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
民间艺人李卜
一九二五年，甘肃省平凉、隆德一带，来了李卜。他是从洛川一个戏班子逃出来到蒲城，现在又逃到甘肃来的。他穿了一件旧单褂，带了顶旧麦秸帽子，胳肢窝里夹了一个小包包，走在别人门前或柜台前边一坐，把右腿往左膝上一放，像往日在台上那样，再把一个三岔岔板拿出来一敲，小眼睛一睁一闭，他就唱了起来，唱的是那些讨人欢喜的吉庆话：
“一报堆金多吉有，二报夫妻两双全，三报三阳增开泰，四报四季大发财……荣华富贵万万年。”
人们在他四周围了拢来。他停了唱，说：
“出门人缺少盘缠，请大家凑合凑合，高抬贵手点几出吧。唱得不好，大家包涵。”于是他递上手折，手折上写着很多戏目。
这样，他挣上三串五串。
夜晚，他找到那些庙宇，独自蜷卧在那空廓的殿堂上，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四岁的李卜，包下了安邑县的一边城墙和城楼，高高地搭着木架，指挥着几十个工人和学徒。作为师傅的兄长，从老家运城跑来看他，又看了他包的工程，一言不发地回家去了。他告诉他们的老父亲说：“棒健，行，能放心！”那时，他的确是一个好木匠和泥水工人。
然而他喜欢唱戏，尤其是郧鄂。在蒲城做工的时候，常常练着那些调儿，边做边唱，把木活都做坏了还不知道。每年春季，他便伙着一群青年人闹社火。要不是跌年成，他也许不会到河西来，也许遇不到宜城的安老留。安老留发现了他的表演天才，鼓励他参加了班子。从那时起，他成为一个名丑了。
他满意这项职业，因为他喜欢它。可是，在旧社会里，他老是逃不脱军阀官僚的压迫。当时驻扎在延安府的陈连长，把他绑在马上调来。后来，洛川的队伍又把他从当地老百姓的班子里抢去。他厌恶那种狂嫖滥赌的糜烂生活，愤慨那种非打即骂，人压迫人的专横。他活动与他同来的小旦一起逃走，但那个老搭档因为长得漂亮被师长所喜欢，给收买去了。他独自逃了出来，成了一个街头卖唱的无家可归的人了。
在洛河川一带，谁不知道李卜呢？可是这时他却常常一个人宿在孤村野庙里。他恨那些军阀们，也恨那个小旦。他常常想到自己的前途：三十几岁了，现在还可以混，可是这样搞下去，老了又怎么办呢？他看看窗外的月影，想着这些，忘记了衣襟的单薄和古庙的寂静，却更深切地体味到深夜的寒冷和荒山的凄寂。
日子拉下去了，他没有办法跳出这种生活。他老早就抽上了大烟，一个月要几十两土。除了唱戏，他也没有别的兴味。于是他流浪着，一个村一个村的。
当时，这一带种的鸦片比粮食还多。逢到割鸦片的时候，他卖唱的代价便从钱从馍馍变成了烟膏。他抽一些，留一些，慢慢地积攒了七八十两，才慢慢走回陕北来。他不敢回洛川，便到了安塞。在安塞又有一些唱戏的围绕他，因为他有那些烟土，他成了班主，带着一群人又在洛河川一带唱起来了。日子是一年一年地过去，李班主的班子被人爱着，赞颂着，因为他们的郦郭戏不只是技术好，并且很少唱到那些达官贵人，大半是唱着人民的生活。可是李班主仍是两袖清风，即使能赚到几个钱，也要被那群流氓戏子吃干净的。
好容易讨了一个寡妇做老婆，媒人说：“婆姨是好婆姨，勤俭，会过光景，就只一个‘毛病’，曾是吹鼓手的女人。你一个班主，也许嫌她低了点吧？”李卜说：“吹鼓手就吹鼓手吧，他已经死了，与婆姨有啥关系。我要是将来做了营长，她就是太太。我也是个唱戏的，好人家女子还不给我呢，只要不化什么钱，能行。”于是他有了家，那女人还带了个女娃娃来。
一九三。年，他卖了箱子，落在家里做木匠；可是又被军阀逼去，唱了一年多才放回来。这时，他已经四十一二岁了。他愿意结束那浮萍似的生活，落脚在郧县的城外，日子虽然穷一点，可是已经有一个正经的家庭生活了。
休息顺右七九年的李卜，在这时期自然仍不免要参加春节耍秧歌。这时，就常有人民的游击队与军阀军队在郧县打仗。军阀军队曾有一次说他与游击队通消息而迫害他（他的确帮助过那“打富济贫”的游击队）。就是到了抗战时期，曾经住在廊县城里的顽固军队，也仍然要四出杀人抢人。李卜对于鄙鄂的爱好，仍不减当年，所以一九四。年民众剧团在郡县演出时，虽然演的是秦腔，但他仍然在寒冷的冬夜，披着白羊皮袄，伫立在台下。观众都认得李卜，他们问着他。他说：
“戏是好戏嘛，这是新戏旧演。劝人打日本，做好人嘛。唱工把式差次点，没啥。要是改唱郧鄂就更好，郧鄂吐音清楚，更听得真嘛。”
围着他的有好些人，大家都笑了。谁知道这观众中有一个张，云，张云是民众剧团演胡子的，小时候就看过李卜的戏，就崇拜着他的。现在一见他也在人丛中，欢喜得跳了起来，赶忙几脚跑回后台，一手拉住了民众剧团的团长柯仲平同志，又急又结巴地把这消息报告了，并且恳切地说：“他会的戏可多的太，技术高明，陕北谁也知道李卜呢。这机会可不能失。”
柯仲平同志很懂得民间艺术，老早就在注意人才，而且也是一个郧鄂戏的向往者。等不到听完张云的话，就用力拍着他的肩，大声说：“走呀！去找他！请他来！”
在人丛中柯仲平同志就拥抱了他，说：“嚷，我老早就在访你呀，今天总算遇到了……”他们到了后台。
李卜看柯仲平同志像个好老汉，像个见过世面跑过码头的人。他摸着比柯仲平同志还短的胡子说：“从前的戏也有很多是劝善的，只是没有说出一条路。其实嘛，老百姓里就没有个什么坏人。就拿我一个旧戏子来说，抽洋烟，该是坏毛病嘛，可是并不打人讹人。你们这个戏我说是大大的好戏，你们告诉了老百姓一条路。唉，我五十岁了，还是第一次才看到呢！”
他们谈到唱工、做派，谈到内容、形式，谈到郧鄂，于是更投机了。李卜便在散了戏的后台唱了起来。柯仲平同志欣赏着他谐和的韵调，他觉得：李卜唱得真自然，真有人情。
第二天，李卜又到团上来玩。柯仲平同志摆了好多菜，请他喝酒，把他介绍给团员们认识。大家都尊敬他，他也喜欢大家。最后他说：“不是不想跟着你们跑。我人老了，难道把本领藏到土里去？教你们是顶情愿的，就是离不开家了，有个老婆和儿子没人照管。”
但在柯仲平同志给了他一点点安家费之后，他便答应一定同他们去交道，到店头。
这时间顽固分子派人暗杀八路军驻军首长，引起郧县事变。在民众剧团公演时，顽固军队的机关枪，便朝着这明亮处扫来。李卜痛恨这种行为。柯仲平同志同他谈了救国的大道理。李卜是一个爱和平的人，向来就喜欢有事大家和平讨论。他从此明白了共产党与抗日的关系，抗日与人民的关系。他很佩服这老团长的见解，他说：“你看，你有那么多文化，满肚子都是文章，现在为了教育老百姓，这样艰苦，咱一个旧戏子，还能不把那绿豆大点的本领拿出来，教教几个年轻人？”
他对自己的艺术的态度很正确，他说：“我虽然会唱一百多种调门，不过那是老一套。我告诉你们，你们再去编，该修改还要修改，我是没意见的。”他从不保留他的技术，而且教人都是从诀窍上使人易于掌握。
到了店头之后，他不说走，于是又留他，他便又随往关中。到了关中之后，他仍不说走，于是又随团去陇东与三边。他不只教唱，教做，而且有时一个人出台唱全本《张良卖布》，观众听完了还不肯散。
