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古典文明的东方观
一、东方观的滥觞
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希腊地处地中海。地中海向西就是浩瀚的大西洋，由于航海技术限制，古代希腊人还不能在大西洋进行远航。因此古代希腊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经验集中于东方，希腊人自称为西方，将亚洲的波斯人等称为东方。
希腊水手在地中海航行，以西侧的陆地为欧罗巴，以东侧的陆地为亚细亚，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以后世界两大洲的分界。东方为亚细亚，就是以后的亚洲；西方为欧罗巴，就是以后的欧洲。至于为何如此命名，人们争论不休。其中一种说法是，亚细亚是爱琴海太阳升起一侧的名称，而欧罗巴则是爱琴海太阳落下一侧的名称。也有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亚细亚与欧罗巴都是古代神话中女性的姓名，以后被用于代表两大洲。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大洲的名称来自于古代希腊。在东西方相互认识的过程中，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以色列人互相之间接触较早，而远东其他民族较晚才被认识。
古代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认识中，希腊人曾经把位于北非的埃及看做东方的主要国家，并且以埃及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埃及文明早于希腊，而且埃及、利比亚都曾与希腊有过频繁的文化交往，这些地区相对于希腊，地理位置都偏向东方，所以希腊人将他们看成是东方人。这时的希腊人对发达的埃及文明还是羡慕的，对东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基本肯定的。第二阶段是雅典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代希腊文明达到较高程度，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世界整体性认识的萌芽。发生于这一时期的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使希腊人产生截然不同的异己文明——东方——的印象，东西方二元化的立场开始形成。从希罗多德开始，欧洲与亚洲、希腊与波斯成为西方与东方的代表，这时希腊人对于东方文明的态度十分矛盾，睥睨与恐惧、神秘与好奇等多种复杂心理同时具有，对于东方社会制度、经济与物产、人民生活方式等有许多猜想。
真正区分不同东方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是对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希罗多德首次明确了远东与近东的概念，东方，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有远东与近东之分。当时他并不知道有中国，但是已经指出波斯距离希腊较近，另外还有“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
公元前6世纪，雅利安人已经将领地向南推进，印度已经是经济文化繁荣的文明古国之一，并不比希腊落后。另外，这时的希腊人已经知道赛里斯人等其他东方民族，并且将赛里斯人看成是世界最东方的民族之一。关于这一时期希腊人的看法，可靠的资料并不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希腊人克泰夏斯关于赛里斯人与印度人的记载：
赛里斯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寿逾二百岁。格忒罗斯河（Gaitros）畔某处有人，其形类兽，皮与河马相似，故弓箭不能入。
克泰夏斯生活年代大约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相当于中国周代。这种记载具有神话性质，如同中国《山海经》中所述海外诸国一样，估计是古代民族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中所传达的异域消息。
二、东西方的早期接触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成为西方对于东方认识新阶段的开始，亚历山大的大军征服了波斯、小亚细亚、北非，直到印度。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入印度河流域，因为气候炎热与瘟疫流行，才没有继续前进。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帝国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使得东西方国家之间第一次实现了全面的交流。以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扩大，地中海民族对于东方的国家与民族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再发展到全球海上航线的开通，无论是对于近东还是远东国家，西方人都有了更为深入与切实的看法。
中国人与希腊人一样，从最初的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逐渐向“万国世界”的认识转化。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史书所载“黄帝登昆仑”，表明中华民族的先祖已经到达了西域各国。而当时的西北地区活动着多种民族，其中的安息、大夏、康居、月氏等民族，显然是不同于中华民族的人种。这些民族后来在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下，陆续西迁，离开了西域，进入欧洲与西亚，有的成为了西方古代民族。中国汉代已经完全清楚西方罗马的存在，《史记·大宛列传》与《后汉书》中关于大秦与其他罗马别名的记载，说明中国人当时已经知道，在世界的西方有一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其人民类似于中国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有健全的国家制度，“置三十六将，皆议国事”，甚至提到了他们的市场交易规则。中国人隐约意识到，这个远方的国家不同于当时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是一种与中国的文明程度相近的国家。当时的局势是，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在努力寻找到达对方的通路，但是居于两大文明与两个大陆中间的安息国阻断了这种联系，使得两大文明不能全面接触。
161年，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留斯·安东尼派出使者到东方。162—165年间，罗马征服了帕提亚人，解除了古代罗马的重要威胁之一。166年罗马使团到达中国，这一年是汉延熹九年，这是罗马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使团，也是地中海文化的使者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不断向东方派出各种宗教人士以传播基督教，再加上印度佛教、波斯拜火教、伊斯兰教的大传播，这样就在东西方交通要道上形成了一种壮观的交流局面。在东西方交流中两条路线同时在其间展开，一条是传教士、教士、教民与各种各样的学者，他们来往于东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传教、朝圣等活动与学习交流；另一条路线则是商业交往，东西方之间的大量货物与产品交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两条路线其实是基本合一的，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第二节 近代西方对东方的看法
一、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改变了对东方的原有的认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原本是专制而强大的波斯与富饶文明的中国、印度，现在却成为了落后愚昧的东方、野蛮的东方。与东方的交流开始变成对东方的掠夺和以传播宗教的名义进行文明征服。在西方人眼中文明差异变成了文明的等级高低不同，西方成为高级的文明，其他文明则被认为是低级的，“罗马之外全部是蛮族”的思想成为主流观念，并且在以后的各个世纪中越来越强，直到现代社会的到来。
