此之困难，当然是因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由关外伸向关内以至扩大到华北与东南沿海，于是出现一系列问题：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全部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由于这些城市被日军占领，大部分的工商业陷入敌手；我国的农业生产的重要地区为沿海及华中、华南各省（如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这些地区全部或部分陷入敌手，使农业生产逐渐受到敌人的控制；我国重要铁路多集中在华东、华南（如津浦、平绥、陇海、京沪、沪杭、浙赣、粤汉等线），自广州、武汉沦陷后，大部分的铁路沦入敌手；我国进出口贸易集中在沿海城市（如上海等进出口的大港），这些城市被敌人占领后，加上敌人对我海上的封锁，使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进口的工业产品及重要原料受阻后而大幅度减少，出口的农产品亦因海运中断而无法出口；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税、盐税及统税等大宗，由于沿海各省及重要城市沦陷后，关税收入大幅度减少，盐税收入锐减（因沿海盐场丧失）；加上向后方（所谓西南内地）迁徙的人口突增（约五千万），需要安置与供养。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归纳为：“抗战既起，日本军队蹂躏所及，农村则庐舍为墟，田圃生产化为烬余；都市则新兴工业悉被摧残。近年来，政府之所惨淡经营，以及私人企业家拮据捋荼之所得，皆荡析以尽。凡此苦痛，举国之中，无论何人，所同受也。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其最大目的，莫过于凭借军事的势力，以施行经济的掠夺。”【194】蒋介石在一个报告中亦说及：“自从抗战以来，敌人除了杀戮我们同胞，强占我们土地，焚烧我们财物以外，又封锁我们的海口，劫掠我们的资源，轰炸我们的各个城市，想来破坏我们的一切生产事业。”
要维持抗击日本法西斯大规模侵华的战争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要承担中国战区的供需，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后盾；而依赖苏联以及英美等盟国的外援，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可能的；加上十年内战时，蒋介石用去了大批钱财去“围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要大量的物资和巨额的钱财去支持抗日战争，这的确是一个难题。蒋介石本人虽是一个经济上的外行，但是他必须解决这个难题。
二、建立战时经济体系
1938年3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一个非常时期的经济方案，对“促进农业，振兴工矿，移民开垦，便利运输，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及厉行节约诸端，均有详密之规定”。这个方案明确提出：“经济政策应适应时代之需要，是以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凡对于抗战有关之工作，悉应尽先举办，努力进行，以期集中物力财力，早获成功。”“在此抗战期间，经济上种种困难，倍蓰于往日。而国本所关，政府职责所在，自应排除万难，努力工作，务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一切事业充分发挥其效能，以应战时之需要。”方案对推行农业以增生产、发展工矿以应供需、筹办工垦以安难民、发展交通便利运输、分别地区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裕外汇、厉行节约以省物力等七个方面作了分项说明，“由政府交由主管机关，拟具详细办法，分别实行”。呼吁“际兹存亡绝续之秋，尤盼全国民众，忍耐暂时痛苦，竭力节约，使有用之财力，集中于抗战之途，则最后之胜利可操左券矣！”4月1日，蒋介石在大会上致《闭幕词》，同时大会又发表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提出：“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至于新兴工业，直接间接关系抗战至深且巨，必须合政府与人民之力，于最短期间谋其复兴。凡此增进战时农工生产，以奠立战后经济基础，语其条理，虽经纬万端，而扼要言之，不外三点：第一，举国人民当以极端之节约，极端之刻苦，以从事于生产资本之累积与产业之振兴……第二，举国人民皆当认定此时所急，惟在抗战，惟在求抗战之胜利，一切产业之复兴之计划，皆当集中于此……第三，抗战期间，关于经济之建设，政府必当根据民生主义之信条……施行计划经济……以上三者，若能合政府与人民之力，见之实行，抗战力量由之充实，民生主义之基础由此奠定，有必然者。”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许多企业家“不辞跋涉，从远处到来”。会上，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这篇题为《勉励企业家在艰苦中拥护抗战》的演讲中，蒋介石共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战时全国两大工作：一是前方抗战，一是后方生产。今日全国生产会议，其重要性一如前方之全国军事会议。蒋介石说：“今天在后方生产，是和前方将士抗战做了同样神圣的事业，没有前方将士流血，不能保护后方生产，没有后方生产，也不能支持前方抗战。”
第二，经济、军事、教育，是国家三大生命力的源泉。而此次生产会议，就是实行生产的精神动员，以达到物质总动员。蒋介石说：“敌人用野蛮的军事，进攻我国，他的最后目的，是经济侵略，现在敌人在华北正拼命进行经济侵略，虽然敌人的毒计决不能实现，但我们要深深认识敌人吸血鬼的狰狞面目，一个民族精神被人屈服，是亡国的开端，而经济的破产，才是亡国的终结，我们今天要动员精神，同时要由精神的动员，达到物质动员。如果我们在抗战期间，不能同时发展生产，就不能支持长期抗战，而且即使抗战胜利，如果全国经济破产，这个国家还是随时可亡的。”
第三，富强是立国的根本方针，亦即全国上下勤奋工作的两个目标，而足食足兵，尤其是发展生产的紧急任务。蒋介石强调说：“必须足食足兵，才能长期抗战”，“现代战争，无论装备，给养，均须仰赖工业，所以生产是国计民生的中心问题。我们物质既不如人，要一面以精神补助物质之不足，一面还要迎头赶上，加速经济建设，建设是抗战的后盾，也是抗战的目的”。
第四，战时国民经济建设的六项要政：一是要集中资本，扩张生产；二是战时一切生产必须以国防为中心；三是要发展固有生产，保持全国的经济自给；四是要研究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品质；五是要厉行节约，蓄积建国资财；六是要劳资合作，提高生产纪律性。蒋介石说：“以上六点，归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增加生产，节省消费。这是战时民生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要根据这两大原则，来充实抗战军事需要，树立民生均给始基。”