刚来时，他还喝些自己带着的洋烟。柯仲平同志知道这个，不愿伤他的自尊心，装做不知道，只从旁劝说；别的人也给他暗示。他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有这种坏毛病，一狠心，难受了几天，也就熬过去了。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五十一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竞一下子就戒绝了。在民众剧团要回延安的时候，他表示不愿离开团体了，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家。他舍不得向他学戏的那群纯洁的娃娃们，舍不得热情的团长老柯，舍不得这个团体的有秩序、有情感、有互助的生活。虽然他的家现在也是边区了，在家里也可以生活得平安，可是这里教育更好，这种集体生活更使他留恋。并且他认识到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大家，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这种工作使他年轻，使他真正地觉得是在做人。他决定要参加这个剧团了，当然他很受到了欢迎。从此他找到了他永久的家。
他到延安之后，四处看了一些，许多老熟人也见着了。大家光景过得很好，很和平。也见过一些负责人，都待他很好，很平等，和过去旧社会的官长完全不同。他们总是很耐心地解释一些道理给他听。他听得非常高兴，他的确受了感动，所以只要他能做的事，他总是不辞劳苦的。为着民众剧团买戏箱，他冒着危险到蒋管区去，奔波几次，终于办到了。他看见那些坏了的凳子桌子，便自动地拿来修理。看见窑要坍了，也自动去修。他说：“要化那么多钱，何苦找人，看我李卜来！”
他在剧团里教唱，教做工，民众剧团的技术因为他更加提高了。观众都说现在的演出更好，有把式，而马健翎同志也很善于利用这旧形式，创作了新型的有名的《十二把镰刀》和《两亲家》。张鲁同志也到他这里学郧鄂，把这些东西带回鲁迅艺术学院去。许多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也来找他。这一两年来，延安的秧歌有那么多好听的郦鄂调，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的婆姨和儿子在家里也过得很好。他去看过他们，儿子大了，替别人揽工，老婆纺线线，乡政府对他们也很有照顾。他还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替儿子娶媳妇呢。
这次，他被选为代表，出席边区文教大会。当他在小组会上听到有人说旧戏子难于改造的时候，他站起来了。他以他自己简短的历史，做了说明。他说旧戏子的确很多有嗜好，有一些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这些人在旧社会里是受压迫的，只要一解开革命道理，头脑弄通了，改起来也很容易。譬如他自己，几十年的烟瘾，还不是因为参加了新的生活，一下子就戒绝了么？过去爱玩，把木匠手艺丢在一边，宁肯讨吃。民众剧团谁也不知道他会这一套，并没有人叫他做，还不是因为自觉到公家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这样尽心尽力地做了么？他说：“旧戏子对于技术，是保守的，可是我就只怕教不会别人。我教会了别人，别人可以借它教育老百姓，我的陈货在他们口里，变成了新的，我看见了只有喜欢。我是一个老人了，我要改造自己，也还要改造别人呢。”他又劝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说旧戏子难于改造。旧戏子在陕北还有很多，边区外边就更多了，主要是在我们的教育。先要把这些人的脑子弄明白。当然也会有人慢些，但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的话得到全场的拥护，大家都爱他。过去五十年来，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艺人，被军阀和各种的势力逼着，被环境困着，他是一个抽大烟的穷戏子，甚至流落在街头卖唱，被人瞧不起。现在呢，他是一个革命的群众艺术家，积极地工作着。他在那么多的代表面前，在各处地方做宣传工作的领导者和艺术家、文学家面前，提出争取旧戏子的文艺政策。他是正确的，他就是亲身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
1944年在10月20日夜
风雪人间
风雪人间上卷到北大荒去一意外的判决一九五八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多福巷十六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以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当年作者家里雇用的保姆。
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两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啊！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十六号的大门邑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看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不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呵！我们好像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入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亥大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饿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地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二 寂居
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四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五七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在在考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转们时伽P拯目右富由的大皿翻在稿耵在日许螂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这年七月祖林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校。那时夏更起是多么的对他充满同情，陪他去飞机场，同他一道在机场等待起飞。这以后他每天小心陪伴着我们，悄声地亲切地说话。再过一阵，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不得不向组织上报告我们的一些行动。我在大会上听到了一些对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责：如我因连日听会头痛、胸闷、喘不过气，陈明带我去游人较少的北海公园后门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两天两夜没有阖眼，还要支撑着去参加批斗会，陈明叫更起给我买过一次一钱重的西洋参。