10世纪开始，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与此同时，西欧的城市化也随之产生，到16世纪之后，西欧工商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形成，新的国家政治制度已经初现雏形，新兴的人文主义与科学技术进一步丰富了西方文化。经过产业革命，西方在世界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领先于世界。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才出现了不对等。
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几经反复，曾经兴旺发达的商业贸易一段时期几乎中断。陆路交通上，受到阿拉伯帝国兴起的影响，经常处于交通隔绝的状态。只有在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交通的时代，才建立起短暂的联系，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蒙古大帝国的崩溃，东西方交通再次基本断绝。其原因在于，从西亚到中亚这一咽喉地带再次被奥斯曼帝国所垄断，使得商人们望而却步，于是漫漫丝绸古道，驼铃声稀，商贾冷落。虽然不像有的学者断言丝绸之路已经断绝，但它们已经远非当年的兴盛景象。
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一段插曲经常被人们提到，那就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于13世纪进入中国。当时由于蒙古人的征伐，东西方交通处于战争状态下，相互隔绝的时间已经很长，有的西方人已经对远东与中国感到完全陌生。所以当《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时，竟然被视为奇书，书中记述了一个当时不为多数欧洲人所知的中国文明。绝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竟然存在着比欧洲还发达的东方文明是不可想象的，从对这本书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真相，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真是非常之少。
中世纪东西方交往中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与现象，从这些事件与现象中，可以看到世界主要文明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历史时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古老的东方文明仍然在继续对西方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欧洲人对于东方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了新的东方观念。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这一时期西传欧洲，成为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大事件。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与造纸术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传入欧洲之后，推动欧洲航海、军事、经济与科学飞跃发展。近代西方科学的先驱、英国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这些发明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发明，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可惜的是，培根竟然不清楚这些发明是中国人完成的。明代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中西关系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他进入中国后，还不承认西方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他曾经比较过中国的印刷术与西方的印刷术：
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中国字的数目极多，不能用西方的方法，不过现在也采用一种拼凑法……至于论速度，我觉得西方印刷工人排版与校对一张所用的时间，与中国工人刻一块版所用的时间不相上下，也许中国工人所用的时间还少一点。
但也有相当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承认，中国的这些发明使世界受惠。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使得哥伦布能够完成环球航行，开辟世界海上航线。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使西方能够制造枪炮，不幸的是，这些枪炮竟然成为近代西方殖民者们用来敲开中国大门、屠杀中国人的利器。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与造纸术是近代文明推广的主要工具，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向中国人宣传福音书时，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手中的《圣经》与来自于中国人发明的纸与印刷术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早期传教士的活动
向东方传教是从基督教诞生之后就开始的事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耶稣教，无一不把东方看做最重要的地区。西方向东方派出传教士至今已经有1 000多年历史，其中派出人员最多的是在17世纪之后。中世纪来东方的传教士人数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来的传教活动中，人数最少的是东正教，在东方信徒最少的也是东正教。中世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最有影响的是景教传教士，其传教活动颇具传奇性，成为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段很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传教士的活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传教士们的活动把东方国家的状况向本国反映，这为西方了解东方开辟了一条途径。绝大多数西方人包括政府都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东方的，所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传教士的书信、日记、著作与杂记等都成为最重要的文件。这就产生了一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传教士们毕竟是从宗教活动角度来看待东方事物，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都有许多偏见，这种偏见通过传教士们的眼睛，传入了西方世界，左右了西方人的看法。
