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的国力背后必是无能的政府，但是，总有一些有识之士，像鲁迅先生张扬的“中国的脊梁”那样，不甘寰宇之内，听不到来自东方的声音，不甘百业之间，看不见产自中国的品牌，于是，他们奔走，他们尝试，他们愈挫愈奋，他们放手一搏，于是，在诸多高精尖领域，中国的步子跟了上来，甚至还能一领风气之先，而天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这些有识之士乐此不疲的试验场。
虽然距离市区还有一段车程，但是大沽船坞遗址不能不看。
这里汇集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造船机器；这里为清朝北洋水师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这里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装备的革命性进步……
在津沽公路塘沽段靠近海河出海口的地方，有个大沽造船厂，它是我国北方最早的船舶修造厂和重要的军火基地。为抵御外侮，加强海防，及时为北洋水师修造舰船，1880年经李鸿章奏请清廷，光绪皇帝批准在大沽（今塘沽）建造一座继福建马尾船政、上海江南船坞之后的第三所造船厂。
一进厂门，就能看到一块写有“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博物馆”字样的巨石，顺着通道左转，大沽船坞遗址博物馆全貌尽展眼前。
博物馆正厅，是一幅巨大的中日甲午海战油画，壮观而惨烈。北洋水师成军的十几年间，除定远、镇远两艘大吨位舰船无法进入大沽船坞修理外，其他“成员”都在这里“看过病”。1880年建坞后，大沽船坞陆续修建有甲、乙、丙、丁多个船坞，由修而造，一些吨位小的舰船从这里的车间下水起航。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剪床、冲床以及军火武器，俨然一个泱泱大观的企业博物馆。
满是锈渍的机器都是北洋水师从国外进口的，经过多次战争，所剩无几。这里有1882年从德国进口的剪床和1889年从英国进口的冲剪设备。德国剪床高2.2米，宽0.5米，长2.82米，全是铸钢制造，可作剪、冲、截三用。这张剪床是铸钢本体，左右两侧成虎口形，中间形成V字，左可剪1.5厘米厚钢板，右可冲直径2厘米之孔，V字形刀口可截8厘米×8厘米角钢。自1882年购进后，它直接参与了我国第一台潜水艇和“飞凫”、“飞艇”炮船，“遇顺”、“利顺”、“宝筏”等船的建造。
博物馆一角，摆着一挺锈迹斑斑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是浙江省衢县高家镇埠头村一村民2001年4月2日在衢江挖沙时发现的，机身刻印着“大沽造船厂所造”和“中华民国捌年制”几个字，编号为429，字体清晰，枪身漆黑。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轮机厂房，长55.6米，宽19.8米，外观、顶部呈上下双脊形，副脊下方沿房脊有两排天窗。厂房主体为砖木结构，内部有14道木梁，每道木梁间距3.9米，并分为东西两跨，两跨宽度各为9.9米，每道木梁之间有一个窗户，连成一排的30个窗户使得厂房里光线通透，十分敞亮。
大沽船坞甲坞建于1880年5月，是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长97.6米，宽28米，深6米，木质坞门，土木结构，能够容下一艘2000吨左右的船舶，1974年大修改造成长100米，宽17米，深6米，浮箱移动式坞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船坞。
最为惊奇的是，这个船坞还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据上海《益闻录》报道：“此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灵捷异常，颇为合用……洵摧敌之利器也。”
博物馆里还有一个产自英国伯明翰的保险箱，1892年出厂，长1.06米，宽0.66米，高1.02米，双开门，左侧是一个常闭门，上下各一个锁舌，门框处有3个锁舌，定位销4个。右侧门为常开门上下各1个锁舌。左右两侧各3个锁舌，定位销4个，全箱共13个锁舌，8个定位销，全为钢质。箱内有一横二纵活动式隔板，可根据放置的不同物品变换隔板的位置，最底部有平行的两个带暗锁的抽屉，箱体外部分别有两道钢质插榫围箍，主体钢板厚约0.1米。保险箱一直放在大沽船坞厂部机要室内，保存了北洋水师提督下达的重要文件和研制德国1磅后膛炮的重要图纸及后期制造水雷的图纸。
年代久远的物件大多有着各式的传说，大沽船坞也不例外。厂房外有两棵参天杨树，茂盛的枝叶差不多成了一面墙。这是一对百年古杨，相传建坞之初有一对从福建来的技师夫妇，刚留学回来报效祖国，日夜操劳，连续三年没回家乡，终因积劳成疾，病死他乡。李鸿章为纪念他们亲自栽下了两棵树，取其谐音‘杨’，意为颂扬，而‘树’则是树立典范之意。两棵大树一南一北遮天蔽日，恰似一对夫妻，大沽船坞人都深含感情地叫它们“夫妻树”。