我们明白了，我们并不怪他，他得接受这个任务。他怎能拒绝说不呢？但我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而不愿意去报到入学。我们问他的理由，他说怀疑自己有肺病，学化学不适宜。但我们却认为这可能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去上大学是离职学习，便没有了收入。如按过去正常情况，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但现在不行了，他得同我们划清界限，他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样能够接济他，向他提建议了。这不久，我便向机关提出，我不要公务员了。我并不是怕有人监视我，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务员着想，如果谁还跟着我这个“反党分子”，那是他的耻辱，他将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伸不直腰，甚至洗刷不清自己的。我只能忍心看着他调回机关，看着他放弃已经考取了的大学专业，而m作喜曲大右顺当时赤兼群世习且也模糊地预见到他的前途。这孩子虽然日渐长大了，却是一个多么忠厚朴实的年轻人呵！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日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打发这漫长白昼和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地咕咕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蟆，整天晤晤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真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晤咕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作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三 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顺夜同一些非洲人、印第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充塞我这摇摇欲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呵！清明节到了。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五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五年了。五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的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大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我是否是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妈妈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决不能承顺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乏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在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一九四七年在与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一九五。年摊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日间，到了一九五三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等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等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屋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回到桑干河，矗访了好几个村庄。一九五四年我又去桑干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到了六七月，但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细楼梦研究》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欲弗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确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铠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小说，实在倦于这些过左的和在人李上杂有派性的争论，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导八万字。这时发生了胡风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大亘大：大在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之后，接着便来势汹汹地展开了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顺玲陈食雷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一在子里》八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里，至今两年多了。稿纸都焦黄了。我为这长篇所构思的人物档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园，山坡，河流等等的设计草图，连同一些读者来信，对一九五六年发表了的小说前八章（约四万字）的一些意见，都锁在一个小的铁皮箱里，我常把它们取出来反复翻阅。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我脑子里翱翔的人物，他们常常对我微笑，对我投来热烈的目光。