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介石下山摘桃子
一、争取下山摘桃子的时间
“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1】
下山要时间，摘桃子也要时间，于是蒋介石就设法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通令全国各部队，叫他们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来执行受降的一切规定。同一天，蒋介石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不理蒋介石的这一套，在同一天，以“延安总部”的名义，连下七道命令，着所属部队全面行动。12日，又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冈村宁次发出“向共军投降”的命令，同时再度命令所属部队占据东北、华北一带，和东北苏联红军呼应。17日，朱德更强硬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共军接受日本投降”等六项要求。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续三度致电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第一份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第三份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2】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得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是的空气；而内心，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渝，蒋介石同毛泽东的“晤谈”就开始了。28日晚，蒋介石在重庆山洞官邸举行欢宴，29日下午，就同毛泽东晤谈。9月2日晚，蒋介石又宴请毛泽东。欢宴后“曾和毛氏单独谈话”。4日下午，蒋介石在军委会茶会招待中外来宾。茶会后，“又和毛泽东再度单独会谈”，而且“历时很长”。5日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央干部学校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参加。12日中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午餐，“餐后有所商谈”。10月9日、10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前，连续两度应蒋介石邀宴晤谈。在10日晚，蒋介石邀毛泽东赴山洞官邸畅谈。
整个谈判持续了近四十天，具体商谈的工作由蒋介石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蒋介石同毛泽东谈了这么几次：第一次是9月3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次是9月12日，也在蒋介石官邸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三次是9月17日，就军事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四次是10月9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五次是10月10日，在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六次是10月11日，这是最后的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这次谈判主要在我们党提出的两个问题上斗争激烈，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军队国家化”，因为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军队改编与解放区处置办法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张群的话）。最后的结局，正如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夕告诉蒋介石的，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以使《纪要》（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是咬住政令、军令之统一不放。在10月9日的日记中说：“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在11日的日记中也说：“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3】
这次重庆谈判，前前后后蒋介石整整争取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使他可以从容不迫地“下山”，又有一定的时间去“抢摘”抗战胜利的果实。
二、抢夺胜利果实
蒋介石充分利用争得的时间，运用各种手段去摘取中国人民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抗战胜利的果实。
接着，蒋介石又派冷欣到南京设立陆军总司令前进指挥所，接洽受降。冈村宁次在当时还避开美国人向冷欣谈了一个“重要建议”。冈村宁次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冈村宁次希望蒋介石能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冷欣密报何应钦，很快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宁次的具体计划飞往重庆当面报告。事后据白崇禧（当时任副总参谋长）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打算采纳，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虽然何应钦、白崇禧等极力怂恿，蒋介石再三考虑，在美国的威胁和阻止下不得不放弃他的意图。
蒋介石要日军不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的行动在进行着。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向天津日军进攻，迫其投降缴械，曾发生激烈的战斗。冈村宁次报告何应钦，何命令日军坚决反击，并在给冈村宁次的命令中称中共武装为“股匪”，令日军坚守天津、开封、郑州等据点，必要时尚应向中共武装“收复失地”。
第二个手段是要伪军摇身一变代他抢。