天津的工业之声最早是从三条石的石板路上传出来的。今天的这里，已经辟为“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是以三条石地区民族铸铁机器制造业发展史为基本陈列内容的地方专业性博物馆。
这个馆1959年9月27日正式开放，馆名是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
三条石地区指的是南、北运河以及河北大街构成的三角地带，面积约730余亩。这里水、陆交通便利，是天津早期商贸繁荣之地。1860年前就出现了为船家、商客服务的打铁匠人，之后，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在此“定居”，成了最早的铸铁手工作坊。
1915至1930年，三条石地区铸铁、机器业发展到鼎盛期并且明显分为两业——铸铁业和机器业。不少铁厂为了扩大规模，争抢着在天津和外地开设分号。到1937年前，三条石“两业”工厂在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
三条石大街中段，是一个值得天津人骄傲的老工厂，名字叫福聚兴机器厂。它建于1926年，用了1000块现大洋支撑起来的，主要产品有水车、榨油机、颜料机。旧址保存了原来的厂房和机器设备，还原了柜房、经理室、库房、车间、工棚、吊楼、厨房、厕所、工头间等9处场景。
而今参观三条石博物馆，走过展厅，来到后院，绕过博物馆实物展厅，就会看见一间100多平方米的旧式车间。这就是福聚兴机器厂原来的厂房。
里面摆放的机器都是对照当年的老照片，再借助老工人回忆，尽可能按原样布局的。厂房里共有各式车床13台，还有一台发电机，看起来虽然破旧，但当年却是机器厂聚财的本钱。
福聚兴发家，确是凭借头脑的。它的市场敏锐度要明显高人一筹。当听说上海很少生产非常笨重的机床时，福聚兴就购买了一批机床贩运到上海，到上海后，在码头上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一次就赚了十几万。
每到工作不是很紧张时，他还要给各种已经完工的机器上油漆。在馆里的实物展厅，他看见了那台还能够用来刨冰的机器说，当年他曾经给许多刨冰机刷油漆。或许，这台就是老人曾经刷过油漆的刨冰机呢。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工头的带领下，读全体同仁“反省二十要”。读完后，才能去吃饭。
1991年，文物部门对博物馆福聚兴机器厂旧址进行修缮。这是天津唯一保留下来的反映民族机器业发展史的遗址，主要包括前柜房、后柜房、锻工棚、机加工车间等。
当年的三条石地区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福聚兴真能干，台虎钳子摇轮转”，足见福聚兴的品牌口碑之好。
福聚兴是个头脑活络的商户，正门上方竖了一个产品介绍招幌，类似现在的广告牌，吸引了不少主顾。在这间百多平米的旧式车间里，灯光昏黄，照着一张能够坐开五六个工人的桌子，桌面上印刻着铁器擦划的痕迹。厂房里有各式车床13台，还有一台发电机，是专为应对紧急停电准备的。
在那个相对闭塞的年代，一些小打小闹的作坊主，只管自产自销，还没有广告的概念，而福聚兴则不然。它生产的颜料机，最初售价100元，可是在报纸上做了广告后，一下子涨到800元，赚了个盆满钵足。
一场大雨过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河（位于靖边县）又经历了一次洪水的冲击。刚刚改道的河床上到处是上游冲下来的碎石乱瓦，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石头”，仿佛刚从泥土中掀出来一样。
河坡上，远远走来一支驼队，两个外国神甫走在中间，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不是专心走路，而是不住地向河床下张望。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些白“石头”上时，禁不住叫了起来：“上帝！我找到它们了！”
这一幕发生在1923年，主角便是当时设在天津的北疆博物院（现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的创始人——法国神甫兼自然科学家桑志华（中文名）与德日进（中文名）。
一架“牛”化石站立在展厅中央，头骨、腿骨、肋骨、脊椎骨完好无损，似可行动。其中的一侧牙床上还保留着几颗牙齿，每颗直径约四厘米，足有小水杯大小，轻轻擦去上面的泥渍，牙齿质感如同玉石，连咬合面的纹理都清晰可见。
此兽何名？标牌上写着“披毛犀”三个字，是距今10万年的古代动物。它的发现者，就是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萨拉乌苏河畔的场景，就是桑志华发现披毛犀化石的如实还原。