第五，富强是物质建设的目标，勤俭是精神动员的根本，发挥精神与物质力量，完成伟大的三民主义建设使命。蒋介石突出地说：“我们要驱逐残暴敌人，实现国家富强，要时刻记得两个字，就是‘勤俭’。”
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围绕着“战时经济体系”作了一个决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物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会议通过《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认为：“国家在战时，其经济力之能否持久，为最后胜利之关键。而经济力之能否配合军事之发展，又有赖于其机关之健全独立，以及灵活运用。我国抗战三年有半以来，对于经济各部门之措施，已建立有坚强之基础……今后对策，实应积极动员全国人、物、财力，加强战时经济体系，以求生产之增加，分配之公允。并厉行消费节约，务使一切经济之力量，得收全盘控制之运用。庶几军事之需要无虞不给，而持久抗战胜利之把握，端在于斯。是以目前任务，首在谋战时经济体系之确立，贯彻战时经济法令之实施。”体系案对战时经济体系基本纲领归纳为十个问题予以提出，即确认当前对敌经济斗争为胜利之主要关键；应深切了解新时代国防经济政策之重要；充实并调整各级经济机构；动员全国专门人才，使成为经济抗战之干部；动员全国优秀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充任经济抗战之战斗员；动员全国工农及妇女，积极从事生产事业；经济机构，均依军事部勒与科学管理统一指挥；对于人民经济活动，应作有体系之计划，以配合军事之运用；对于金融贸易运输生产等关键事业，使成为整个经济抗战集体；厉行对敌经济。
在会议期间，3月31日蒋介石在五届八中全会总理纪念周上，又发表了题为《五届八中全会应有之检讨与努力》的讲话，对确立战时经济体制，作了一番论述。蒋介石说：“今后抗战，经济尤重于军事，军事只占三分，而经济要占到七分。因此，对于经济事业，全会同志应领导全党党员，要像过去三年前对于军事一样重视，一样努力，来一致奋斗积极推进，使我们战时经济，也和过去的军事一样，能够突破一切难关。这就是要确立战时经济体制，以奠定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底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作了题为《加强抗战力量确立建国基础》的开幕词和《五届九中全会之要务》的长篇讲话。就建设经济要务，蒋介石提出三点：一是目前为建设经济最好之时机，大家要立定决心，刻苦奋斗，以奠定我国经济独立之基础；二是充实总动员机构与经济机构，切实推进全国总动员与经济作战的业务；三是土地政策为总理三大经济政策之一，应成立专管机关，切实推行。蒋介石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既然参加了世界战争，则以后我们与各友邦之间，不仅军事上必须联合一致，而且经济上一定要互助合作！”全会通过了《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决议，对目前动员工作，作了五点要求，即“（1）全国人民力量充分发挥，合理使用；（2）士兵之粮秣械弹，供应无缺；（3）土地之使用，竭尽其利；（4）一切物力之补充，继续不匮；（5）全国人民之生活，能维持健康之水准”。全会还通过了一个《确定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认为：“自太平洋战事爆发，我国经济形势为之一变。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均须重新检讨，转移重心，确立自足自给之方略，并奠定战后经济复兴之基础。”并对八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提示纲领”。
1943年6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各地重要生产事业的代表及专家、政府各主管机关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2日，蒋介石以《检讨生产事业的成就和发展》为题，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要造成现代化的国家，就应该认定科学化、工业化第一个目的；二是此次全国生产会议，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战时生产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三是要使工业发展，必须先维持已有工业基础，对于资金，应研究如何调整工业资本，增加工业贷款，谋机器设备及周转金之补充与扩大等问题，只要大家彻底商讨，必能获得合理解决。蒋介石回顾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的增产，已有相当成绩，而工矿事业，不论为轻工业、重工业，都已粗具雏形。在物资补给路线完全断绝的时期，对于国防及民生的需要，我们能够以自身生产作一部分乃至大部分的供应，这全由于我生产事业同人的艰苦奋斗，乃克有今日成就，实堪欣慰。”同时，蒋介石指出当前生产事业所遭遇的困难：“战争与物价的影响，资金的短绌，物资的缺乏，技工的流动，再生产成本的不易维持，处处都足为经营的障碍。”最后蒋介石表示：“这种问题决非本质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彻底商讨，排除障碍，必能获得合理的答案。”8日，蒋介石又特地在重庆的嘉陵宾馆宴请与会的人员，并致词强调这次会议的意义为：“一、现在战时各地重要之生产事业，无论公有私有，皆系为国为抗战而经营，其成败利钝乃整个的，而不可分，故除公营事业而外，政府对于民营生产事业，尤极关切维护，必尽力扶助其发展，希望此次会议能促成全国实业界与政府切实打成一片。二、农工商矿各业同人，今既聚会一堂，交换讨论，即可明了彼此之困难与需要，而于整个国策之下，务须本截长补短，以缓济急的精神，力求同业间荣枯之调剂，以从事有计划之努力，藉使各种生产事业咸能适应国家之需要，而为共同之发展。三、现代生产之经营，端赖企业界对于本身之业务，能发挥最大的热忱，始能获得最大之成效，故对于生产所需之人力物力与经费之如何管理运用，配合调整，必须本于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切实讲求，以尽其功效。”这次生产会议还发表了一个宣言，就下列五个问题，即战时战后统筹并顾、产业合理化与科学管理、调整矿业统筹运销、粮食增产与农田水利、人力动员与人力节约等作了论述。
