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晴气庆胤拜访徐宏猷之后第三天，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徐宏猷被军统刺杀身亡！
李哲夫觉得这事有些蹊跷——死人不稀奇，当前的上海滩几乎每天都有火拼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各国租界都有许多的无头公案，他奇怪的是徐宏猷就这么被干掉了！徐宏猷投日后，顾忌到军统对叛徒的制裁，变得深居简出，行踪不定，所以一直平安无事。据白方钧说，被刺那天，徐宏猷上午在家睡大觉，午后去虹口游泳池游泳，然后到横滨桥的新雅茶楼喝茶，回家晚餐后，又去北四川路维多利亚电影院看电影，再去百乐门跳舞，一反往常的谨慎小心，如此放松，是因为有日本宪兵保驾——这天正好是虹口日军宪兵司令部的涩谷泰一郎课长到他家做客，带来了几个便衣宪兵作为护卫。徐宏猷长期龟缩在家嫌气闷，仗着有日本宪兵撑腰，于是就和涩谷一起出门寻欢作乐。谁知就在百乐门舞厅出了事。徐宏猷先在外面舞池里跳了几场，便踱到后面的休息室，抽几筒鸦片烟接接力，养养神，再回舞厅继续跳。当他抽鸦片时，几条黑影扑来，朝他连连开枪，他应声倒地，身中四弹，送往医院途中就断了气。刺客往舞厅后门的汽车撤退时，涩谷带领宪兵闻声赶来，混战中，参与刺杀的四人中两人被打死，两人被擒，被擒住的人供述是军统的行动组特工。
杀人起家的戴笠急于依靠杀人来博取轰动效应，日伪方面当然不会坐视， “七十六号”自恃有日军支持，采取以特工对特工，以暗杀对暗杀的主动攻击，双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血拼。最为典型的是蒋汪金融战，军统将发行中储券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一批职员杀死，连门口卖大饼的也不放过。周佛海公开声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结果“七十六号”派人去租界，把中央银行、农民银行等重庆方面的四大法定银行的职工也大杀一遍，多处办事处被炸，这些都是重庆政府在上海的战略经济产业。在这场血腥的交锋中，军统只能隐藏于公共租界，活动区域缩小行动受制，最后只能停止这种两败俱伤的金融争斗。李哲夫认为，将宝贵的特工资源用于这种恐怖活动的竞争上，有些得不偿失，刺徐事件后，日伪方面必然有疯狂报复。
刺徐案中，被捕的两名军统特工，其中一人为军统上海站第一行动组的组长龙广寅，“七十六号”没有用酷刑折磨他，而是以礼相待，好茶好饭伺候着，经过原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原军统上海站书记陈明楚等人现身说法，劝说之下，龙广寅叛变投日，供述了虹口、闸北、吴淞、江湾等多个地区行动大队、情报组的主要人员的姓名、职务等。“七十六号”获得他的供词后，立刻上报“梅机关”，但日伪方面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对外宣称龙广寅在被捕时负伤不治而亡，暗中将这些暴露的目标监视起来，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此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事件，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徐宏猷一死，晴气庆胤便带着日本宪兵包围了徐宅，以“排查嫌疑”的名义将徐家的亲眷、管家、佣人统统带到宪兵队拘押起来，逐个过堂拷问。晴气叫嚷：“重庆特工怎么会知道徐先生的行踪？一定是你们中间有人向蓝衣社告密！”徐宏猷的家宅财物被全部查封。在晴气的指挥下，日本人用电焊枪割开了密室的保险柜，将徐家好几代人收藏积攒下来的字画古董尽数搜走。
徐宏猷平时在家里颐指气使，主意太大，搞得他老婆儿女都浑浑噩噩的没有主张，当家人一死，女人孩子就慌了神，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能摆脱通敌嫌疑便谢天谢地，这些字画古董的去向还有谁敢关心？
晴气庆胤将从徐宏猷家搜罗来的字画古董分门别类，最珍贵的一部分送往日本博物馆收藏，一些较次的藏品，则交由李哲夫，由他代为处理。
李哲夫奇怪地问：“我来处理？我对这些东西的行情可不懂。”
晴气说：“上次那个美国人布朗，不是‘西海岸’公司的副经理嘛，跟你私交不错，你去试探一下，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们就做成这笔买卖。”
李哲夫明白，晴气的意图是将这些藏品倒卖到国外，换取美元等硬通货——日本的财政本来就不宽裕，又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而搞情报是很费钱的，光靠上面拨款实在是青黄不接，所以许多情报机构都有自己的敛财之道，日本人要在西方租界内进行特务活动，美元、黄金显然比日元更受欢迎。这种事情毕竟不光彩，不能走漏风声，李哲夫在“西海岸”公司有熟人，托他转手，自然是最放心的。
“‘西海岸’公司原来是干这个的？”李哲夫有点恍然大悟的样子。