因为大多生长在热带，现代犀牛是没有毛的。但十多万年前，活跃在东北、内蒙古等北温带的犀牛怕冷，都像牦牛一样披着厚厚的长毛。1914年，38岁的桑志华来到中国。他是专程到中国西北腹地探险和考察的，并准备在天津筹建一座“北疆博物院”。当时天津的圣路易斯路18号（今营口道）的崇德堂，被教会指定为桑志华的活动基地，这里就是北疆博物院的前身。
桑志华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披毛犀化石便是最大的亮点。正是桑志华，从萨拉乌苏河中将三只披毛犀化石完整地挖了出来。
桑志华是满载而归，但他毕竟不是地质古生物专家，要真正解开其间之谜，还必须依靠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院。于是，他从法国请来了德日进。
1923年5月22日，德日进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代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院与北疆博物院联合组成一个为期两年（1923—1924）的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结果他们首战告捷，当年就在宁夏银川东南发现了一个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水洞沟，并在靖边县萨拉乌苏河一个叫小桥畔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埋藏颇为丰的化石地点。这些化石包括了偶蹄类、奇蹄类、食肉类、啮齿类总共33个属种，数量之多、保存之好世之罕见。
坐落在马场道上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内的北疆博物院旧址已经修葺一新。建筑外檐上“北疆博物院”五个大字熠熠生辉。1925年至1929年相继建成的陈列厅和南楼，与北楼连接形成工字形，也就是北疆博物院旧址，这个由比利时和法国建筑师共同设计的建筑，现在仍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库房，还有二十余万件馆藏标本在此存放。桑志华发现的三只披毛犀化石目前天津存有两架，一架在展厅，一架在库房。另外一架，在1926年被桑志华送给了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
不光是披毛犀化石引起时人的无限好奇，北疆博物院还有不少镇馆之宝，“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就在很长时段内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题。
1924年5月14日的《益世报》刊载了天津博物院即将展出原始人头骨的消息：“此次更换从前未经陈列之品多件，如原人时代之人头骨，及原人所制之骨器、石器、陶器……”当年6月8日重新开馆后，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让参观者趋之若鹜。人们瞪着那残缺不全的“骷髅头”，摸着自己的脑袋，若有所思……
但是不久，这5个弥足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便下落不明，只剩下如今存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石膏模型。
中国之邮始于津。
中国的第一个邮政代办机构、第一部邮政规章、第一条邮路、第一张邮政资费表、第一套邮票都诞生在这里。而“大清邮政津局”则是当时中国地地道道的邮政心脏，曾是全国邮务管理中心和邮运组织中心。
位于圣路易路与维多利亚路（现天津营口道与解放北路）交口处的“大清邮政津局”门前先后挂过两块牌匾，先是1880年的“拨驷达局”，后来才是1908年的“大清邮政津局”。1911年，津海关将这一中国近代邮政的珍贵遗产移交给大清邮政。
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决定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等五处海关以天津为中心，仿照欧洲办法开办邮政。1878年3月23日，天津海关率先发布公告，开始收寄公众信件，中国近代邮政由此发端。
大清邮政津局的邮差，当时统一穿着的“号衣”是镶有红边和胸补的蓝色衣服，上写“邮政局邮差”字样，每人怀揣一本大清邮政局发给的护照——相当于现在的工作证，从此，披星戴月走在他们的邮路上。
不配马匹的邮路，分成快班和慢班，只能靠邮差徒步行进。以德州到天津计，慢班时，背一个扁担，两头挂上邮件，要四天左右才能到。快班时，只背一个小邮包，通常早晨从德州出发，必须在36小时之内赶到天津。这条直线距离210公里，弯弯曲曲近230公里的邮路，意味着邮差每小时必须走到6公里多，中途没有人替换，完全凭着毅力咬牙跑下来。
一手摇铃铛，一手拎棍子，身后背邮包，是邮差的素描象。铃铛是走街串巷时，告诉人们“送信的来了”，而棍子则是为了打狗。