上述蒋介石为支持抗战而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思想与措施，在当时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就以工厂内迁为例，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工厂于8月27日第一批运出，有四家工厂的机器装了二十二船，技工一百六十余人，28日第二批运出，其后各厂陆续运出，截至12月10日共迁出工厂一百四十六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多吨，技工两千五百名。到1940年底，内迁的工厂达四百四十八家，机器材料七万零九百吨，技工一万二千零八十名。这些工厂为后方工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柱。据国民党中央经济部统计说：“因为抗战，促成西南西北早速的开发，展开了西南西北的经济新的姿态，这是战时经济的一大变动。在战前，重庆只有一家水泥厂，没有一家机器工业。自政府西迁，重庆定为战时首都以后，迁川工厂，络绎来归，嘉陵江西岸，烟突林立，成为大后方工业区域。此外云南之昆明，广西之桂林，陕西之长安、宝鸡、汉中，甘肃之兰州，湖南之衡阳、邵阳，都建立了近代各种工业。据统计，内迁工厂数字仅民营就有五百余家，新建的工厂就有三千七百家，合计四川占厂数44%，湖南占13%，陕西占10%，广西占7%，云南占2%，甘肃占3%。”【195】这些内迁的工厂，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三、建立四联总处
前面说及中央财政收入与支出相差极大，其差额均由银行垫付。当时虽然已经有中央银行的设立，但这个中央银行名不符实，没有也不可能担负起“银行之银行”的作用。属于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仍各行其是，各奉其主。蒋介石清楚地知道：“现代战争起因往往在经济掠夺，而成败胜负也往往以经济能否持久为决定”，“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为金融”。为了尽快适应战时金融的需要，集中力量，奉行抗战建国，蒋介石决定建立一个凌驾于银行之上的机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四行联合办理总处，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银行联合组成的一个办事机构。早在1935年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施行法币政策后，蒋介石即“屡令设立中中交三行总管理处”，以财政部长孔祥熙负其全责。结果，由于“见解各殊”，没有办成功，四行均具有国家银行性质，都有发行钞票的权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以“战时金融措施关系重要，不容稍有疏忽”为由，面饬财政部次长徐堪：“迅组金融委员会，负执行国策之责。”这个机构的委员，均由蒋介石亲定，并由徐堪请宋子文来担任委员长。结果，“明令发表后，而阻碍重重，委员会竟未成立”【196】。“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金融总枢机构的设立不可再拖延了，于是财政部匆匆函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四行联合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还不是蒋介石原来设想要建立的全国金融总枢机构，而只是一个四行为联系工作、协调动作的松散的联络性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完成其经济的重大转移，为东部沿海和接近战区的工厂设备内迁、重建内地工业基地提供资金帮助。在这一点上，这个四行联合办事处是起了作用的。到1938年底，这个办事处贷款给内迁的民营厂矿的搬迁与复工的款项达八百五十万元；同时，还以低息贷款两百三十四万元、代向银行洽借三百七十六万元，对内地原有厂矿进行改造和扩充。
自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越来越感到金融能否支撑下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于是，他再次下令改组四联办事处，使其能起到“统帅”的作用，将其名称改为四联总处，蒋介石本人兼任四联总处的最高职务——理事会主席。
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改组法令，即《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规定，蒋介石“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为常务理事，“襄助主席执行一切事务”。翁文灏、张嘉擅、徐堪、陈行、周佩箴、叶琢堂、贝祖冶等为理事。这样，四联总处集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和四行一局（中央信托局）首脑于一堂，其地位和权威非一般经济行政机关可比。事实上，四联总处即为战时国民政府统治全国金融的最高垄断机构。“如果把战时大后方喻为一架庞大的经济机器，四联总处就是启动和调控这架机器的‘钥匙’。掌握和运用这把‘钥匙’的正是蒋介石本人。”
通过四联总处，向各行局筹集资金，以协助国民政府财政，是四联总处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协助财政，最主要的是为政府汇解军政费用。鉴于战时军政汇款中出现的问题，1940年9月19日，四联总处第47次理事会议决议通过《划一军政各机关汇款审核及分配汇解补充办法》，规定军政汇款由原先的四行分别办理改由四联总处集中办理，以便四联总处根据四行各地头寸统筹支配，以应急需。同时，又规定了国内各项汇款的支付次序：“以军款为第一，党政款项为第二……凡汇解支付有困难时务须遵照上列次序妥为应付。”总计抗战八年内，由重庆汇出款项，80%为政府支付军政费用，该项汇款，多由国家银行即中、中、交、农四行经办。在战事延长、战争消耗日见浩繁的情况下，正常的财政收入已无法满足巨额军费的需要，结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而庞大的财政赤字又是依靠国家银行的垫款来解决的。抗战八年中，财政赤字由银行来垫款的情况如下：1937年垫款12亿，1938年（半年）为8.5亿，1939年为23.1亿，1940年为38.3亿，1941年为94.4亿，1942年为200.8亿，1943年为408.6亿，1944年为1400.9亿，1945年为10432.6亿。这些年增一年的垫款大部乃至全部用于军费的开支。
除了协助政府财政外，四联总处还负起了稳定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重任。1939年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制订“经济三年计划”、“金融三年计划”及其实施方案。1940年3月27日，蒋介石在《关于拟订三年经济金融计划》的讲话中说：“际此持久抗战时期，在我们是以空间易取时间，战事愈延长，愈于我们有利。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一切的一切，都比战前加强。此后军事方面、政治方面，均有整个的计划，可以毋须顾虑。但是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为金融，这是我们今后所应该努力筹划的。金融界的人才最多，希望各位拟定一个三年计划，决定四行业务方针及各行业务发展的方向，来逐步发展经济，增加生产，安定金融，以奠定国家经济基础。这个三年计划，一方面要列出详细数字来预计发展的程度；一方面要考虑到我们的前途，困难虽日益加重，但是要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计划不受阻碍，怎样使我们的计划顺利实施。”第二天，蒋介石在就四联总处工作手令稿中说：“如果此时四行能于经济与金融，确定最低限度之三年计划，使以后经济与金融皆有计划、有步骤之实施。则打破敌伪破坏我经济与金融之阴谋，实无足为虑。而此时确定整个计划亦为可能之事，否则，延误日久，则虽有计划，而亦不可得矣。务请四行同仁共体时艰，共同一致以挽救国家于垂危。则他日最后胜利与建国完成之功，亦当有我四行同仁获得建国史上惟一之光荣也。”