在抗战期间的汉奸伪政权有四个摊子：一个是伪满洲国（溥仪），一个是伪蒙疆自治政府（德王），一个是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一个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汪精卫虽然将华北和南京合并搞了一个伪国民政府，实际上华北政务委员会是独立的。在这些伪政权下，都有一批伪军支撑着。当时汪伪的部队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援道（伪苏浙皖绥靖主任兼海军部长），拥有七个师和一个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岚峰，名义上有五个师，系冯玉祥的旧部，驻商丘、亳县、柘城一带；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拥有五个师，系冯玉祥的旧部，原驻鲁西、豫东，后孙任苏北绥靖主任，改驻盐城、兴化、泰州、扬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吴化文，拥有五个师，原系韩复榘的旧部，驻津浦路南段蚌埠一带；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拥有两个师及一些直属部队，驻开封、新乡；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郝鹏举，号称有五个师（实际只有三个师），任淮海省省长及淮海绥靖主任，驻陇海路沿线之徐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号称有五个师（实际只有两个师），驻新乡。另外，还有十一、十二两个军和广州、武汉绥靖部队和警卫部队。总共十五个军、五十二个师、九个旅及特种兵，共二十八万二千余人，枪十六万八千余支。还有属于北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十三个集团军及炮工兵，共五万五千余人，枪四万四千余支；属于伪蒙的有九个师的番号，共一万四千余人。还有伪满洲国的军队。全部加起来有二十四个军、六十四个师、十二个旅，总计六十八万三千余人。
日本在8月10日一宣布投降，第二天蒋介石就对伪军发出通令：“日本政府于十日晚八时，已向中、美、英、苏盟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缩，仰各凛遵为要。”接着，蒋介石召集多次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对伪军的收编问题。会上，何应钦、白崇禧同陈诚有争论，陈诚反对收编。他说：“如把伪军编在正式部队，不仅妨碍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何应钦、白崇禧主张收编。他俩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万一出了乱子谁负责？”平时他们争论时，蒋介石往往偏袒陈诚，这次却同意了何应钦、白崇禧的意见，赞成收编。
为了避免舆论的攻击，收编伪军的工作是逐步地用半公开方式进行的。伪军这个称呼改用“自新军”，负责执行这项工作的是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徐州绥署等五个单位。到1946年4月，除郝鹏举的三个师投降中共部队、孙良诚的三个师被中共部队歼灭、李守信（伪蒙军）三个师被中共部队解除武装外，其余均由蒋介石收编，并用来代他抢占地盘。抗战一胜利，蒋介石要何应钦去抢占南京，何认为南京北有长江天险足资掩护，而东南地区是敞开的，必须派军队占领溧水、句容等邻近县份，以确保南京东南地区的安全。当时，日军与伪军已从溧水、溧阳撤走，何应钦即根据由湖南芷江乘美国飞机直接在南京着陆的第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建议，收编了驻在南京的伪军刘启雄师（这一个师是汪伪的嫡系精锐部队，刘兼伪南京中央军校教育长），由廖耀湘委任刘启雄为整编师师长，并给他以京畿东南地“剿匪”指挥官名义，率部开驻溧水，去打当地的新四军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
第三个手段是要美国替他运兵帮他抢。
日本宣布投降，坐待抗战胜利的蒋介石居然等到了胜利，但是蒋介石的军队刚不久在日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打击下从河南退到贵州，主要兵力龟缩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于是，蒋介石就要美国替他运兵到东北、东南沿海地区去抢占地盘。
当时在中国战区当参谋长的是魏得迈，史迪威被蒋介石逼走了。早在1944年10月20日，史迪威向蒋介石辞行时，蒋介石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两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得更彻底了：“一般说来，如果仅就抗日立场而论，史迪威盖为中国的友人；但就共产党问题，就中、美邦交而言，则史迪威该是一个很大的负号。”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魏得迈奉美国政府的命令：“麦克阿瑟元帅和尼米兹上将都会协助中国控制主要的港口和交通中心。美军在中国登陆以后，即归魏得迈指挥，依照蒋委员长的计划与中国合作接受日军投降。”当时，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派遣五个师，其中两个师在大沽登陆，两个师进驻上海，一个师在广州登陆，协助他控制以南京、北平、广州为中心的三大区域。结果美国只答应了派两个师来帮蒋介石的忙。
美国帮助蒋介石来抢胜利果实，有这么几个行动：
一是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名义，命令日本政府与日本派遣中国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包括在越南的日本侵略军）只能向蒋委员长及蒋委员长所属之军队投降。这无疑的是命令日寇不能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降，使蒋介石下山抢摘桃子“合法化”。
二是派空军替蒋介石运兵。1945年7月30日，美国政府致电麦克阿瑟、尼米兹和魏得迈，说美国用空军支持中国。31日，魏得迈见蒋介石和宋子文，表示美国要尽力空运中央军去收复失地。于是，魏得迈立即集中在中国与印度境内所有美国军用与民用飞机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去抢占京、沪、平、津各大城市。首先，集中空运驻湖南芷江的新六军到南京，控制日寇派遣军总部及冈村宁次，压迫他绝对服从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接着，又把上项飞机集中广西柳州空运第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至上海，抢占上海这一中国工商业中心与沿海的最大城市。尔后，再集中空运第九十二军至北平着陆。上述这三大城市都是长期以来为中共敌后武装所层层包围着的，若没有美国空军帮其运兵，则蒋介石的军队在当时不可能占领，最低限度不可能这么迅速到达这些城市。此外，美国以飞机援助第五十二军和第十三军攻占山海关，长驱进入东北，第一步跃至锦州，再跃至沈阳。1945年12月下旬，美国又从海上运送新六军，由广东运送新一军经秦皇岛登陆窜入东北。尔后又从越南海防把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和云南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海运至东北，还有第七十一军和几个交警总队也从海上经秦皇岛运入东北。