海上交通航线开通之前，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能称职者其实屈指可数。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在东方探索中居于重要地位，因为意大利是欧洲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前锋，而意大利工商业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东方的贸易，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染料等产品是意大利贸易的主要货物。同时，意大利在欧洲宗教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罗马教廷就在意大利的领土之上，也是它首先派出大批传教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与远东的交往中，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是意大利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Garpin），史称“第一位东方传教士”。他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于1245年出发来华，主要任务是说服蒙古人信仰基督教，与欧洲十字军夹攻穆斯林军队。众所周知，蒙古人与欧洲教皇之间的交往曾经引起世界关注，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宗教关系。因为唐代之后，欧洲人对东方的目光已经不再紧盯着中国了，而是转向突然崛起的穆斯林国家。信奉实用主义的基督教徒要对抗伊斯兰大帝国，从战略上拉拢蒙古人是至关重要的。当年游牧民族匈奴人进入欧洲，致使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给欧洲以深刻教训，所以发展蒙古人信仰基督教成为了教皇的重要任务。可是这位传教士似乎是位饱学之士，他最感兴趣的不是蒙古人的政治动向，反倒是中国文明。第二位是方济各会的约翰·孟加维诺（Jean de Monte Corvino），他于1289年前后来华，在当时的元大都传教，后来由于功业不俗，受到教皇的奖赏，可见当时他是来华传教士中相当杰出的人物。第三位是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86—1331），他与孟加维诺是同一时代的人，继孟加维诺之后来到中国。鄂多立克善于观察，好学深思，但不擅长著述，他的名著《鄂多立克游记》据说是别人根据他的口述记载下来的。这本游记与马可·波罗的游记相比，虽然不如后者那样广为人知，但是很受历史学家们欣赏，因为其中提供的历史资料更为史学家们相信。
鄂多立克大约于1322年到1328年在中国传教，1331年回到意大利后去世。他东行的路线是从中东到波斯湾入海，到印度西海岸的塔纳登陆，经斯里兰卡到南洋，在游历了南洋诸岛之后，经越南到广州。在中国境内，他先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泉州，然后北上到达杭州与南京，经扬州到元大都，在这里居住了大约两年，然后到达中国的山西与西藏，后经过中亚地区与波斯，回到意大利。这一路线完全是根据他的书中记载来确定的。如果认真考察，其中当然有相当多的可疑之处，如从西藏到中亚的路途当时没有开通，西方人到西藏的可能性不大。
鄂多立克游记中对于东方国家从波斯到印度、中国都涉及了，是全面的东方游记，与同时期及其后的阿拉伯人的游记相比，记述内容广泛，见解深刻，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东方国家宗教是多样的，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的宗教、偶像教等在这里可以并存。其中特别关于元朝的多种宗教有详细的记载。
关于中国的记载中的一些资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比如有关于景教在中国传播的记载。这是一条重要史实。书中第35节说到扬州城中有“聂斯脱里派的教堂”，以后的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记录是可靠的。来到汗八里城后，描述这里的庄严宏伟的宫殿与王宫礼仪也很精确，但关于国家的行政划分只作了最简略的记载：
这个帝国被其君主划分为十二部分；每部分叫做一个省（singo）。这十二个部分中，蛮子那部分构成一个省，下属两千大城。并且，确实地，他的那个帝国是那样大，如有人想逐个访问这些省，那他要足足花上六个月的时间；而这尚不把为数五千的岛屿算在内。它们不包括在十二个省中。[再者，有四名大臣管治这位大君王的帝国。]
作者关于中国社会行政管理机构的观察显然十分粗略，记载也不够详细。
在鄂多立克之前，《海屯行纪》（原名《行纪》）是中世纪最早的东方游记之一，作者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他于1254—1255年间来到中亚地区与中国北方，先是晋见拔都及其子，然后再拜见蒙古王。如果此行果真如作者所言，那么他们的行程穿越中亚与中国，是中世纪极为重要的东方行纪。这本书受到地理学家们的极大重视，书中的路线及所记载的地名对于研究变化多端的中亚古代地理极为重要。但是相比之下，这本书中对于东方世界的了解实属不多，其中有相当多的怪诞神奇的描写，如描写沿途所见的蛮族时说，在契丹那边有个国家，其中女的是人形，天赋理智，而男人却是狗形，缺乏理智，大而有毛等等。这种记载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山海经》之类。中国的《山海经》是与古代希腊神话同时代的传说，这种游记却写于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13世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对于遥远的东方是多么缺乏了解。其中有的记载至今已经完全不可考证，如在准噶尔沙漠中，作者遇到了野人，他们是哑的，“还有黄黑色的野马，黑白色的骡子，大过马驴；还有双峰野驼”。关于野人，也有一些历史学者有过零散的记录，但流行不广。而有人推测，作者所见到的野马可能就是著名的普氏野马。关于双峰野骆驼，已经被当代生物学家们所证实，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有野生双峰驼，其中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三、东方探险的终结：中国的发现
海上大交通主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葡萄牙与西班牙于15—16世纪所进行的海上探险，分为两条航线。一条是绕过非洲南端到印度洋的航线，由于这条线路经由非洲，这就使得殖民主义者进入非洲成为必然。另一条航线则是穿过大西洋，经麦哲伦海峡，来到太平洋，发现新大陆美洲，殖民主义从此进入美洲。两条路线的探险分别以葡萄牙与西班牙为主。第二阶段是17世纪欧洲列强对北极、大洋洲等地的探险。前后经历200多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都被一一发现，这也使得殖民活动遍及全球，世界文明体系得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条航线最终会聚于南中国海。1509年，中葡两国商人在马六甲海峡初次会面，1513年葡萄牙人先来到了宁波海岸，然后转向珠江三角洲定居。1565年前后，定居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来到中国福建海岸，开始定居。其后不久，英国等列强也进入南中国海，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体系形成的中心，海上交通的终结点。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与商人们最先大批来到远东，见到了传闻已久的东方丝绸之国，这打破了以往只有少数冒险家与敢于冒险的传教士才能踏上中国与日本土地的局面，其后到远东成为欧洲的时尚，各国纷纷组织传教士们进入东方。也就在这一时期，欧洲的耶稣会成立，耶稣会是基督教中新派组织，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成立，它的成立是基督教近代发展的结果。耶稣会的指导思想与传统教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其重视宗教理性，宣传文明与进步。耶稣会教士中有不少立志于科学研究的学者，来到中国的教士不但传播宗教，而且带来了欧洲的科学与学术。由于耶稣会教士素质较高，能够将西方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并且采取所谓“合儒”的方针，改变了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传教士不能深入中国社会的局面，使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有了大的进展。耶稣会大批教士远行东亚，进行深入考察，这些传教士在华期间便将中国社会状况以书信形式向国内报告，他们回国后几乎人人著书立说，使东亚社会的真实状况被欧洲所知。
葡萄牙第一位派驻中国的使节托梅·皮雷斯（Tomé Pres）的《东方概要》于1515年前后在马六甲等地写成，其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是欧洲人最早的东方印象之一，他写道：