晴气说：“这个公司我们早就搞清楚了，暗地里就是一个走私集团，靠倒卖白银起家的。美国人天生就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有利可图就好说话，你拿我的名片去见他好了。这件事办好了可以解决令人头疼的经费问题，不过要注意保密，拜托啦。”
晴气接着介绍了一下“西海岸”公司的情况：
1934年，美国为摆脱经济危机开始实行白银收购政策，目的是要增加白银储备，并通过提高银价带动国内物价回升进而刺激生产和投资。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度，只有中国还在实行银本位制度，还在流通银圆，因国际上白银与黄金比价波动太大，导致经济不稳定，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在美英的支持下实行法币制度，与国际接轨，禁止白银流通，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圆由中央银行收兑。以纸币代替银圆，本来是经济大势所趋，在金融上是一种进步，但由于法币发行没有足够的国库贵金属的支撑，国民政府硬性规定用一块法币兑换一块银圆，埋下了日后法币恶性贬值的隐患，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将收购上来的白银卖到美国，赚足了美钞。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兑换，许多民众不满，一些投机商便利用民众对法币的信心不足，用美元或英镑以低于中国市价的价格兑换银圆，再将银圆倒卖到美国，从中赚取差价，“西海岸”公司便是暗中做白银走私的贸易公司，不但白银，黄金、古董等也都在收购之列，只是国民政府不敢招惹洋大人，对这种半公开的走私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哲夫这才知道为什么晴气庆胤去徐宏猷家“观赏”字画时要把他喊上。
看着这批珍贵的文物流入异国，李哲夫伤感不已：中华大地战乱四起，民不聊生，这些流失的古董字画，正是这个民族命运多舛的写照！
这天，李哲夫和谭老板在一家戏院的小包厢内见了面，外面“咿咿呀呀”地唱着平剧，观众彩声不断，包厢里两人低声交谈的内容，外面人是听不见的。
李哲夫向谭老板汇报了一些“梅机关”最近的情报，附带说起最近发生的徐宏猷被刺杀一事。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使他不由得怀疑徐宏猷之死是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通过内线将徐的行踪泄漏给军统，利用徐作为香饵去钓金鳖，引来军统刺杀，最后刺杀者落入日本人彀中，还可乘机将徐的家藏收归己有，大肆敛财。不过，李哲夫只是附带说起此事，军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彼此互不相关，这个时候，无论是李哲夫还是谭老板，都没想到此事的后继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害。
谭老板则向李哲夫转达了上级的指示。李哲夫的情报工作进行得一直很顺利，他提供的大量宝贵情报成为延安评估时局、制定战略方针的重要参考，而且，迄今为止敌人还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谭老板代表党对他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
李哲夫和布朗见面，商谈古董字画的交易事宜。谈了几次后，晴气庆胤可能觉得李哲夫侃价不得力，又派白方钧代表他参加会谈，看来对白方钧讨价还价的手腕很信任。不久，文物交易的价格就谈妥了。这天，布朗打电话约李哲夫在南京路冠生园见面，两人找个了靠窗的角落坐下，点了冷菜和啤酒，边喝边谈。
角落里没有旁人，窗外人来人往，周围都是街市的喧闹声。
因为生意已经谈妥，两人只是叙旧闲聊，忽然，布朗压低了嗓音：“有件事情需要拜托你。”
李哲夫“嗯”了一声，职业的敏感性使他意识到里面另有文章，问：“什么事？”
布朗快速环视了一下乱糟糟的四周，说：“这个是商业秘密，在这里说不太方便。”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已经封口的信封，放在桌子上推到李哲夫面前，低声说：“请不要打开它。你要是肯帮忙的话，明天晚上7点整到静安寺路的上海国际饭店，把这个信封交给服务台一个名叫施瓦茨的服务生，他是波兰裔犹太人，栗色头发，瘦高个，戴眼镜，会说英语，他会带你上楼和我见面，我们到时再细谈。”
说这番话时，布朗脸色十分郑重，完全没有平时大大咧咧的神色。
李哲夫将信封收进自己的口袋，说：“我会去的。”
布朗说：“商场如战场，这笔交易事关重大，搞砸了我可得倾家荡产，希望你保守这个秘密，不要和任何人提及！”
李哲夫说：“我明白了。”
两人神态如常地又开始谈论起往事。