那么，漫漫邮路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1878年2月6日，是风和日丽的一天，用过早餐后，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骑着英国纯种马一路风尘直奔京城……
经过试跑，京、津骑差邮路4月1日正式开通，全程125公里。每天从天津到北京并从北京到天津运送邮件各一次，设杨村、河西务、张家湾三个中继站。1880年，这条线路已经达到巡役3人、邮差11人、马14匹的规模。
京津骑差邮路由津海关听差胡永安承包，每月付给他白银110两维持邮路。合同规定，由骑马信差运送邮件，每班重量以40磅为限，时限12小时。从天津出发的邮班每天日落时出班，次日清晨到北京；从北京出发的邮班，每天下午四时出班，次日清晨到天津，赶发出港的船只。如果信差往来运送邮件时间每超过半个小时，胡永安就要受到1元罚款的处分；如果邮件提前到达，每提前半小时，就增加5角钱运费。
但胡永安接到的只可能是罚款通知单而非奖状。因为德璀琳忽略了一点，他试跑邮路是在阳光明媚的白天，而骑差出发却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况且还有负重的邮件，最终，德璀琳不得不延长了天津至北京的时限。
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总理衙门委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负责大清邮政官局事务。1897年各邮局正式对外办理业务。
中国近代邮政创办之初，便有了“特快专递”。“近代邮政初期，没有‘特快专递’这个词，而做‘快信’或‘加紧快信’。”快信的邮递费用要比平信高出一倍。
邮筒出现前，寄信人要将快信送往海关书信馆或华洋书信馆，以及后来的大清邮政津局。书信馆或邮局会将信件分类，分成“快信”和“平信”。只要一有“快信”，哪怕仅是一封，邮差也会立即启程，快马加鞭赶往目的地。
125年前，邮政资费价格不菲。德璀琳将国内邮资按照200英里（300公里）以内和200英里以上分成两类。第一类：信函（每重三钱七分五）收3分银，报纸（十五钱）收1分银，小包（七钱五分）收1分银，邮袋（每七钱五分）收6分银；第二类：信函收5分，报纸收1分，小包收3分，邮袋收10分。当时的1分银等于16个铜板，而1个铜板能买一个烧饼。也就是说，寄一封300公里以内的平信，要48个铜板，相当于48个烧饼的价钱，一般家庭无力承受。
辉煌的天津邮政在中国邮政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新中国成立后，浓缩在方寸之间的邮票故事也定格了许多天津的城市细节。
◇1954年塘沽新港邮票
新版邮票面值2分，1954年首次发行时，面值旧币200元。
◇1963年泥人张彩塑
1963年发行的一枚邮票上出现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狮子，是泥人张彩塑作品。面值10分。1996年，泥人张彩塑再次成为邮票主题，三种不同面值邮票上的四幅彩塑，让集邮爱好者既领略了精致的彩塑艺术，又品味了天津独特的民俗文化。
◇1978年杨柳青年画
在这枚面值8分的邮票上，中日两个小女孩亲密地并肩而坐，见证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1984年引滦入津工程
引滦入津工程为天津市的发展和改善人民吃水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同《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发展中的石油工业》、《铁路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水乡新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共同反映了中国的巨大成就。
◇1990年天津制碱科学家侯德榜
《中国现代科学家》一套邮票中，第二组是化学工业科学家——天津人侯德榜。侯德榜是我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侯氏烧碱法在世界有重大影响。
◇1995年第43届世乒赛
每个中国人都会记得，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天津城上空响起的欢呼声。早在比赛前，邮电部就发行了一套2枚纪念邮票——1995-7《第43届世界乒乓赛锦标赛》，面值为20分和50分。赛后，为了纪念中国乒乓球队再次囊括7项冠军，邮电部计划外发行了以7座金杯为背景的1995-7M《第43届世界乒乓赛锦标赛》（小全张）。
◇1996年大清邮政津局
天津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位于解放北路111号的“大清邮政津局”旧址是清朝最早挂牌营业的邮政局。1996年，为纪念成立邮政官局百年，特别将天津这座保存完好，见证历史的中西合璧的巴罗克式建筑搬上了邮票。
◇1997年月季花