中国皇帝不信教，他〔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中国人是白人，和我们的皮肤颜色一样。大部分人穿黑棉布做的袍子，跟我们的差不多，只是很长。冬天腿上套上像短袜一样的毡子，脚穿制作精细的短靴，身着羊皮和其他皮毛的衣服……中国皇帝不是父子相传，也不传给侄子，而是由常驻北京的王国委员会进行选举，并经大臣们通过产生。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早期葡萄牙人关于中国的记载是初步的印象，其中关于生活风俗方面的内容大多是符合实际的，但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见解有不可靠的地方。原因可能在于作者未能来到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北京等地，只是在南海一带活动。不过类似这样的记载在西方相当多，流行一时，引起了民众对东方的兴趣，也推动了欧洲与中国的交往。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16世纪对于东西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传教士之一，也是最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本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士，也是杰出的学者，1582年来华。他在中国期间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成为了传教士中的第一位真正的中国通。在此之前，西方传教士研究学习中国文化者固然相当多，但是西方国家大多数使用拼音文字，表意文字的汉字对于他们来说相当难学。来华传教士中，能熟练讲汉语、用汉字书写者并不太多。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它的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直接的联系，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与西方相异，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能进入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教士很少。同时，多数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并不了解中国现实，不懂中国的儒释道思想，直接将西方基督教教义向中国人灌输，结果无不遭到惨败。利玛窦接受了他们的教训，他知道：要想教化中国人，必须先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字，熟悉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士大夫中扎下根，才可能使基督教深入中国人心中。从广东肇庆到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利玛窦广泛结交中国各界人士，从朝廷大臣到布衣庶民。当时的中国名士几乎都与他相过从，李贽、袁宏道、袁中道、徐光启、焦竤、章潢、李日华、李之藻等人更是经常与他讨论学术问题。利玛窦勤于著述，除了传教外，还把西方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他在中国出版的《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等书，多数是采用各种形式与中国学者合作的，这使他声名大震。同时，他的《中国传教史》一书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其中关于中国社会与科学的详细而真实的描绘，使欧洲人看到了一定程度上是相当真实的中国，塑造了近代以来的东方观念。
利玛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西方多以基督教为国教，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却有孔子的学说，这种学说世代左右中国，包括皇帝的作为也要受到儒学的制约。他明确指出，孔子不是神，即儒学不是神学，但同时他又认为儒学是宗教，因为其作用与基督教等宗教是相同的。这对于西方震动极大，世界主要文明中，除了中国之外尚没有以一种非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治理国家的。中国不但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成功延续数千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奇迹。中国的统治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欧洲是一个震撼，它引发欧洲思想家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推动力来自于中国。如果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任何西方文明的反思主要只是内部的反思，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了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与16世纪西方首次对于基督教本身的反思相比，甚至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样离经叛道的批判都成了小巫见大巫，因为由中国引发的批判是真正的神学批判，其激烈程度更是远超过德国宗教改革中的路德等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明批判，是无神论文明对于一神论文明的批判，其意义可能会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能更深刻地为世界所认识。
世界交往史上有许多相似的事件，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不谙外文的翻译家名叫林纾，他根据懂外文的人口述从事外国小说翻译，成了知名的翻译家。同样，西方也有一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学者，他写的中国历史成了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史。这就是西班牙的门多萨（J.G.de Mendoza），其名著《中华帝国志》被当时人称为“中国的大百科全书”，是全面描写中国历史文化的传世之作。门多萨本是一名普通的奥古斯丁教会的传教士，他传教的地区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墨西哥。1580年，教会曾经命令门多萨到中国来，但是因计划改变没有成行。这可能形成了他的中国情结。他受命编写一部关于中国的最全面的论著，获得材料的方法就是广泛利用所有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的记录与书信等。1585年这部书以西班牙文出版。这本书是当时所有关于中国文献的集成。《中华帝国志》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与文明传统等各个方面。作者掌握的关于中国的资料，虽然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中难免有不实之处，但是由于作者知识丰富，思考缜密，这本书对于中国的介绍大体上是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作者的许多观念也影响了当时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人看中国的一种重要参考。