“我们在等着咧，怎么你还不把我们介绍给读者？”这两年来，他们眼睛瞪着我，诧异我为什么不动笔。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呼唤是多么地缓解了我现在的愁怀。我要压制眼前的一切烦恼，打扫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们塑造。呵！亲爱的朋友呵！我知道，人民需要你们。你们一定要在人民中经历风险，在战斗中成长。现在某些人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后，在九月三十日，以党组名义，把《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十右9底，又把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批转的这一报告向全国文艺界进行传达。但这个报告和传达的内容，作为当事人的丁玲，当时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一九五六年春，因丁玲的请求，中央成立以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首的小组，对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指控，进行了实事求是、认真仔细的核查。复查结果，确认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据此，一九五七年夏天，作协党组再次举行扩大会议，准备宣布复查的结果。但这时反右运动开始，在反右扩大化中，这一错案没有及时纠正，而丁玲的正常申诉被诬为翻案，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级别，而且株连及一大批好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七九年，关于丁玲的这一错案得到初步纠正，但仍不彻底。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第九号文件指出：一九七九年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文件说：“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至此，关于丁玲的这一错案才彻底纠正。
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没有权力，也不忍心扼杀你们。我将怎样排除这挤压着我的千斤重担，全身心地拥抱你们，把你们捧献给人民呢？寂寞、愁苦、耻辱，使我的心灵都萎缩了，一点生机，激情都窒息了，枯干了，失去了颜色。我将从何处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呢？现在只有你，《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可是，我将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征服我面临的灾难性的障碍呢？真是“泪眼睨天，雨来天半”，万里长空只有潆漾的迷雾一片。
四 火柴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在大雪严寒的夜里，在雪白寂静的街头，人们都围聚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圣诞节。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卖不出去，又冷又饿。她蹲在街头墙角，划一根火柴来温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给了她热，也给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见了她想望已久，美丽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气，得到了安慰……
陈明来信告诉我，说王震同志到了他们那里，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去他们那个队看望大家。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绝大部分是国务院一些直属单位的所谓“右派分子”，大约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是跟着党走，在党的哺育下长大的青年。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正在有为之年，如今却背着黑锅，来到边疆，在体力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思想。很多人都是强忍悲痛，抛妻别子，还要用种种设想，种种方法，说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这种处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停发原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一律只拿二十八元。不过，人民政府有一条补充规定，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确有困难，对原来靠其赡养的直系亲属，每月可以按人补足八元钱的生活费。这些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自然不能没有区别，从内心来说，就更难知深浅了。大家临时凑在一起，谁对谁在短时期内还能作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励，但是否真正能披心沥胆，以诚相见？在风暴之后，恐怕谁都会心有余悸，一切以少说为佳。但有一点，他们绝大部分都肯积极劳动，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给农场负责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陈明也许是其中比较最单纯的一个。他每封来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样参加新的艰苦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生活。他根本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无限的乐趣。我很了解，他这样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去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才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阖眼。一群踟蹰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你这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呵！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经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五 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活下去？怎么能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