回到住所，李哲夫仔细检查了这封信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但封口十分严实。他先是试着在蒸气上蒸一下，再用牙骨小刀轻轻去挑，但揭不开，显然封口的不是普通浆糊。但这难不倒他，拆启信件是特工学校里专门训练的科目。他弄来纸浆纤维和粘合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里的纸张取出，看过后放回去，再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方，最后用熨斗轻轻烫平，外表便看不出痕迹。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扑克牌：黑桃Q，只是这张扑克牌的左下角被剪去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李哲夫双手枕头，仰卧在床上思索，很明显，布朗先生约他，肯定不是谈一般的商业事项。这张黑桃Q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Q这个符号、左下的缺角、甚至牌背面的图案，都可能传递着某种信息……Q可能来自于英文“Question（疑问）”的第一个字母……想到这里，他脑海里忽然闪现一个念头：“Q小组！”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Q GR”（Q小组）是日本情报机构不久前侦听到的一个秘密电台的呼号，这个电台频繁地与马尼拉、关岛等地的美国电台联络，但它隐藏在日伪势力暂时无法掌控的公共租界内，日本人无法采取有效行动进行甄别和搜查。日本人推断，Q小组是为美国工作的军事情报小组，从而加紧了对其的监听，虽然截获了一长串的Q小组密电但却无从破解，这令日方大伤脑筋。
布朗是李哲夫一直非常敬重和喜爱的一位老师，李哲夫从未把他和间谍联系起来。在他的印象里，布朗老师开朗热情，不拘小节，这种张扬的个性怎么看都不像是搞谍报工作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布朗同时精通被西方人认为是十分艰涩的两门东方语言——日语和汉语，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很稀缺的人才，这样的人被美国政府或美国军方雇佣于远东情报战场，并非不可思议。
李哲夫越想越吃惊，如果真的是这个Q小组找上门来，那说明事情非同小可，不然不会采取这种冒险做法。美国人事先一定是探知了他的情况，知道他不仅仅是普通的满铁职员。满铁的职员成千上万，美国人既然能关注到他，那他们这种情报工作的细致性，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人。
这张扑克牌抓住了情报人员特有的好奇心。
所以，明知这可能是个诱饵，李哲夫仍然踌躇不决：明天要不要去上海国际饭店呢？
现在请示上级肯定是来不及了的。
李哲夫谨慎思考后，决定按约定去和布朗见面。这么做当然存在风险，但是，敌人的敌人，就有成为自己朋友的可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美双方都在加紧针对对方的情报战，如果能在其间插上一手，说不定能弄到有价值的东西。
翌日晚上7点，李哲夫准时来到位于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的上海国际饭店。开业于1934年的国际饭店在建成时是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高楼”，共二十四层，其中地下两层，布置成工字型，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钢框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楼板，是当时美国摩天大楼的流行式样。
为保险起见，李哲夫做了乔装，换了一件平时不穿的外套，将礼帽压低，戴上了假胡子，一路上暗中留意，确认没有跟踪者。
李哲夫首先到饭店服务台，问明谁是施瓦茨，见他的长相和布朗的描述一致，便将那个信封交给了这个犹太人服务生：“有个朋友托我把这个交给您。”施瓦茨狐疑的目光透过镜片将李哲夫细细打量了一番，说：“请稍等。”带着信封上了楼梯，过了片刻，他匆匆下楼，“请跟我来。”
李哲夫跟着施瓦茨进了一部电梯，一直到了十四楼，来到二十号房间，施瓦茨用钥匙把门打开，说：“先生请进。布朗先生临时有点事，请在此稍等。”
李哲夫进了房间，施瓦茨很快端来了啤酒和点心，放在茶几上，再关门退出。
李哲夫摘下礼帽，撕下假胡子，坐了一会儿，还是不见布朗的人影。趁这当儿他巡视了四周，房间的布置都是普通的旅馆陈设，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也没发现窃听装置（当时没有高能量微型电池，窃听器需要有线电源支持，因此一般安置在收音机、电话机、吊灯等电器边上）。他站起来，拉开窗帘，鸟瞰十里洋场的夜景，这一带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密集，整夜笙歌不辍，离此不远处的百乐门舞厅，是上海滩夜生活的地标性场所，霓虹灯光中传来一阵阵靡靡之乐。
过了许久还是不见布朗的人影，李哲夫有些不耐烦了，抬手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向8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