16世纪后期只是欧洲传教士来华的开始，17—18世纪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这是中世纪长期隔离之后双方接触的开始。工业革命之后，英法等国的大工业生产领导世界文明潮流，使它们逐步取代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地位，成为海外扩张的主力。到了17世纪之后，随着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东方研究呈现了新的形势。英法德等欧洲大陆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文化水平的大国加入东方研究，彻底改变了东方研究的浅层次观察局面，深入理解东方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启蒙主义时代是东西方互相认识最为深刻的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中，西方中心观念的影响最小。特别是杰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与德国思想家们，开始以文明对话的观念来研究东方。从表面上看来，欧洲对东方与中国的看法波澜起伏，似乎没有规律，但事实上，从这种曲折的认识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双方各自运动所引起的文化格局的变化。启蒙主义之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用主义观点、文化自我中心与殖民主义心理愈来愈明显，一直持续到美国汉学家的加入研究。英美法德等国汉学家的研究，使得汉学研究的财力、物力、人力与资料都极大丰富，但同时由于严重的偏见、文物掠夺与偷运等行为，也宣告了它的衰落。
第三节 18世纪之后欧洲对中国与东方的看法
经过两个多世纪对中国印度的探索，大批传教士、商人、学者与旅行家写出了大量的游记、论文、传记与各类著作，介绍与研究中国。从17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形成了第一次“中国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在这一时期，欧洲对于东方文明虽然也有批评，但相当多的人是持赞赏态度的。从1840年到1900年，西方工业化国家内部新旧交替继续进行，德国、日本、俄国等新兴工业强国参加到世界帝国争霸的行列，东方再一次成为西方强国的牺牲品，这是中世纪之后西方再次超越东方的时代。这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转变了，古代希腊人对于波斯人的批评再次在20世纪重现，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神秘的东方”、“木乃伊式的帝国”等轻视与敌视东方的说法盛行起来。这就是近三个世纪以来欧洲东方观的主要模式，与之相适应的东方学也发生变化，从莱布尼茨等人的东方观到美国费正清等人的东方帝国理论，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起伏曲线。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对东方的殖民与“征服”也在进行。这种“征服”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与非洲黑奴贩卖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与西方同等的文明，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中国只是一个比非洲与美洲稍发达的殖民地国家。
一、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的东方观
欧洲的东方观念的发展，除了受时代因素影响之外，欧洲民族文明程度的差异也是一个决定因素。利比里亚半岛上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虽然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最早进入东方国家，但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国家毕竟不能与后起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列强相比，如果要充分理解中国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尚缺少思想与文化的准备条件。随着时代的进步，西欧发达文明对于伟大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正如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所说，地球两极的伟大文明会产生相互的吸引力。
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三种中国学研究的专刊，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研究在欧洲的成立，西方人称之为汉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但是系统研究西方的学术刊物并不多见。这三种研究中国的专刊是巴黎耶稣会雷里主编的《耶稣会士通信集》，由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最后一种是《中国杂纂》。这三种法国出版的刊物影响相当大。同时，有关中国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也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性质、中国宗教道德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等方面的理解。
真正对中国文明进行了深刻理解的并不是亲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甚至那些在中国居住了数十年的人，依然表现出对于中国文明的隔膜。相反，倒是一些从未来过中国的理论家，他们以其伟大的思想家的品质和深刻的见识，对于远隔重洋的文明表示了理解，这就是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
当欧洲已经成为工业化社会时，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当欧洲已经以君主立宪制度而自豪时，中国仍是专制帝国。这就使得两种文明的比较集中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和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差异上。这样，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对比，已经成为欧洲学者特别是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与当时一切杰出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法国经济学家佛朗斯瓦·魁奈（Quesnay，1694—1774）的见解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他以中国为榜样来批评欧洲的政治经济。魁奈的巨著《中国的专制制度》发表于1767年的《市民日志》。这部著作的俄译本发表时，译者特意作了一段说明：“这部著作当然不能看是历史作品。中国只是魁奈用以叙述自己思想的一个方便的手段，其内容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完全没有联系的。”魁奈与启蒙主义者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十分关注中国研究，魁奈在书中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是根据“历史学家与旅行家的叙述”，而这些旅行家们“大多数是亲闻目见的，并且由于他们的意见都一致，所以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相反，倒是认为魁奈不了解中国的人举不出任何例证来说明自己的看法。
魁奈认为，中国政府与制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而科学基础又是符合自然原则的，这两者是统一的。
你们已经研究了广大的中华帝国建立在科学和自然规则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发展结果。
为什么魁奈会主张建立一种专制制度，并且认为这种制度是“科学和自然规律”发展的结果呢？
魁奈认为社会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既是实际的，也是具有社会道德的。在建立社会秩序时，不应当把政权交给暴君，这样的君主并不是专制的实行者，相反是专制的掠夺者。政权也不应交给贵族，否则会引起权力的冲突。同时，最高权力也不应当是民主的，因为百姓的“愚昧和偏见”会产生无穷的欲望与狂暴的行为，会使国家变得“动荡不安与遭遇可怕的灾难”。政权应当是统一的，“因此，它应当集中在一个统治者的手里”。