另外，我们原来曾有过一个想望。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当年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辑下来的文字资料。这些可爱的风光，和可爱的生活纪录，都来自我们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大一在。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转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这些全是有关东北小兴安岭、伊春林城的报导。我真愿奔赴那云烟深处，洗涤我内心的烦忧。我愿意竭力描写山林里伐木人的豪情，那与天地共存、和在日月争辉的新的浪漫豪迈的生活。陈明走后，我曾经把我这些期望向作家协会党组反映，请求准许我离开这灰暗的环境去另辟一条道路，即使荆棘丛生，山石拦路，我决心要踩出一条小道，或者还会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应该站立在光天化在日之下，应该有所作为！但答复是，我独自一个女人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他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说以我的年龄，我的身体，去那种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说，将再考虑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条路也摆在我面前。陈明已经顺利到达北大荒，他依然是那么乐观，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他总是有无穷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满了生气的宇宙展现在我面前。他把那四月的飞雪描写成迷人的画图，把他们创建新生活的劳动，在冰天雪地里伐木，打井，化冰煮饭，平地盖房，写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广阔的草原，起伏的山峦是如此诱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开战，征服自然。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是真正的战士，能上能下，能与人民共患难，同安乐。他把周围那些人都写得真正司爱，对生活，对人，都是情意深长。我仅仅读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觉心怀开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说：“来吧，我以为你最好是来我这里。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他们都说要专为我们营造一间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将在你的笔下留下永久的芬芳。来吧！我们将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坚毅果敢。你有力量对付一切暴雨严寒。这里可能也有某些阻碍，但我们一定能跨过去。这里比北京优越，在新的生活里起码会比较容易忘却那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袭击。这里远离一些是非和勾心斗角。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要在北大荒参加修建宏伟的殿堂。只有真正舍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劳动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犹豫了，到北大荒去，到陈明那里去。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难会少些。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到建设的最前线去。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
六 介绍信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只是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如从事创作，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二十八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犯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我从二十七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不齿于人民的人！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慨。我要去问他们，党规定的“给出路”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的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右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