奉蒋介石之命，四联总处迅速制订了“经济三年计划”、“金融三年计划”，规定了1940至1942年经济、金融的大政方针，实际上这两项计划即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指导经济、金融活动的基本依据，其宗旨正是蒋介石所说的“发展经济，增加生产，安定金融，以奠定国家经济基础”。本着这一宗旨，四联总处着重从如下两方面展开工作：
（一）以放款扶助工业之生产、以农贷促进农业之发展。先看工贷情况。自1940年1月至1945年12月，四联总处核定的各项贷款总额分别为：1940年6.96亿元，1941年15.45亿元，1942年26.62亿元，1943年110.96亿元，1944年330.25亿元，1945年758.05亿元。其中，工矿贷款分别为：1940年1.03亿元，1941年2.09亿元，1942年9.23亿元，1943年65.57亿元，1944年238.22亿元，1945年374.36亿元。【197】由上列数字可知，四联总处对工矿业的贷款额在其贷款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在战时通货膨胀下，一般银钱业和社会资金大多从事商业投机活动，对产业投资裹足不前。四联总处对工矿业的大量贷放，无疑成为推动工矿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农贷，四联总处也是十分重视的。在总处之下专门增设了一个农业金融管理机构，以统筹管理各行局农贷事宜，并负责制定农贷政策。自1937至1944年底，农贷数额分别为：1937年3，471万余元，1938年6，686万余元，1939年11，396万余元，1940年21，140万余元，1941年46，530余元，1942年68，203万余元，1943年152，747万余元，1944年268，404万余元。【198】从账面上看，农贷数额是逐年增加，且幅度较大，八年内增加七十余倍。但其数额仍嫌太少，若与物价的增长幅度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二）调节法币之流通额，以遏制通货之膨胀。战时通货发生膨胀，此为参战各国普遍发生的一种病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且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四联总处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如管制信贷、推进储蓄、举办田赋征实、抛售黄金、推销公债，等等。虽然以上各项旨在紧缩通货、回笼法币的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但多少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并回笼了部分法币，这对于缓解通货之急性膨胀、维持法币信用使之不致崩溃，多少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金融、经济的稳定，即便是勉强维持，毕竟是保证了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对于四联总处在抗战中的作用，蒋介石是十分重视和肯定的。据徐堪讲，蒋介石“常称本总处为经济作战之大本营”。所谓经济作战的大本营，自然与军事作战的大本营——军事委员会相提并论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四联总处第338次理事会上说：“在八年抗战期中，我们中国金融经济之所以能免于崩溃，大部分是由于各行局能够同心同德，照四联总处之计划，努力推行的结果。”言语之中虽不免夸大之词，但四联总处作用重大确属事实。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四联总处拥有至高的权力，四联总处的机构特点决定了它的特殊作用。自1939年四联总处改组成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大元帅之身份兼任理事会主席，当时中国最大之金融巨头孔祥熙、宋子文分别以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代院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出任理事会常务理事，另由国家行局、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交通部之负责人共同组织理事会。四联总处既集政治、军事、经济各主要部门及金融界之首脑人物于一堂，自然拥有了强有力的资源，包括金钱、地位与权威，从而为四联总处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鉴于四行过去各行其是的情形，蒋介石还不时地指示督促四行人员，“要和衷共济，团结一致，负起经济建设，安定金融的责任。总处最需注重的工作是监督和批评，以收改进之效。这监督的意义，不是干涉，而是通盘筹划的意思，要为着国家前途的利益，为着各行本身的利益，去共同努力”。【199】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及四联总处的统一管理与指挥下，国民党内各派系在金融、经济领域内争肥夺缺之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与约束，从而使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机器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勉强维持运转，未致瘫痪。