此外，维持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于农业而不是其他，这是魁奈与重商理论的一个根本区别。魁奈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除了同一切社会组织为敌的盗匪集团以外，所有其余的社会团体都是靠农业联合起来的，如果没有农业，它们只能组成不完善的民族。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够组成稳固和持久的国家”。他反对向个人征税，因为征税会在不提高劳动生产的情况下提高劳动价格，造成劳动、产量与人口的递减。他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不同于欧洲国家之处：
根据中国人的意见，同样不能对食物或人们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税，因为这就是意味着对人们本身征税，对他们的需要和劳动征税，从而把似乎为满足国家的需要而征收的这种税，变得反而加速国家的破灭，因为它把国家交付给许多征收这种可耻的税的贪婪的人或敌人。
相当多的西方人认为，东方民族人民意志孱弱，缺乏反抗精神，由于受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使其如同僵化的木乃伊一样，没有活力。但是魁奈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政府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恰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认为国家只能有暂时的统治形式，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不断改变的，国家有它的创始、发展、衰落、灭亡。这种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把统治中的一切混乱现象都认为是合乎自然秩序的。难道这种荒谬的宿命论能为理智的光辉所接受吗？恰恰相反，确立自然秩序的那些规律是永恒的和颠扑不破的，统治中的混乱现象只是由于这些永恒的规律遭到破坏的结果，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来征服人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做野蛮民族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然而难道不能说，中国政府所以能保持这种幸运的和经久的不变（uniformitié），只是由于这个帝国比别的一些国家较少遭到邻国的侵袭吗？但它不是也曾被占领过吗？难道它的辽阔的土地不曾遭到分裂和形成几个国家吗？由此可见，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
中国文明的长期持续的根本秘密在于它的文明的本质及其特殊发展规律，而不是其他任何外部原因所能解释得了的。魁奈所提到的几个观点其实都是欧洲最常见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一些常见的错误看法，欧洲当时最杰出学者都不能完全解释。如果与魁奈相比，即使当代的一些东方学家都难免相形见绌。中国长期稳定并不是由于没有邻国侵略，众所周知，中国从殷周时代起就边患不断，从匈奴到突厥、蒙古、女真等周边民族与国家长期进犯中国。但是中国的命运与罗马不同，中国战胜了匈奴、突厥等民族，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当时是东亚最发达与最强大的文明国家，所以能创造农业民族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分裂过，甚至还被异族占领过，但是，中国并没有最后分裂，占领者并未成为真正的征服者，蒙古人与满族都归化了中国文明，完成了文明转型，中国文明仍然保持了统一性。当然，中国文明并非绝对完美，特别是在文明转型之后，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思想僵化，故步自封。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不可能自然接受世界文明体系形成后所必然产生的交流与推动，使得中国文明在近代落后，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从人类文明与国家社会、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各种不同角度，18世纪的欧洲学者对中国进行研究与评价，其中虽不乏贬低中国文明的看法，但是多数启蒙主义思想家或是进步的科学家对中国的看法是肯定的，是赞扬的。特别是德国思想家与科学家莱布尼茨，他认为中国是欧洲之外的世界最伟大文明，它的文明历史比欧洲都要长，中国与欧洲是世界两极的伟大文明，这两大文明应当携手共同创造人类社会的新纪元。在中西文明比较方面，他认为中国实用哲学与道德胜过欧洲，欧洲的思想与精密科学胜过中国。这种比较看法至今都有许多拥护者，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比较观念的开始。莱布尼茨本人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极为关心中国，通过间接方式来研究中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他给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闵明我写的信中，提出了30个重要问题，涉及天文、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地理、工艺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的智慧与博大胸怀。莱布尼茨信中的第15个问题是：
15.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否根本没有进行证明的几何学和任何形而上学的痕迹？中国是否当时就已掌握了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定理？
莱布尼茨的这封信写于1689年7月19日，他所问的那个“定理”指的就是毕达哥拉斯的“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的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数学名著《周髀算经》中商高已经成功运用了这一公式——“勾股定理”。
莱布尼茨对于世界数学有一个重要发明，就是二进制。但是他却认为自己的二进制的数学观念是来自中国的《易经》，并且把易经推崇为二进制数学的观念之始，莱布尼茨说道：
根据二进制算术，我们只需用两个符号：0与1，去写其他所有数字。（我后来发现它也包含相对性逻辑，这也是很有用的，特别若是我们要在除法的数字之间，维持详确的相对的话。）当我将这算术解释给白晋神父时，他在其中认出了伏羲的符号，因为[0与1]数字与它们完全符合：若是我们以断行[阴爻]代表0，以不断行[阳爻]代表1的话（只要在数字前，多置“0”字，使最低的数字和最高的数字有一样多的爻即可）。这算术虽然千变万化，也是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因素……由此也可见中国的古人不但在忠孝方面（而这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而且在学术方面]都远远超过今人。
无论是否真的如此，但二进制数学对于世界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当代计算机数学正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思想启发了当代科学家。
当然，把二进制从观念上与中国易经联系到一起并不只是莱布尼茨一个人。莱布尼茨指出，在他之前，已经有阿拉伯数学家研究了中国人的这一发现，并且指出它的意义。而且，莱布尼茨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他还从哲学角度指出《易经》的贡献。他认为，《易经》含有一种辩证观念——相对性逻辑。他这里所说的正是“辩证逻辑”，中国文明的思维与逻辑起源正是这种出自《易经》的辩证逻辑。
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是一位真心崇拜中国文明的人，他本人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有关中国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如《历史哲学》、《论风俗》、《中国对话集》、《巴比伦公主》、《论宽容》、《无知的哲学家》、《路易十四时代》、《中国孤儿》等名著都是以中国为主要论题的。有人统计，伏尔泰关于中国的作品多达70多种，信件多达200封。在这些大量的作品中，伏尔泰赞美中国的皇帝与政府，特别对乾隆崇拜，认为其能够在统治国家之余写下如此之多的诗，是“柏拉图《理想国》中那种哲学家式的国王”。中国的制度更是伟大，它合理而宽容，以道德治理天下，崇尚公正。此外，伏尔泰还对中国的人物风俗发表了大量的赞美之词。虽然这些赞美之中有的是出于一种对于欧洲现实不满而有意美化的倾向，但伏尔泰本人的情感是真诚的。伏尔泰的这种情感对于欧洲人影响极大，如19世纪的歌德等伟大作家经常称赞中国人的道德，歌德在与他人的谈话中说，他十分赞赏中国人纯洁的道德观，他说他曾经看到过一本文学作品中描写一对男女虽然被迫同居一室，但他们一直保持纯洁的关系，通过谈话来度过长夜。
