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义显阿谀地说：“如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出台，保证中国为可信任之民族，未来日华和谈，则应主张将长城以南之中国土地，不附任何条件，全部交还中国管理。日华间之永久和平，于此始能获得，新东洋于此始能奠其基础。”
对这种不切实际客套话，汪精卫只是微微点头，会谈片刻后便推托旅途劳顿，身体不适，结束了谈话。
表面上，汪精卫仍不失领袖气度，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奴颜婢膝的态度，但这些都无助于改变他处于日本军方庇护之下的境地，他仅仅是日本人的工具而已。李哲夫心中纳闷：汪精卫作为一个老道的政治家，怎么会天真到以为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从日本的刺刀下争回中国的权益？
在和西义显这次简短的会谈中，汪精卫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了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说：“主和是最高当局的共同主张，当时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新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指河内刺杀之事）。再何况，一年多之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第三次声明所提出的条件，日本大大让步了，中国沦陷的国土也大大增多，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谈判？”汪精卫以此说明对日谋和并非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李哲夫听闻，日本军方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由今井武夫具体负责，而且蒋介石也不断派出代表接触试探。有说法是，在中国方面，蒋介石是有“和平”之心的，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样。晴气庆胤曾说：“蒋介石干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北伐是这样，剿共是这样，抗日也是如此，因此，蒋介石的抗日立场是可能动摇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抗战前景将更加黑暗。
这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李哲夫的心一直十分沉重。
日本人此前扶植的两个汉奸政权（以王克敏、王揖唐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资望不孚，作用不大，汪精卫则是国民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他的投日是日本人煞费苦心诱降的结果，这使得日本人看到了一劳永逸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脱身的希望。影佐祯昭说：“汪精卫运动的成功与否是决定日华事变结果的重要条件”，要求“梅机关”全体成员为此“全力以赴”。
影佐祯昭和时任日本陆相的板垣征四郎关系不错，他原是炮兵出身，但最拿手的却是这特务行当。影佐细眼宽额，不苟言笑，穿着日式条纹西装，这个老特务在对华情报工作中的地位仅次于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包括更老资格的土肥原贤二，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卖国贼，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如溥仪、汪精卫、王克敏之流，都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李哲夫作为翻译亲历了“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谈判。
兴亚院开列了支持建立汪伪新政权则汪精卫必须遵从的各项条件，包括一系列要纲、原则和谅解事项，其中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外，另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同时还提出了《秘密谅解事项》八件。日方拟出的条件特别苛刻，其内容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过去“华北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两个汉奸政权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件全部内容。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10月初，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中佐带着兴亚院的方案来到上海与“梅机关”商议，参加过方案起草的堀场悄悄地对影佐祯昭说：“请你注意，我们提出的原案，条件非常严苛。依常理推测，汪方势难接受。”影佐听了，反问：“假使汪精卫能照原案全盘接受，对于促进全面和平会有效吗？”堀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敢保证，即使汪氏按照原案全盘接受，和平亦绝无可能！近卫声明中，提到‘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将在两年之内撤军’这一条，但参谋本部的几个主事者都坚决反对明确规定撤军日期，他们说，无论如何，战胜国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军日期这样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是决不能答应的。”
对于兴亚院的方案，“梅机关”内部争论十分激烈。
影佐祯昭、犬养健、今井武夫等人都觉得方案太过分了。这些人属于日本政府和军队中的所谓“和平亲善派”，他们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潮流面前，悟出了一条道理：中国的民族意识不可征服，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竭力支持汪精卫的“事业”，希冀另辟蹊径，走向大东亚的“王道乐土”。出于这种目的，他们对兴亚院的方案表示不满。
犬养健认为：如果以此文件为基础与汪精卫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的信义，对日本十分不利，即使汪接受了，对“和平运动”也不见得会奏效。他建议影佐把这一方案退回去，要求上司重新考虑。但影佐劝他们说：“对于兴亚院决定事项，我也感到不高兴，然而一经奉命以此案进行谈判，正确的办法就是忠实执行。”又说，“本草案是政府负责决定的，‘梅机关’成员如果只凭自己主观予以批评，并送回去，那是不适当的。由此，我认为把这个草案率直地拿给汪看，也听取汪的意见，老实接受其意见中事理明了的部分，以修改草案，然后向政府提出意见。”
就这样，“梅机关”将兴亚院的方案原封不动地交给周佛海，由他转给汪精卫。汪精卫发现，日方的条件之苛刻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违背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精神，因而感到失望和忧蹙。他向日本方面表示：“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妄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日方的让步。
于是，日汪双方代表在六三花园二座亭榭式的房间里开始谈判。