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决定就是这样。那么，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么，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决心了。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决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七 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的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真正的，长期的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一个知名作家，作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脸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待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大Z在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共产党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个共产党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么几个想整人的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决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八 前进
六月下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票，并且特地选派一位转业军人陪我同去。他也坐软卧，说是要把我一直送到农场，这可真是特殊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支付呢？按常规说，“犯人”是应该由主管有司出路费，“解差”的旅差费更不应派在我这个“犯人”头上。我相信在别的单位，大概不会这样。陈明他们去东北，便是农垦部包的专车，而且三个人有一个卧铺。是不是因为从五十年代初，我和白朗同志响应号召，不领工资，依靠稿费自给，这样，如今下放的旅差费也应该自理？管它呢，只要我手边还剩有几个钱，我是不会计较的。
也许这只是个别办事人员一次意外的粗心？真是耐人寻味。
车厢外边，阳光照着辽阔的原野，生气勃勃，玉米已经长得很高，麦子更见茂盛，远山近树，一掠而过。我的心悬在高高的空中，恍恍惚惚。我应该想什么呢？我不能无所思索，更不能麻木不仁。可是回忆过去，我实在不敢回首，就让它通通成为过去的吧。想望未来，未来将是怎样的呢？实在是一个谜。车厢本来不大，对面又坐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奉命监视着我的人。他们对我顾虑的是什么呢？死，他们不会担心，他们可能知道我是不会轻生的。我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二十五年前，在国民党的囚禁中，我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现在我决不自杀。怕我逃跑，也不是。如果我想跑，半年多来我是有时间可以跑的。但是，谁也清楚，我是无处可跑的。那么就是专门照顾我来的，但绝不会，他不像一个照顾我的人，他不会照顾。他只是奉命一路监视我。返回北京，他可以把我一路的狼狈相汇报给一些对此感到有趣的人听。但我还是摆脱这些思想，我装着什么都不了解那样，把他当成一个同志，一个曾是解放军的战士那样看待，我照顾他吃饭，照顾他休息，同他拉家常，聊天，以解他旅途的寂寞。他对我本来是谈不上有什么恩怨的。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有些讨厌我，或者对我有戒备，那只是从他的领导人那里得来的。这怎能怨他呢？我们总算相处得可以。沿路也没有认识我的人，没有什么干扰。可以说，我还是比较平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哈尔滨。
九 陕北人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尔滨。车站上很拥挤，全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个来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协会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转业军人从拥挤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们往哪里去呢？只好拿着作家协会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去敲黑龙江省文联的大门。等了一小会儿，我独个儿被请到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宽敞整洁，阳光充足。我坐在一张软沙发上，感到很不相称。我的紧缩的心，和厌烦的情绪，使我希望赶快离开这里。我想我是不得已才来这里的，我不求别人什么，只需有个人，打个电话，为我们找上临时落脚的地方，能睡一夜，换张车票就行了。
不多久，从通里间的那个门口，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中等个子，白净面孔，看样子是个负责人。我不认识他，正要站起来，他却抢在前面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仓惶地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去。他却和气地自我介绍道：“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在一起学习过，我们不同一个支部，大约他不大会记得我。”我没有讲话，我该讲什么呢？
延泽民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问到我这次的去向。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点。延泽民却严肃认真地说道：“陈明在宝清县，在八五三农场，怎么能介绍你去汤原农场呢？这是两个垦区嘛！你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志正在密山农垦局，我打电话去问问。先安心住在这里吧，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我自然只能听他的。他告诉我他是陕北人。其实他不说我也听得出他的陕右匕口音。陕北啊！这是我经常用留恋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陕北乡音是多么纯朴浓厚、情意绵绵呵！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陕北人，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亲人，这该是一个好兆头！延泽民向他的秘书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辞出来了。