18世纪欧洲，经过宗教改革的剧烈震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进展迅速，而且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这种改革所要求的思想启蒙与理性观念正在与传统封建意识进行交锋。远东中国的发现成为西方创造理想王国的参照，从古代传闻中的黄金之国到今日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对于西方有什么价值，是欧洲中国热潮中所考虑的核心问题。由此必然形成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是把中国看成是理想王国，它的帝国制度、封建道德、文学艺术引起欧洲的赞美，这种赞美中有理想化的成分，也有理性的想象，甚至混杂了对于旧日传统的怀念。另一种相对的看法则是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以异己文明的苛刻态度来批评中国。18世纪对中国的评价，无论是褒是贬，都旗帜鲜明，这也是欧洲历史上对中国态度分歧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认识方式，恰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一个范例。有趣的是，理性主义认识的对象，恰是以儒学的中庸与辩证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两种不同认识方式的文明相会，历史的错位与理解呈现多种色彩，实在是出于必然了。
二、19世纪东方观的逆转
进入19世纪之后，东方多数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世界文明体系中西方的领导作用已经形成，西方对于本文明的批判与怀疑逐渐被赞美所取代。而同时，对于东方文明的赞赏也转化为一种批判。
其实早在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中，就已经存在对于中国与东方文明的批判，正像我们已经指出，孟德斯鸠等人在《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中，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持续的文明，其朝代的改换十分频繁；中国人不信宗教，儒学不是真正的宗教；亚洲与中国人口众多，易于产生动乱；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法律与道德不分，但是中国的政府尚不太腐败。孟德斯鸠的东方批判是一个总结性的看法，成为东方研究中一种有影响力的见解，特别是在一些支持帝国主义政治的社会上层中间流传较广。18世纪后期，原先曾有过的对中国文明崇拜的高潮已经开始低落，欧洲人不仅公开批评中国的专制，就连曾经赞美过中国丝绸陶瓷园林器具精美的一些人也开始诋毁中国，以为这些都不足道。
18世纪末期，中英外交史上的一个事件轰动欧洲，使欧洲调整了对华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明。
1793年9月14日凌晨4时，在欧洲人来到南中国海200多年之后，英国政府的首任大使马嗄尔尼（George Macarthey，1737—1806）来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这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首次正式会晤。这次庄重的会见却被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所纠缠，在会见之前，外交礼仪问题凸显出来。清朝廷要求英国大使按照中国礼仪行跪拜礼，而马嗄尔尼不同意，因为英国人认为下跪是一种有辱尊严的行为，更何况是一国大使。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之后，最终达成一种妥协性的协议，马嗄尔尼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这个礼节充满象征性意义，从英国人看来它是英式的单腿吻手礼的形式，而从中国大臣看来是向中国皇帝的跪拜。当时由于英国的实力已经位居西方之首，中国才如此优待，如果是葡萄牙等小国尚不能享有这种待遇。而在英国人看来，中国只是一个衰老的帝国，还这样要面子，实属狂妄。觐见十分不愉快，双方都认为对方粗鲁无礼，彼此都印象不佳。马嗄尔尼甚至在觐见后就已经形成了侵略中国的设想，他在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不知道英国的两艘战舰就能战胜大清帝国的全部海军，只需要半个夏天，他们就能完全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队……”他观察了沿途的中国驻军，认为这些军队完全没有战备意识，身穿笨重的长袍与棉靴子，显得不灵活与柔弱无力。这位大使完全不像是外交使节，更像一个军事侦探，借外交机会来观察对方的军事实力。
马嗄尔尼使华本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却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围绕此事引发了无数议论，见仁见智，说法不一。这件事虽小，但它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典型事件，关于觐见礼仪的冲突，其实反映出东西方两大文明观念的冲突，表现了外交与国家实力的斗争。在西方看来，中华帝国已届垂暮之年，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当年西班牙人与印加王国关系的重演，所以中国的陈腐礼仪是十分可笑的，是中国不自量力的表现。英国派使来华是出于亚洲战略与外交的考虑，特别是与俄罗斯等争夺远东，并不是无力征服中国。而对于中国来说，英国等“西夷”并没有什么区别，来到中国通商就要遵从朝廷的规矩，服从中国的礼仪。西方文明的实力政策和实用主义观念与中华帝国传统的蛮夷戎狄来朝天子的观念之间的冲突，突出地显示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新兴的工业社会和殖民主义者与古老的封建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是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分歧，这是一种时空交错的、多维因素纠缠在一起的矛盾。
19世纪欧洲目睹了东西方交往过程中的每一步骤，其后发生的就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进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印度成为殖民地国家，从此对东方文明的评价也变为一种无可逆转的贬抑，即使是20世纪后期，亚洲经济突飞猛进，仍未能彻底改变这种评价。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研究了所谓“亚细亚社会”生产形态，指出亚洲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制度，政府垄断土地，这是形成专制制度的根本原因。生产收入由国家进行分配，这是以首都为中心的经济分配制度。城市发展受到政府开支的支配，因此不可能发展出欧洲的商业型城市。这种制度导致经济落后，社会发展迟缓。其中俄罗斯与东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出现了贵族大地主，这种贵族制度限制了专制制度。此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如詹姆斯·穆勒等人，也批判了东方的专制制度与亚细亚式生产方式。同时，黑格尔等人从哲学与文化上批判东方，认为东方不是世界历史民族，人民没有自由意识，屈服于奴役，所以在整个东方包括波斯、印度、中国、土耳其等都是专制国家。这种对东方的认识长期在西方理论与舆论界占重要地位，只有少数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才可能认识到东方文化的意义。
三、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共存与同荣
