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看电影是快乐的，放电影更是快乐的。当个放映员，一天到晚与影片打交道，说说唱唱嘻笑颜开，脸上从来挂不住愁云。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这差使给个县官也不换。
我是七十年代到县电影队当放映员的。一个放映队四个人，两辆小推车，一辆装发电机、放映机，另一辆装铺盖卷。一辆“大金鹿”是队长的“专座”，用来联系放映点和到县电影公司取片。
每天早饭后，收拾完机器和行李，推着小车就出发。春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观赏着花红柳绿；夏天，顶着炙人的烈日，耳听着蛙声蝉鸣；秋天，迎着凉爽的气息，踏着被丰收遮掩的小路；冬天，冒着严寒冰霜，在雪地上留下诗一般的脚印……
每天到了放映点，第一项工作就是检修机器和试机。那时侯对放映质量要求很严格，放影机与银幕的距离要准确，扩音器的高低要适中。放映时声画不同步要扣分，放了“白幕”（即因故障影片放不完整）要扣奖金，损了片子要写检查扣工资，造成影片报废还要被辞退。六七十年代国内拷贝很缺，显得特别贵重。我们每天检修机器和试机都是一丝不苟，直到保证晚上正常放映，才扛着铺盖卷去找住宿的地方。
放映员一天一个村，住宿也很简单。在大队办公室、学校里几张桌子一对，就是床，呼呼地睡得特别香。有时也找个农户的闲屋睡土炕。一年四季，暖和的，冷的，卫生的，脏乱的，什么条件都睡过。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放完电影后，同事们都回了家，我一个人睡在一栋旧屋里。灯一关灭，屋子里就成了小动物们的天下。先是吱吱唧唧地老鼠打架声，再是黄鼠狼、野猫乱跑乱窜，呼呼隆隆地象有人在用脚跺天棚，吓得我瑟缩在被窝里用被蒙着头。谁知越怕越给你个鬼搂着。突然，“哐当”一声响，个瓷盆扣在地上，然后瓷盆就在地上游动，发出沙沙的响声，吓得我心直往口里跳。想点灯看看，又没有勇气。就联想到过去老人讲的鬼，并且立即在脑子里勾画出一个长舌绿眼的吊死鬼形象。越怕，形象越清晰，地下的声音也越大。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被褥已被汗水湿透。走到地上，看到那个瓷盆还在沙沙地走动，我鼓起勇气，用手翻开一看，原来是个刺猬。
电影队的生活也是不规律的，富裕的村有小伙房，大多数的83村都是排饭吃。出于村干部和社员们对电影的偏爱，电影队的生活标准当时是最高的。在农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年代里，我们顿顿能吃上馒头，有时甚至杀鸡炒蛋且半斤白酒相佐，惹得许多人眼馋。于是电影队到了那个村里，公社包片的干部，工作队员和村干部们就围着转，以便让自己缺浑的肚子沾点油水。
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村，电影队最受农民欢迎。只要电影队推着车子一进村，大人孩子就雀跃欢呼：来电影了，来电影了！这时，孩子们就到常放映的地方占位子，板凳椅子、砖头瓦块摆了满地，有的连中午晚上都不回家吃饭。上年岁的老人们便捎信或打发人叫闺女姊妹们来看电影。整个村里象过年过节一样欢乐喜庆。我当时放的是那种16mm的四型机子，标准放映距离离银幕15.6米，是看电影的最佳位置，也是人们抢占的焦点。有的为抢个好位置，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报。放映机后面的两排，一般先给大队干部或公社干部留出来。放映前，支部书记都习惯对着麦克风讲几句话，那带着酒气，打着饱嗝，粗俗而津地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惹来了不少贪婪的目光。在那个年代能在这么多的男女老少面前对着麦克风讲话，实属出大头露大龄的，那滋味不压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在主席台上做报告。善良而又憨厚的农民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混到这么个份上就心满意足了。
七十年代初期，封起来的影片还没有完全解冻，除了几部样板戏外，就是新闻简报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影片。有句顺口溜最能反映当时的电影形势：中国片新闻简报，越南片飞机大炮，朝鲜片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片莫名其妙。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可谓是电影界迟来的春天。一部一部的故事片、戏曲艺术片84重返银幕，填充着农民们已被文化食粮饿瘪了的肚子。当时最受欢迎的战斗片有《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戏曲片有《梁祝》、《天仙配》、《刘三姐》、《穆桂英挂帅》、《朝阳沟》等。每听到下来一部新片，大队干部们就开着拖拉机跑到放映点连机加人把我们拖去先放。农民们那如饥似渴的场面确实让人感动。冬天，他们冒着风雪，抱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冷地上，一直看到最后。夏天放映时，突然下大雨，农民们自发地举起十几把伞把放映机罩住，继续放映，有些没带雨具的也淋着雨把影片看完。他们看得那么专注，感情那么投人，情与情就象两股泉水，融洽在一起，陪着影片上的人物，同哭同乐，共同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些大姑娘小伙子跟着一个影片连看五六场，就连电影里的插曲和戏剧唱词都能完整地唱下来。村里地里到处都能听到优美的歌声。记得在兰底放映时，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影迷”天天跟着我们放电影，早晨一早赶到放映点，帮我们装车子，路上帮我们推车子，到下一个点帮我们卸车。晚上帮我们立杆子，挂银幕，放完电影再帮我们谢幕，收拾机器。二连几天，撵都撵不走，最后告诉了他父母才劝回学校。
文艺的百花齐放，唤起了农民们的心花怒放。看电影的不觉得累，放电影的更不觉得累，记得一九七八年《三打白骨精》刚解冻，一个队只准许先放两天。为使更多农民们早日看到盼望已久的孙悟空，我们就三个队联合跑片。三个点同一晚上放映，即先放映的队，每演完第一本送下一个队，下一个队演完第一本再送下一个队。这样轮流作业，歇机不歇片，一个队演二到三个点，一宿演六七场，直到天亮。幕前幕后，人山人海。那场面至舡今回忆起来，还令人激动和骄傲。
影片教育人，影片里的人物感动人，陶冶人。《董存瑞》、《小兵张嘎》、《闪闪红星》、《雷锋》等影片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是人们心中的丰碑，是无言的行为准则，是勇气与力量的源泉，是年轻人学赶的目标和榜样。作为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这代人就是看着电影，踏着他们的脚步成长起来的。
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电影队既是放映队又是宣传队。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电影宣传是当时农村的主要宣传手段之一。我们每天除了放映之外，就是搞幻灯，这是放映队第二大任务，也称第二电影。绘画，编脚本，搞影片人物解说，唱大鼓、说快书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好人好事，宣传计划生育和科学知识等。通过宣传，那些健康的东西在群众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每年省地两级都搞一次幻灯调演，有不少老放映员已成了作家和画家。现在中央美院任研究生导师的吕胜中就是从画幻灯片起步的。
我留恋过去那些优秀的影片，我怀念那个快乐的放映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