四联总处，作为抗日战争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其复杂的活动，稳定了战时金融，并协助政府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四联总处既由国民政府一手创办，并由蒋介石亲任理事会主席，无疑使四联总处成了完全隶属于政府、代行政府意旨的一个机构。它的职权大且广泛。四联总处的主要任务被蒋介石规定为“决定政策”、“指示方针”、“考核成绩”，也就是说，四联总处以筹划、决策大政方针，对金融、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为主要任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参与了大量的微观活动。据1939年10月2日公布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规定，四联总处的职权如下：“关于全国金融网之设计分布事项；关于四行券料之调剂事项；关于资金之集中与运用事项；关于四行发行准备之审核事项；关于受托小额币券之发行与领用事项；关于四行联合贴放事项；关于内地及口岸汇款之审核事项；关于外汇申请之审核事项；关于战时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事项；关于战时物资之调剂事项；关于收兑生金银之管理事项；关于推行特种储蓄事项；关于四行预算决算之复核事项。”可见其职权范围之广之细。为便于政府集中力量，应付非常环境，推行战时金融经济政策，四联总处又通过发展地方金融机构，而将其触角伸展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战时的四联总处在全国的金融领域中可说是无所不及。蒋介石也正是凭借政治权力，利用四联总处，加强了以其为首的统治集团对全国金融的控制与垄断。金融事权的高度集中与垄断，加以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朋比为奸，其结果，不仅阻碍了我国金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助长了贪污、投机活动的风行，扰乱了金融市场，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注释：
【1】这里的“彼”指周恩来，“兄”指顾祝同。
【2】”共同声明”是指1923年1月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4】《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第253—254页。
【5】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8、69页。
【6】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8、69页。
【7】《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9页。
【8】《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9页。
【9】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当时蒋介石“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
【10】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368页。
【11】1937年7月16日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说：“自卢事发生以来，哲元即首先顾虑到全局之如何发展，周详审慎，以期万全。兹奉电示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
【12】《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9页。
【13】《宣言》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实现这三项总的目标，促成国共合作的成立，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
【14】从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四次谈判。
【15】当时国民党发表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
【16】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年2月）。
【17】所谓“特种委托”就是指向德国购买军火。
【18】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档案（3）470，转引自陈真、姚骆：《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14页。
【19】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是1941年12月9日。
【20】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88页。
【21】《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年1月17日公布）。
【22】《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年1月17日公布）。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24】蒋介石在1938年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认为将第一期抗战分为三个阶段，“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
【25】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26】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27】何应钦：《对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28】何应钦：《对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29】何应钦：《八年抗战的经过》。
【30】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31】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33】何应钦：《八年抗战的经过》。
【34】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35】《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477页。
【3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477-478页。
【37】《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490页。
【3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490页。
【39】中央兵团最初是郝梦龄的第九军，后因郝阵亡，又加该军伤亡殆尽，乃调往后方整理，于是忻口正面的中央兵团改由王靖国任指挥官。
【40】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年3月）。
【41】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42】宋思一致何应钦电话记录（1937年10月29日）。