三是直接派兵抢占了天津、秦皇岛等地，然后用军舰把蒋介石的军队运来接收。当时美军占领了津沽至秦皇岛一带的滩头阵地，等待蒋介石的军队的接收。蒋介石派杜聿明去负责打开并保持自北平至沈阳的交通线。杜聿明到天津时，美军先遣部队正在塘沽登陆。后来，杜聿明同美军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4】会面时，骆基拿着一个文件，择要念给杜听，说他要完成六项任务：一是布置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二是与杜的部队协同占领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线，指挥并控制沿铁路线上的日军；三是办理对这一地区所有日军的缴械，并接收日军仓库、军事物资和一切装备；四是控制日军驻津司令，保留其对外通讯系统，以便于指挥日军为美蒋利益服务；五是在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之间如受共军攻击发生危险时，美军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六是收管日军战俘和管理日侨并遣送回国。在这六条中，中心的一点是协助蒋介石接收地盘。
第四个手段是要蒋军赶紧进兵直接抢。
1945年8月27日，冷欣受蒋介石命令从湖南芷江飞到南京，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28日，冷欣与冈村宁次会晤，指示日军，不论如何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及香港八大都市的“治安”。9月9日，何应钦主持受降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一百二十八万（包括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十个军、三十六个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十九个独立警备队和六个海军陆战队）军队的投降。蒋介石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二十四个重要城镇，赶紧把全国分为十五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首先，蒋介石集中力量抢占东北。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去承担抢占东北的任务。1945年11月5日，杜聿明被蒋介石召到重庆，6日蒋介石决定破坏重庆和谈，向榆、锦中共部队进攻，杜于7日飞到北平，8日乘火车赶到秦皇岛，随即开始进攻榆、锦。当时蒋介石用了两个军（十三军是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但这一军原在汤恩伯指挥下，在抗战期间一直未打过硬仗，战斗力非常薄弱；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的兵力进攻山海关【5】。11月16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山海关。18日，占领了绥中。22日，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这时，蒋介石马上连电嘉奖，鼓励他的军队“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任务”。26日，占领了锦州。这时，蒋介石又马上去电，一面慰勉有加，一面严令没有他的手令不准继续前进。12月上旬，蒋介石把杜聿明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东北以后的军事行动：（一）对新民以东以北苏军占领区，用外交方式接收，即一面由熊式辉（熊是受蒋命于1945年10月10日去长春）根据中苏条约交涉接收，一面令杜聿明将部队推进到新民附近，直接同苏军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接收。（二）对新民以西应逐渐向解放区扫荡，并打通承锦铁路，扩大蒋军占领区，巩固北宁路之安全。1946年3月13日，第五十二军进入沈阳。21日，占领抚顺、辽阳。4月2日，占领了鞍山、营口。这时，蒋介石在东北的部队已由两个军增加到七个军、四个保安总队（收编的伪军）。5月3日，第五十二军占领了本溪。15日，新一军占领了四平街。23日，又重新占领长春。占领长春后，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直到6月4日才返回南京。这次蒋介石在沈阳亲自了解到他的部队在东北被我歼灭的情况（新六十军曾泽生部的一八七师起义，第五十二军一个团、第七十一军两个加强团、新六军二0七师一个营均被歼），加上舆论的压力，被迫于1946年6月6日命令他的部队停止抢占地盘。而在暗中又给杜聿明送去一幅预定同中共协定在东北整军的地图，这份图上将中共限制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几个中小城市，而蒋军则满布东北九省、二市的省会、各主要工矿城市及交通要道。蒋介石想以整军的幌子，来消灭中共部队，妄图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捞到手。
其次，蒋介石把王耀武调去抢占山东。除了秘密把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空运济南外，为了抢占济南、青岛、潍县等战略要地，造成打通胶济路的有利态势，将第十二军霍守义部、第九十六军廖润泽部，由皖北调到济南；将美械装备的第八军李弥部由云南经越南、广州开至九龙，再乘美舰开至青岛，登陆以后，就将一六六师配置到青岛的外围，军部直属部队、荣誉第一师、第一0三师沿胶济路西进，主力驻潍县一带，军司令部驻潍县城。后来，又将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由云南调到青岛，归王耀武指挥，增加打通胶济路的兵力。
再次，蒋介石利用1946年6月的停战协定的短暂时间，派军抢占中原地盘。6月10日停战协定刚签字，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密令：“严密监视共军的活动，待命进攻。”到了6月中旬，蒋介石调到华中地区的军队和集结的态势是这样的：除汉口的武汉行营、武汉警备总部、宪兵第二团外，第六绥靖区驻京汉路南段的花园；整编第十一师驻孝感、黄陂之线；整编第六十六师驻京汉路的东篁店、武胜关卫家店之线；整编第七十二师驻麻城亘宋埠之线；整编第七十五师驻应城皂市之线，一部驻沙洋；整编第二十师主力集结襄樊，一个旅分驻枣阳；整编第五师集结武昌徐家棚一带；整编第二十六师驻咸宁亘岳阳之线。此外，徐州绥署的第八绥靖区（夏威）所属的整编第七师集结合肥，整编第四十六师集结六安、金寨一带，郑州绥署（刘峙）的整编第三师集结在商丘淮阳一带地区。以上总计，蒋介石派往抢占中原地盘的有十个整编师，约三十万人。6月14日，蒋介石电令武汉行营：（一）出动豫鄂皖边区的外围所有军队，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地区的共军。（二）为避免共方的责难与美方的为难，着令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刘峙）指挥出击。蒋介石这样干的企图是可以使武汉行营推诿停战签字的责任。于是，郑州绥靖署就出动六倍于中共部队的兵力，以宣化店（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为攻略目标，分进合击，妄图一口气消灭中共在中原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就是通过上述各种手段，将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个又一个地抢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