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坡村里住的大多是李姓人家，因祖先是从山外来的，所以一直都受到土著杨姓的挤压，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也许是吃惯了人少势弱的亏吧，所以李姓人家在生育上很积极，养起崽来，一下就是一个班。人是多了，但地少土薄，日子也就一天天地穷得叮当响。加之与当地杨姓人家结怨不少，很难把正经的杨姓姑娘娶过去，久儿久之，这下坡村的光棍汉就水涨船高起来。
李四的堂客是最会下崽女的，几乎一年一个，八年就下了八个，先是下了三个女，后又下了五个崽。一开始，看到那一个班似的崽女，李四笑弯了腰，讲话的底气也就足了。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一张张小口变成了大口，李四再也笑不起来，他甚至有过把一两个崽送人的想法。但是，李四的堂客却是一个不含糊的堂客，她恶狠狠地对李四说：“你若是把我的骨肉送人，我就喝农药给你看。”见自己的堂客这样，李四也就死了心，咬着牙板过起了日子。
七十年代中期，队里分的口粮糊不上口，往往半年接不上粮，连红薯等杂粮也被吃个精打光，要不是靠祖上传下的那台旧织布机赚几个钱接济一下，这大大少少一家非饿死不可。然而，好景不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家的织布机也被拆了。眼看一窝的崽女饿得哇哇叫，李四实在看不下去，心如刀绞，但又想不出正当解决的办法，于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摸进队里后背山的红薯地道里偷红薯。
夜路走多了，哪有不碰到鬼的，结果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被当场抓住，在大队部吊了一个晚上的半边猪。要不是李四嫂在大队部寻死觅活的大哭大闹，李四也就活不到今日。
挨饿是常事，挨冻也是常事，一件衣服穿完大哥穿二哥，一直穿到露出屁股。平常出点丑还算过得去，但冬天一来，李四就犯愁了。
碰巧天降大雪，一屋的人冻得出不了门，李四只好铤而走险，一个人偷偷地溜到公社的大礼堂，硬是将舞台上的幕布偷了回来，为一家老少缝了一身衣服。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公安顺藤摸瓜，很快就找上门来，李四被当作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被拉去游了几天的街，最终究其情有可原，才把他放了回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可贼牯子的名声却从此传遍了十里八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儿女们长大了，劳动力多了，家里也勉强能过活了，但是，儿女们的婚事又让他犯起了愁。
这一阵，每天都有人来为三个女儿说媒，但就是没有一个来为儿子说媒的。他心里就在想，不用别人操心的事，偏偏有人操心；想要别人操心的事，偏偏就没人理睬。越是这样想，心里就越是恼火。眼看肥水要落外人田了，眼看成了光棍窝了，他心里就像搁了一把刀似的难受。
可这能怪谁呢，那贼牯子的名声可不是一朝一夕能洗去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