月季，鲜艳婀娜，是天津市市花，也深受新西兰人喜爱。1997年，中新两国共同以月季花和玫瑰为主题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面值150分。
◇1997年黄崖关长城
万里长城，中国的象征。在1997年发行的万里长城一套邮票中，明代长城黄崖关在其中展现着它的雄浑与威仪。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任何一位读过《少年中国说》的人，都会被这种气概和热忱感染，都会在心底画出一个问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慷慨志士，能够发出如此大气魄的呐喊？
发出如此大气魄呐喊的，其实是个小个子，他的名字叫梁启超。
正午的阳光照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院，明净而安详。这两处院落就是梁启超故居和书斋“饮冰室”。
故居是一座大方简朴的双层建筑，而“饮冰室”书斋则恢复了原来的设置：两层意大利式白色花园洋楼俊秀雅致，从大厅内仰望，大型吊灯从透明玻璃的楼顶垂下，书房内的大型书桌和砚台依旧散出灵气，菲律宾红木的巨型书柜书香四溢，由地到顶……
1914年，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建成寓所，也就是今天的东楼故居，1915年梁家迁居于此。1924年，梁启超特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在故居西侧构建了“饮冰室”书斋。
“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原比喻忧心似火，饮冰自定，梁启超以此为斋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就在个院子里，他参加了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用地下室为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储存枪支军饷；就在个院子里，他写下了《饮冰室合集》中的许多重要论著。
两个院子合成的梁启超纪念馆，分为书房、起居室、家族纪念室等十二个展室，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为主题，涵盖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护国战争、巴黎和会等重大事件，最后一间展室表现的是梁家九个子女成材的故事。展览内容分成六大部分，分别是“勤学苦读的神童”、“戊戌变法的主将”、“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反袁护国的组织者”、“享誉中华的学术巨擘”、“寓居津门的饮冰室主人”。
“饮冰室”是梁公晚年研究、写作之所。楼内居室九间，均复原了当年场景。一进门是大过厅，左边墙上挂着一米高的蔡锷画像。再进去是书房和客厅。书房摆满书柜，客厅里陈列着菲律宾客人赠送的蜥蜴标本以及鸵鸟蛋等复制品。二楼则是梁启超的卧室、餐厅等私人活动空间。
纪念馆的一百多件家具都是原汁原味复制的，并且根据梁启超后代反复回忆布置的。院中央矗立着一尊梁启超铜像，高2.38米，重400多公斤，一派儒雅之风。
激扬梁公亦是性情中人，幼子梁思礼极其有限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父亲一提起这个“老白鼻”（梁启超对他的昵称，“白鼻”是英文单词BABY的译音），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情。
1927年，也就是梁思礼3岁时，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另一封信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
最有趣味的是梁启超将一个滑稽作品寄给梁思顺（梁启超女儿），把“老白鼻”的神态描绘得活灵活现：“昨日好稀奇，迸出门牙四个，刚把来函撕吃（事实），却正襟危坐。一双小眼碧澄澄，望着阿图和，肚里打何主意，问亲家知么。”
意气风发的梁启超一门九子，其中三人同为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贡献；幼子梁思礼则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参与过神舟五号的研发。这个院子，不知留下多少父子打闹的笑声。
梁启超住在河北区，曾在南开大学兼课，每天坐马车奔波到八里台上课。讲学时，他感情张扬，染人声色。当年聆听过他讲演的人追述：“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之中张口大笑了”……
如今，徜徉在故居和书房的回廊间，仿佛还能听到梁公因为思考时事与未来而来回踱步的声音。