他们用小汽车送我去哈尔滨最新、也是当时最好的国际饭店。
到了那里，服务人员带着笑容抱歉地说：对不起，已经住满了客人，无法接待。这样我们只好出来。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接纳一个“右派”分子，一只丑小鸭、癞蛤蟆怎能与那里的国际来宾，和高级干部住在一起呢？看来还是延泽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书只好把我送到道里的马迪尔旅社去。这家旅馆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过十年以后，如今却显得陈旧和窄小了。其实住这样的旅社对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太过分了。我坦然地随着秘书走了进去。旅社的负责人把我安排在一间塞满五个床位的小屋里，这时住进来的却只是我一个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个小窗户，屋子里显得很气闷。我坐不下去，只好走出去，在旅馆门口透一口气，我慢慢走向松花江的江岸。那位从北京陪送我的转业军人无声地跟着我。我看到一个咖啡店，便进去喝咖啡。当我们回到旅馆时，服务员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延泽民同志来过了，并且把我的住房换到一间朝南的头等房间了。我进去一看，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像当年一样的明亮和华丽。事真凑巧，这间房正是一九四九年我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途经哈尔滨时住过的那一间。时过境迁，今昔难比，我怎么能不回想到当年的情景和现在的厄运呢？
十 马迪尔旅社
一九四九年的马迪尔旅社，真可算是冠盖云集。从北京来准备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们，大部分都住在这里。我和画家古元同志是从沈阻来的。我于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回国后没有去北京，就留在沈阳写作，写了《十万火炬》，写了《法捷耶夫访问记》等篇，兴趣正浓。这表团团员大都是知名人士，有来自解放区的，有来自国统区的。在举国欢庆革命胜利的时候，这群天之骄子都要倾吐久别重逢的衷曲，抒发彼此因山水阻隔，未能会晤的渴望心情。代表团里有风流倜傥、不可一世的老诗人、名家郭沫若，有诚恳待人的长者马寅初，历史学家翦伯赞，大画家徐悲鸿，著名青衣、有一口好嗓音的程砚秋，还有老练深沉的刘宁一和热情才子、剧界先驱田汉、洪深，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家，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真正是济济一堂。我常跟在老熟人郑振铎、曹靖华的后边。他们关心地询问我这十多年战争中的生活情况。我理解他们，我感谢他们。在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后，郑振铎曾冒着风险热心照顾我，他以东方杂志社的名义，预支给我二百元稿费，使我能把孩子送回湖南家乡。曹靖华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我找到他时，他热情地款待我。他知道我急于找党要逃离南京时，他从心里高兴，并且满口答应协助我。果然他为此辗转写信给鲁迅先生。这些人几十年来都是名实相符的正人君子，都是对革命、对革命者满怀激情的人。郑振铎在一九五七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我的大会上），在高压的气氛下，作过一次很可怜的发言。他说他每次听到有人揭发我的材料时，他都大吃一惊，以为大约就止于此，不会再有什么了，已经到头了；但所谓揭发竟然连续不断，势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无是处的恶棍。他真痛心难受，觉得自己可能太书生气、太不理解这个世界了。当时我了解他，他的确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忠厚长者。我不知道批判大会以后，有朝一日他清醒过来时他将作何思考呢。曹靖华在大会上没有发言，但后来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令旁人满意的内容，他只不过是说一些空话，说我和冯雪峰是开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这些人一定得表态，否则，有人将把他看成是站在我的一边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鲁迅、秋白的友谊，这时对他也可能是不利的。
这时，我的孩子蒋祖林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他八岁到延安，是党把他培养长大的，准备派去苏联学习，现还在待命。那年他正当十八九岁，秉性淳朴大方，深情却不窄狭，懂事明理，没有一些干部子弟的坏习气，不骄傲，有礼貌。在这样众多人面前，我觉得有这个儿子是很幸福的。我从来都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可以同我谈心的朋友。一九五三年他去苏联学习潜艇制造，学期较长，一九五八年还没有回国。他现在该怎样了呢？他一定为我们伤心透了。我最难过的就是我使他们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的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只希望他们坚强。他们怎样理解妈妈都可以，我只希望他们切莫悲哀，切莫丧失希望信心。但怎么能够呢？一想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我的心就比什么都乱，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样才能挽回这悲惨局面呢！
马迪尔旅社，屋宇内部，的确仍是光亮华丽，可是九年后的我，旧地重临，只能勾起无限感伤。我在这静静的屋里徘徊，我实在希望能早日去到北大荒，到达目的地，能看见陈明固然好，即使一时见不着，也总能安定下来，在世界上重新占着一席之地，从零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