20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东方文明在这一过程中经历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与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东西方的文明交往是促成新的联系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全球性扩张中，东方民族因为历史环境的不同，不同程度地进入现代化阶段，也有不同的结果。
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主要形势表现为，多元文明格局取代了传统的东西方的二分。非洲国家经历了民族独立运动后，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现代文明成分。美洲文明产生分化，北美成为西方文明的中心，欧洲移民在北美洲发展了具有新大陆特点的西方文明。拉丁美洲则选择了独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混合了美洲传统与欧洲殖民和移民的文明。亚欧大陆仍然是文明分化最为剧烈的地区。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一方面接受现代化，另一方面保持自己宗教信仰，形成独特的文化模式。南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也有自己的特点，英国等列强长期在这里的影响使南亚文化更易于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东亚与东南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保持东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经济现代化进程十分迅速。东方文明大国中国从20世纪的后20年开始，急速进入现代化进程。
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发展？
第一，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必须遵循共同存在与共同繁荣的原则，这是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已经强调的。共同存在与共同繁荣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同时，这也是由世界文化6000年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企图必然失败。任何通过征伐、殖民、侵略与文化强权来进行文化灭绝、文化殖民，任何企图消灭其他民族文化的做法都必然失败。从古代亚历山大帝国、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帝国、蒙古大帝国、奥斯曼大帝国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任何一次改变与消灭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侵占他们的土地、奴役他们的人民的企图都必然的失败了。不同文化之间，只有通过相互融合与互补，才有可能达到共同存在与共同繁荣。
第二，促进文化价值的公正评价。民族文化具有盛衰兴亡的自然发展规律，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越之处，也必然有它的不足之处。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都是一种历史概念，当一种文化处于兴盛时期——这种文化的构成与世界历史的要求相符合产生的必然状态，它就会引领世界潮流。例如，古代东方文化首先兴起，世界主要古代文明基本上全都在东方，埃及、印度、中国与巴比伦都是兴盛的东方文化，它们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最辉煌的农业文明社会。以后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欧洲，才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兴起。东方创造的农业社会使人类结束了依赖自然的局面，也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同样，从17世纪起，西方工业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东西方各有自己的历史创造，不能说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在价值评判上不如对方。
第三，尊重文化特性的各自发挥。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是由这种文化所赖以产生的民族的生产方式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如果具体分析，东西方文化应当说是各有千秋，西方文化产生了古代工商经济与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基础，其强调理性、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鼓励民主制度与社会竞争、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东方文化则产生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它的特性表现为推崇道德、重视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以伦理与教化作为社会行为法则，重视人文思想的发展。每一种文化都有丰富的内容，都有多种表现与多种特性，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处理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四，未来社会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互相濡染与契合的社会。事实上，从古代起，世界文化就一直处于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过程，文化大传播从古代社会起就从没有间断。人类形成过程中，非洲古人类就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与发明也向世界传播。西亚北非的农业进入了欧洲，东亚的农业传入了东北亚，南亚的宗教文明向东南亚与中亚传播。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从而使每一种文化都不同程度接受了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丰富了自我。所以没有绝对的东西方文化之分。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向世界各国传播，同时东方文化也进入世界各地，从纽约到新德里，从北京到伦敦，从巴黎到东京，到处有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等各色人种，各个民族共同生活。跨越各个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互相交流，各个城市中都有基督教堂与伊斯兰和佛教寺庙，麦当劳、中餐馆、清真餐馆等遍布世界各地。现代社会是一体化的，也是多元化的，这种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化交融将对人类产生深刻影响。
未来社会属于谁？它既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但是，它不会属于其中单独的任何一方。未来社会是承认不同文化共同存在与共同繁荣的社会。研究新的东西方文明关系，应当有一种辩证的视域，即承认东西方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合理，并且以此来研究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与现实。西方中心与东方中心都不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关系研究中取得最终的发言权，有东方才可能有西方，正像有西方才可能有东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