外地人如果坐火车来天津，一出车站，面对蜿蜒远去的海河，头一个眼前一亮的景观，就该是那座恢弘如虹的钢架大桥，它现在的名字叫解放桥，百多年前，因为周边租界围绕，它被称作“万国桥”，巨大的桥身开合自如，合则走车，开则过船，不俗手笔，一时佳话。
当年，法国要求清政府在海河下游老龙头车站附近（即今天津站），修建一座桥梁，时称老龙头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建此桥，桥梁分四孔，采用变高度的连续钢桁架。由于交通压力，十多年后，新桥计划提上日程。1926年，新万国桥建成（即今解放桥），遂将旧桥拆除。
万国桥位于老龙头桥上游，北连老龙头火车站，南通法、英、德租界，桥长97.64米，桥面宽19.5米。由当时的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也曾叫过“法国桥”。
当时渴求参建的投标方共有17家，设计方案多达31种，几经审查后，交由达德与施奈尔公司承包，这座桥前前后后建了三年，原定工程费100万两白银封顶。没想到开工后，造价日升，最后，主桥增至152万两，拆除旧桥费用39万两，总计超过190万两白银，是海河上最贵的一座桥。
万国桥分为三孔，中孔为开启跨。开启跨为双叶立转式，在桁架下弦近引桥部分背贴一固定轨道，开桥时活叶桁架沿轨道移动开启，以便让开更大的通航净空，“万国桥下过大船”的梦想成为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万国桥更名解放桥。1956年由天津大学主持对整桥进行验算并做荷载试验，结果结构性能均告良好，50吨拖车但过无妨，甚至连开启设备的齿轮也是滑润如新，转动自如，那时，大桥每年或隔年试开一次，保持性能，以备万一。20世纪80年代后，市区交通以汽车为，海河市区段不再通航巨轮，开桥试验告一段落。
河为城链，桥乃链珠。海河味道隽永，其间馨香传神的，便是式样繁多的开启桥，而万国桥则是具有世界水平的经典之作。桥梁大家茅以升曾说，天津的开启桥是中国桥梁里的一件“土特产”，提供了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
万国桥身上还有一个传奇的争议。几位天津地方史专家曾经提到，“万国桥在1902年建成以后，一直都是横跨海河的交通枢纽和著名的城市地标……一个未经考证但流传颇广的说法认为，这座风格独特、现代感极强的铁桥实际上出自艾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居斯塔·艾菲尔之手。”这个传说，无疑给西式风格浓郁的万国桥再添神秘色彩，特别是华灯初上时分，倒影在海河水面上的桥身，与咫尺之间的天津站和世纪钟犄角呼应，俨然一幅童话中的场景。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万国桥确实建在当时的法国租界，但设计者是艾菲尔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那时离他逝世相距不到两年，建造桥梁是要到实地考察的，垂暮之年的艾菲尔不大可能在那时到天津来，并主持建造这座大桥。不管结论如何，万国桥的风采不会减退丝毫。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一生奔波于强国信仰之间，即使到了身染沉疴的弥留之时，仍然穿枪林，过弹雨，冲合围，频繁北上，不辍呼号，在天津留下了深刻的足迹。而这三次天津之行，对他一生中的三次主要革命转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早年接受西方教育，对中国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改良思想。1894年，28岁的孙中山怀着爱国救民的一腔热忱，带着倾其心血的《上李鸿章书》，北上天津，想方设法面见李鸿章。但当时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这个忧国忧民的年轻人不理不睬，掷书于地。
李鸿章的拒见强烈刺激了孙中山，从此他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在海外建立兴中会，开始了革命生涯。
天津之行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始。此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红墙之内的皇宫飘起了共和旗帜。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是，风云突变，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为了借助孙中山的威望，力邀其到北京共商国是。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第二次进津。在这里，一代伟人整理着他的思绪，对袁世凯伪装共和的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讨袁的二次革命从此酝酿。