【43】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44】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45】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46】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47】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48】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年2月）。
【49】袁旭等：《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1945.9）》，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50】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三卷，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0页。
【51】《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三卷，上册，第71页。
【52】《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二卷，上册，第74页。
【53】《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97页。
【54】《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98页。
【55】《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331页。
【56】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57】袁旭等：《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58】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99页。
【59】《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05-407页。
【60】《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05—407页。
【61】《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第131页。
【62】《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第131页。
【63】日军在12月7日通告的《攻占南京城的要领》中说：“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
【64】《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13-414页。
【65】《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08页。
【66】《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4—715页。
【67】《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6页。
【68】《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436页。
【69】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70】《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0页。
【71】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7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85页。
【73】[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74】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75】转引自蒋纬国：《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
【76】《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43页。
【77】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78】蒋纬国：《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
【79】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80】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81】《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
【8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
【83】《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6页。
【8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
【85】蒋介石在10月22日的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524页。
【86】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87】《对南昌作战要领》（昭和14年2月6日），转引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
【88】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二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年版，第410页。
【89】《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三卷，上册，第277页。
【90】即由洛阳赶到的高荫槐集团军。
【91】《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
【92】《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第196页。
【93】《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第196页。
【9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
【9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
【9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
【97】何应钦：《对五届六中全会军事报告》。
【98】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二分册，第453页。
【99】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二分册，第453页。
【100】何应钦：《对五届七中全会军事报告》。
【10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二分册，第475页。
【102】《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80页。
【10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09页。
【104】《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09—1010页。
【105】《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10页。
【106】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107】《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第288页。
【108】何应钦：《对五届十中全会军事报告》。
【109】[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2页。
【110】该饭店被称为“波特酒家”。
【111】信是放在一个专用信箱内，由重庆至腊戍的班机送到缅甸。
【112】这里的“我”是指史迪威。
【113】《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398页。
【114】丫军是中国的军队。
【115】②
【116】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960页。
【117】[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2页。
【118】《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253页。
【119】此处“邱”为英国首相丘吉尔。
【120】[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丁中青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8页。
【121】《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334页。
【122】《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262页。
【123】艾登为当时英国外相，艾登在演讲词中则谓“中国必为四强之一”。
【124】《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263页。
【125】《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12页。
【126】[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546页。
【127】《蒋总统秘录》，第2906页。
【128】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除蒋介石、宋美龄外为：王宠惠（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周至柔（军委会航委会主任）、林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董显光（宣传部副部长）、杨宣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郭斌佳（外交部参事）、俞济时（侍卫长）、朱世明（驻美军事代表团副团长）、蔡文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黄红霖（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陈希曾（侍从室组长）、陈平阶（侍从武官）、俞国华（侍从秘书）、左维明（随从医官）、陈纯廉（蒋夫人英文秘书）。
【129】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916页。
【130】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917页。
【131】梁敬<imgtext>coord=（86.14，17.20，94.32，8.83）path=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pdf2stream igure_0365_0001.jpg</imgtext>：《开罗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44页。
【132】《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13页。
【133】第一次在1938年召开，第二次在1939年召开，第三次在1941年召开。
【134】这里说的五年是指从第二期抗战开始，也就是从武汉失守以后算起。
【135】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打通京汉铁路，恢复北京—汉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是这次作战的重要目的之一。”
【136】即汤恩伯兵团。
【137】[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138】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13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15页。
【140】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141】《通敌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5页。
【142】保罗·莱因巴格：《蒋介石的中国》，第208页，转引自《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页。
【143】《陈布雷回忆录》（二），第89页。
【144】《蒋总统秘录》，第2557页。
【145】《陈布雷回忆录》（二），第89—90页。
【146】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艳电》，拥护日本政府在22日提出的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即《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
【147】《蒋总统秘录》，第2566页。
【148】《陈布雷回忆录》（二），第90页。
