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凯文·凯利
在美国之行的访谈中，凯文·凯利是跟我非常有默契的受访者之一，他博学、谦和，又有几分俏皮（这点倒跟沃兹尼亚克有几分相似）。在我访谈他时，他正忙着给新书《酷工具》收尾。
凯文·凯利绝非一个书斋型学者，他喜欢经历各种可能性，也喜欢讨论各种可能性。早年他游历亚洲各地，也曾骑自行车穿越美国，这些经历让他对生命、机械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有了切身的体验。这也难怪凯文·凯利会亲近进化论，其实，达尔文本人也是在考察了世界各地之后才提出进化论思想的。
不过这些经历还只是对过去的可能性的体验，凯文·凯利的视野更瞄准了未来的可能性（进化论没有预设目的，呈现的本就是面向未来的各种可能）。他是长今基金（Long Now Foundation）（见本书丹尼尔·希利斯篇）的董事之一，长今基金成立于01996年（注意这个特别的纪年方式），致力于培养长远的责任感，克服当代组织的短视行为。
无论是《失控》还是《科技要什么》，凯文·凯利的思想正是“全球脑”的印证——源起于生物领域里的进化论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相结合，形成对互联网崛起的全新诠释。这种得益于“连接”而促成信息排列可能性的爆发增长，从而诞生更多创意、发明和创新的情况在未来还会更多。
我们平时读到的有关互联网的著作，常常围绕互联网企业的兴衰故事展开，但凯文·凯利的著作并非如此。首先，他的着眼点并非狭义的互联网，《失控》开篇就阐明全书的重点是讨论生物（the born）和人造物（the made）这两个更为宏大的主题。其次，尤其对《失控》来说，该书写作于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压根没有太多的互联网的兴衰史可写。也正因为凯文·凯利的视角更为宏观，所关注的问题更为根本，他所揭示的趋势和洞见才绕开了狭义互联网自身发展中的诸多偶然可能，在此后互联网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被屡屡印证，也才让凯文·凯利的著作更有生命力。
顺带可以提及的是，凯文·凯利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失控》也非常流行。
这当然与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骨子里贯穿的生命感不无关系。中国的本体是一个儒家社会，儒家思想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中心化的特征；而道家讲求无为而治、去中心化，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也是在追求个体能量的释放。在这个意义上，《失控》在中文的语境里更容易赢得共鸣。
曼纽尔·卡斯特尔：
网络社会的崛起
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踌躇满志，因参加反抗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的活动以及参加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学生革命被数度政治放逐。但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未影响他的学术成就。作为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之一，卡斯特尔的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反思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人类的影响。
约到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位杰出的西班牙裔社会学家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他穿梭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和美国加州之间，还要到世界各地到处讲课。
曼纽尔·卡斯特尔好不容易挤出时间见我们，因此显得有些匆忙。起初，他并不热衷于采访，不过当我们把精心准备的问题和盘托出时，他渐入佳境，妙语连珠。在会谈结束后，他还专门跑回办公室给我拿了一张名片。
曼纽尔·卡斯特尔的魅力在于，他并非一位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位社会阅历很丰富的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出身贵族，但又曾与家庭断绝关系，投身反抗佛朗哥的社会运动。他参加过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学生革命，并因此不得不远走加拿大，既曾在美国、西班牙、法国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高校任教，又是多个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卡斯特尔的人生非常富有传奇色彩，他有理论深度，又有行动实践，此外，他的理论往往是经过大量实证研究，从诸多数据和事实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这让他的观点有非常雄厚的现实基础。
沟通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沟通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是个人生活、商业、教育、娱乐和一切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的核心，正是沟通成就了人类。在我们的交谈达到某种深度时，就会冒出最开始你我都不会有的想法，因为我们在彼此激励，而不是简单地讲述。
关于沟通的重要性，曼纽尔·卡斯特尔举了有关中国的史实来说明。在14世纪之前，中国社会曾是公认的全球最先进的知识社会。然而，当时的明王朝认为人们太聪明、知道得太多会酿成危险，因此禁止制造能驶出中国海岸线50公里以上的船只，同时奉行锁国政策，封闭信息，以致没有任何新信息能进入明朝。中国把自己从当时世界的信息网络、交通网络、贸易网络等中割裂出来，到了19世纪时，中国已经到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步。
网络社会的多样化成因
“网络社会”是曼纽尔·卡斯特尔通过实证研究在1996年提出的。他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由基础的网络组成的社会，基础网络包括个人网络、社会网络、商业网络、科学网络、人口流动网络、文化网络、互联网络、媒体网络等。
审视现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卡斯特尔谈到的这些基础网络的重要性。例如，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推进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的大跨越发展。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这其实折射出偏僻的乡村期望通过接入交通网络，进一步接入商业贸易网络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意识。
互联网的崛起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截至2013年，全球已经有约27亿人迁徙到互联网的比特世界里，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单纯地以互联网为视角来理解网络社会，但在卡斯特尔看来，这并不全面。单单依靠科技改变不了世界，也没有人能保证新的技术会改变社会，例如，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提高阅读识字能力。所以，如果只是单有互联网技术，也不能改变世界。
现在我们感受到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不单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而是因为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改变，朝向更大的灵活度和自治权迈进。而与此同时，信息和通信科技革新也恰巧发生了。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变革、技术变化的趋势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也即网络社会。中国有自己特有的网络社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最重要的网络社会是全球的。尽管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但整个世界因此而连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