第二天，孙中山来到当时的天津花园（今中山公园），向天津市民发表演讲，阐述了爱国救国纲领。随后又赶到广东会馆，寄语同盟会会员为中华崛起而奋争。
天津之行加速了孙中山的又一次思想转变。此后，他领导讨袁战争，重新诠释三民主义，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促成了国共合作。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赴京共议国计。当时，军阀混战，进京之路危机四伏。但孙中山认为这是宣传革命的千载良机，毅然前往。11月10日，他发表了阐述时局的《北上宣言》，13日，携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经上海绕道日本进京。一路上他发表演说，接见记者，主张受到海内外进步人士热烈拥护。
12月4日，永丰舰抵达天津美昌码头，这是孙中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天津土地。当晚，在段祺瑞等人安排下，孙中山入住张园（天津和平区鞍山道59号，即今日的孙中山北上在津期间居住遗址）。稍事休息，孙中山带着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10多位随从赴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一个多小时。待返回时，孙中山已感浑身不适，肝区疼痛，即请德国医生诊治。初诊为旅途劳顿，食物不消，以致胃痛。其实孙中山此时已患肝癌。此后的20多天中，孙中山病情渐重，只好在张园静养。但他并未停歇对时局的关注，先后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和《善后会议条例》。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3个月后，便长辞人间，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
张园是张彪的住宅。张彪，1860年出生，山西人，20岁时追随张之洞，从标统做起，最后官至陆军第八镇统制。镇压武昌起义后，张彪东渡日本，1912年，张彪退隐天津日租界，开始投资实业，1915年，他在宫岛街建起这栋具有西洋古典风格的豪宅。
虽为私宅，但是，因为前前后后入住过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这个院子便显得不同寻常起来。孙中山从此赴京不久，被逐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化妆逃到天津，入住张园，未几，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也赶到这里，开始长达7年的在天津生活，而轰动一时的“淑妃文绣出走事件”也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张彪为了迎接溥仪，买了许多生活用品和欧式家具。溥仪觉得这里要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他说“此处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张园的随意让溥仪褪去了所有行仪上的束缚，笨拙的龙袍不穿了，宽大的龙椅不坐了，一袭普通袍子马褂，出入自如，同时又少不了政客、遗老、武人的顶礼膜拜。已经熏染了些许现代气息的溥仪对远离了红墙黄瓦，躲进备有马桶和暖气的洋楼的日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唯一令他心烦意乱的就是到天津后，婉容与文绣之间的疙瘩越结越大，文秀后来回忆说：“在天津虽然我们同住一幢楼房里，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形同路人。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我被他们俩人冷眼相待。”文秀忍无可忍，数次自杀未遂，遂在妹妹的帮助下逃离张园，并诉诸法院成功地与溥仪离了婚。溥仪说：“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
溥仪离开后，张彪的儿子把张园卖给日本人，改作日本警备司令部，国民党时期张园又被当作国民党警备司令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张园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今天的张园是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看天津的锐气，有一个无论如何不能错过的新世纪神话——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因为英语字头的缩写恰好是TEDA，按照汉语拼音的读法，这个写满奇迹的区域被习惯地称为“泰达”。