【149】[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0页。
【150】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462页。
【151】《蒋总统秘录》，第2472页。
【152】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477页。
【153】《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2页。
【154】《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辑。
【155】《蒋总统秘录》，第2548页。
【156】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491页。
【157】《蒋总统秘录》，第2548页。
【158】《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7页
【159】《蒋总统秘录》，第2553—2554页。
【160】《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9页。
【161】《蒋总统秘录》，第2558页。
【162】据童德诫（1940年到1942年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1946年至1948年系浙江站站长）回忆，军统内无曾广其人，可能系林新衡的化名，林当时是军统香港区区长。
【163】《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
【164】《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
【16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
【166】《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1页。
【16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536页。
【168】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596页。
【169】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597页。
【170】[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
【171】《周佛海日记》说：“九月三十日……晚，唐生明来见，交七万元。嘱其寄乃兄生智。”
【172】1939年7月5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682页。
【173】1940年3月9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692页。
【174】《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卷），第724—725页。
【17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176】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2717页。
【177】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178】《陈布雷回忆录》（二），第81页。
【179】中央干事会秘书处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三年十二月），第179页。
【180】仅在三青团的筹备时期（从1938年8月至1943年3月），团员就发展到五十四万八千八百人，尤其在全国高中以上学校都建立了团组织。
【181】徐恩曾是留美学工科的，英语很好，平时像个“书生”。后因同军统明争暗斗，由于中印缅国境线走私案，被戴笠搞下台。
【182】按蒋介石指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当然局长。
【183】1937年3月，“南京邮件检查站”由“首都卫戍司令部邮电检查站”改组成立，虽改属军事委员会，而仍由中统特务张志鹏、吉汉卿先后任所长。
【184】主要是“战地工作团”，以组织动员民众为幌子，建立武装特务，以游击形式从事情报活动。
【185】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1942年11月）。
【186】按蒋介石指定，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当然局长。
【187】1932年4月1日，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正式组成。
【188】第七战区指定的战区是在平汉线上，右与第一战区相连，左与第二战区相连。长官部决定设在许昌。这个战区从1937年8月发表，1938年1月撤销。
【189】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7辑。
【190】徐州失守后，卢汉到武昌向蒋介石复命，蒋称赞卢汉：已尽到应尽责任，伤亡越大，越显力战，不要灰心。军队番号不变，部队不缩编。速向本省请求补充兵员，武器不足由中央酌予补充，并可以加派其他部队归你指挥。1938年8月，六十军扩编为三十军团，卢汉任军团长。同年12月又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卢汉为总司令。
【191】1945年初，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仍由卢汉任方面军司令官。
【192】也有的说龙绳武的部队为暂编十九师，龙绳武任师长。
【193】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19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96页。
【195】《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册（1938年至194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A2-A3页。
【196】四联总处第281次理事会议记录，见《四联总处史料》，上册，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97】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82页。
【198】根据《中农月刊》3卷1期附表及四联总处1941年度农贷报告统计。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2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
【199】四联总处第1次理事会议记录，见《四联总处史料》，上册，第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