谈判一开始，影佐祯昭鼓起如簧之舌说：日本方面认为毫无保留地将全部要求一次提出来，这是披沥了日本的“诚意”，日本的要求是为了建立“日中永久和平”，而不是从战胜者的姿态提出的，希望虚心开怀，互相讨论。汪方代表认为：读了日方提出的草案，既感惊讶，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这更多的了，惊讶的是所涉范围非常之大，表示今后的讨论应以近卫声明及汪精卫访日时的约言为基础，超此之外的，难于接受。因此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多次会谈毫无进展。影佐祯昭派犬养健每晚到周佛海家里去，与周夜间折冲，然而，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议难以继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特地请影佐祯昭面谈，他带着悲伤的神色说：“日本方面提出的草案实在与近卫声明相距颇远。因此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同志们感到失望，已经有人退出，今后还会有人退出。以后，谈判中虽然有所修改，但现在日华两个委员会之间谈判停顿的事项，尽是对我的和平运动成为致命伤的问题。”为了要挟日方，汪精卫向影佐提出，如果日方的草案不修改，就要求这次谈判暂停：“我以和平为宗旨的信念没有变化，只是中途把成立政府的方式停止一下如何？”
影佐听后吃了一惊，汪精卫如果真的打退堂鼓，日方策划多时、由他提线的傀儡戏就唱不下去了。于是，他安慰汪精卫说：“日本政府对此的最后态度还不知其详，因此我还没有达到悲观的结论。”并表示，“今后还要加以努力，不惜对日本政府尽居间奔走之劳，以符尊意。”
11月16日，影佐祯昭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畑俊六等人说明谈判情况和汪精卫集团的态度，希望取得谅解。影佐反复陈述说：“与汪精卫签订秘密条约的目的在于对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明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程度，要求越苛刻，就越使中国民众怀疑日本的诚意。”但许多人反对，有的说：如果和重庆政府谋求和平，条件可以减轻，而现在对汪精卫则不能减轻；有的说：即使对重庆政府，日本还要坚持现在的条件。因此，根本没有接受影佐的意见。临走前，畑俊六下了命令：无论如何要努力导致谈判成功。
影佐祯昭硬着头皮回到上海，双方重新开始谈判。日本方面虽然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作了点让步，但对实质性问题却寸步不让。
李哲夫目睹了谈判的整个过程，心想：“汪精卫钻进了日本人的套子，这会儿想回头，已经没有路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已落入日本人彀中，他和汪伪政权的命运也就此决定。日本人打汪的耳光越是响亮，李哲夫越感痛快。
12月30日，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日汪密约的签订，使日本取得了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在华全面权益——
在军事上，日本拥有确定防共军驻屯权、确立治安驻屯权；日军保留在驻屯区域所有铁道、航空、通讯、港湾、水路的军事上要求权及监督权；所聘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在汪伪军内有其指挥权。
在经济上，日本有全中国航空支配权，有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企业权（在华北，日本有优越地位，在其他地区，中日“平等”）；有掌握华北铁路的实权；中日共同经营华北无线电通讯权，日本占优越地位；有开发和利用华北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埋藏资源权；有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导经济行政权……
总之，条约的签订，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李哲夫在“和平”谈判中，充分利用了日本陆军和海军的矛盾。陆军参谋本部提出“华中、华南放弃论”，他们主张重视蒙疆、华北，吐出华中、华南（实质上是想从中国战场的泥潭抽身），“使汪精卫自由地成立政府以调整日中邦交，把陆军部队撤到黄河以北，从而确立对苏联作战的不败之势。”他们还主张“吐出海南岛”以免因造成对第三国威胁而招来干涉。事前，李哲夫便将日本陆军的谈判底牌通过菊岛千波转告给了在分赃问题上另有所图的日本海军，海军方面听了十分震怒，他们绝不考虑放弃华中、华南，一意要把海南岛作为海军基地，坚持“对华中、华南要及早确立海军的既成事实”。于是，海军暗中谋求直接对汪谈判，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拉上陈公博单独谈判海南岛问题。但是，由于在大陆问题上日本陆军居于强势地位，在谈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陆军，海军除了继续积攒不满，难以扭转这种局面。
桦山哲太郎听了李哲夫对“和平谈判”的介绍后，叹道：“日本已经没有了伊藤博文那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了。对华政策朝令夕改，没有长远眼光。战争已经打了三年，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打到哪里算哪里，谁也没有一个可行的战略大方案。就拿近卫来说，他发表声明，把汪兆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引诱过来，而他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儿国际信义。而军部对近卫声明，也毫无履行诚意。我原以为近卫声明发表后，随着汪兆铭逃出重庆，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跟随前来，如何应钦等亲日人士……”说到这连连摇头，叹息不语，最后，他断定兴亚院的方案是“一曲挽歌，甚至在汪政权成立之前，就标志着和平运动的失败。”言下颇有心灰意懒的意味。
1940年3月30日，南京、上海的市民家门口，重新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只是旗子上面加了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酝酿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汪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和日本系“兄弟之邦”，但就在汪伪政权成立之际，须磨弥吉郎在回答日本记者所提的关于汪伪政权独立性问题时，就公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像满洲国。”
按照日汪双方规定，他们暗中达成的这一密约“永不公布”。可是一个月后，即1940年1月，在军统的帮助下，陶希圣与高宗武便叛汪而去，乘美国客轮“胡佛总统号”逃离上海抵达香港。他们带着《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副本和缩微胶卷，在香港公布了《要纲》内容，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国际轰动。
李哲夫和谭维舟看到这个消息相视而笑。
谭维舟说：“重庆得到这个情报材料好像得到了个宝贝。”
李哲夫说：“他们能搞到这个，也算不容易了。”
他们之所以这样评论，自然有其因由。因为那份《要纲》在密谋炮制完的第二天，李哲夫便把它的一个副本交给谭老板上报延安了，那东西对他们来说，已是旧闻。
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对于军事和政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共兵不血刃，就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获取大量情报，已经进入情报战的高层次；而国民党军统则把主要精力用于砍砍杀杀的行动阶段，而非情报收集，很大程度是黑帮团伙的本质表现，不是现代意义的情报机构。国共情报战水平的高下，此时已经很分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