有人这样描述20年前的泰达：渤海苍苍，海河汤汤。荒原如梦，碱花如霜……
就是这样一片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20年后，下笔有神，画出了一座有名气、有底气的前卫新城——主要经济指标连续7年位居国家级开发区首位，以摩托罗拉、三星集团、三洋、松下为代表的电子通讯产业；以丰田、SEW、艾默生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产业；以葛兰素史克、田边、诺和诺德为代表的医药化工产业；以顶新、可口可乐、雀巢、大冢为代表的食品饮料产业，四柱擎天，2003年统计的产值已达1145亿元。“泰达”已定型为中国电子通讯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以手机为代表的多种产品产量居中国第一。
看“泰达”，看的是一种速度，看的是一种智慧。这速度，表达在每个街上行人的脚步中，这智慧，浸润在每个品牌的精密与细致中。如今，到“泰达”，津滨高速、津京塘高速、津塘公路，都是一马平川，开车不过二三十分钟车程，或者，买上一张轻轨票，四十分钟，直达“泰达”。
那些主宰着行业命运，引导着消费潮流，领跑着科技水准的跨国品牌，虽然只能隔雾看花，但是，透过围墙，还是能把纤尘不染的厂区小路，言行规矩的产业工人以及和一般单位不太一样的节奏立此存照，待日后用到这个品牌的时候，总有一种放心与信任的情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或许便是工业旅游的魅力所在。
20年的脚印还是清晰可辨的，对照“泰达”的昨天和今天，怀旧的情感里边少不了的是自豪。当年仅仅1公里长的开发区第一街上，还保留着经发局的第一座办公楼，许多项目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立项审批“一站式”服务；办公楼后面还有开发区的第一个城区绿地——“青年园”，此外，开发区的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第一家海关大楼，第一家泰达医院，第一个带有室内游泳馆的体育活动中心，第一所学校泰达国际学校等等，都是身影犹在。
如今的第一大街已今非昔比，往东一直延伸到气势恢宏的时代广场，往西有新建的开发区第一个泰达火车站。轻轨高架桥和绵延的防风绿化带，环绕着它的南面，北面一直到十三大街，成片的工业区和新建的生活区的高楼大厦，已经把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的繁华尽情展示出来。
“泰达”所在的环渤海经济圈是一个人口密集、城市集中、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购买力旺盛的黄金地带。在以泰达为中心的500公里半径范围内，分布着全国约17%的人口和11个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全国为32个），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测量出“泰达”的后劲。
“泰达”之美，不仅仅是通衢大道，林立厂房，还有那独特的不毛之地上生成的万方仪态。泰达热带植物园就是个杰出的代表。这个扎根盐碱滩的植物园坐落在泰丰公园旁，两园相映成趣，是个藏在深闺的奇妙去处，建成于2003年，由两座玻璃金字塔和55米拱形玻璃长廊联接而成，一大一小宛如母子。大塔50×50米、高30.88米；小塔25×25米、高15.5米。两塔由玻璃和钢铁完美组合，充分发挥钢材特性，构造简洁，造型新颖，匠心独具，国内首创，四周衬花草水景，好像两颗镶在绿盘上的璀璨钻石。
进门后凉风扑面，仿佛绿野仙踪一般的感觉。闹市喧嚣如风掠去。大金字塔“四季花园”占地2500平方米，分棕榈、水生、花果、蕨类四个植物区。方寸之地，魔幻世界，洞天福地，别有千秋。并且由浅到深渐入佳境，一步步走进诗情画意。植物园利用高科技手段，自动控制各种生态要素，保持最佳环境，一年四季春常占，足不出园千里景，西双版纳密林风光，十几米高的大王椰子，配以瀑布、游鱼、青苔、睡莲……湖水丰盈，卵石护岸，小桥流水，其声潺潺，返朴归真，再造自然。
小金字塔“沙漠植物园”占地625平方米，与“四季花园”湿热气侯截然不同，空气干燥，不见水影，绿肥红瘦，真如沙漠。沙漠主要生长仙人掌类多浆多肉耐旱植物。最大的仙人柱5米高，最小的生石花不足1厘米，大小悬殊，如大象和蚂蚁。大的仙人掌高约两米、山影高约2.5米，与家庭盆栽相比简直成了精。刺猥般仙人球学名“金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琳琅满目，大的直径约1米，球体碧绿，刺丛金黄，聚落成群，极耐观赏。有两种植物很怪：一是光棍“树”，大枝小枝光秃无叶如死树，仔细瞧，原来它象树不是树，那些繁“枝”是由一段段粗细不同的绿色肉柱组成；一是红“花”绿叶的仙人草，渐开线式螺旋叶，像花不是花，却又美艳胜似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