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河海通达，接南连北，物阜民丰，京畿要冲，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便被列强屡屡觊觎，或强行开埠，或割据租界，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像是一块柔弱的豆腐，横一刀竖一刀，切得不成样子，但是，天津人是有骨气的，苟且生，毋宁死，祖祖辈辈的家园怎能从这一代的手上丢掉？
于是，星星之火，津沽燎原，抵外辱，杀国贼，闹革命，盼新生，轰轰烈烈，历久不衰，也留下了一个个有刚烈故事，有英雄情怀，有红色风采的壮志遗址，每每凭吊，总能荡气回肠，总能我心飞扬。
今天的红桥区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号，是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所在地。这个道教名观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改建为吕祖堂，因供奉“纯阳吕祖”（吕洞宾）而得名。后于乾隆六十年（1795），道光十九年（1839）和民国九年（1920）三次修葺。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占地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前殿主要供奉吕洞宾，后殿供奉北斗元君，两侧有药王和药圣，西侧院五仙堂供奉道教北五祖。
吕祖堂是目前我国仅存的较完好义和团坛口，也是1900年声势浩大的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大本营。著名的紫竹林、老龙头战斗以及整个天津保卫战的作战计划都是在这里拟定的。
义和团运动时期，“乾字团”在此设总坛口。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红灯照黄莲圣母林黑儿等，在此拜团议事。
现在能够看到的展览部分设置在何家胡同南侧，是个两套两进的四合院。馆内基本陈列分为三部：前殿复原陈列、后殿《全国义和团运动史》陈列和五仙堂复原陈列。而《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又细致地一分为五：（1）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2）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在直隶发展，并进入天津和北京。（3）天津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侵略。（4）北京、东北等地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侵略。（5）义和团运动是英勇的反帝爱国运动。
吕祖堂濒临南运河，距天津城西门仅三里地，津西各县义和团来津时，大多在此落脚。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曹福田致各帝国主义的“战书”也是在这里拟定的。前殿原是供奉吕洞宾的大殿，1992年重塑吕洞宾及其两个弟子济小塘和柳树精的泥塑像并陈设了钟鼓和幔帐，景象同1900时一模一样。
穿过连接前后殿的甬道，直通后殿前的月台，上面陈列着义和团练武用的大刀、石砘、石锁、抱石等，旁边还立着一面“曹”字大旗。置身其间，静思默想，义和团员冲杀无惧的身影仿佛就从眼前一一闪过，那掠过树梢的风声似乎也变成了爆发的呐喊。
五仙堂在西小院，这里原是供奉道教北五祖的地方。义和团运动时期，曹福田在这里会客商议。现在的陈列，都是还原的摆布，曹福田的乾字团崇尚黄色，所以此处的桌椅均包以黄色靠垫和围布，迎面墙上挂着二郎神画像，条案上摆着香筒、香炉和蜡扦。堂内塑有曹福田，张德成，林黑儿和刘呈祥四位义和团首领的雕像，与真人般大小，与院内的义和团群塑像隔窗相望，一同给“英勇”下了个直观的定义。
“红灯照，穿得俏，红裤子红鞋大红袄……拆了洋楼扒铁道，电线杆子全烧掉。练了红灯照，鬼子见了吓一跳”……
这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描述，把个义和团的无边勇力传神地展现出来，然而，最富传奇色彩的，还是那位来是谜、去是谜的天津红灯照领袖“黄莲圣母”。
坐落在红桥区归贾胡同北口、南运河南岸的红灯照黄莲圣母停船场遗址，是这位侠女从杨柳青进入天津，在南运河边设立红灯照坛口的地方。红灯照是义和团的青年妇女组织，首领乃自号“黄莲圣母”的林黑儿。船家之女林黑儿，小字黑儿，嫁至李姓船户。自幼随父流浪江湖，以杂技为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年约30岁的林黑儿在张德成的支持下，在南运河一带组织天津妇女维护治安、传递军情、抢救伤员。
据说，当时黄莲圣母的坐船全部用红布围裹，上悬红色灯笼，桅杆上挂着“黄莲圣母”大旗，沿岸人等见到红船到来，无不顶礼膜拜，以求圣母保佑。由于其所乘大船常停泊于归贾胡同北口的南运河上，成为水上坛口，香火极盛，每天求医看病者络绎不绝，天津红灯照也随之创立。
其实，“黄莲圣母”也是凡人，只不过被一种法力无边的渴望神而化之，变成刀枪不入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连她的身世也蒙上了一层愈传愈神的梦幻之色。那么，这位带领红灯照女兵纵横沙场，痛击洋人的“圣母”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一般的说法是，“黄莲圣母”林黑儿来自山东聊城。其夫被官府迫害致死，她愤而参加红灯照，配合义和团作战，并叫响口号：“红灯照，照红灯，杀完毛子灭满清”。“红灯照，义和拳（义和团的另一称谓），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转战天津后，淡化了“灭满清”、“杀洋官”的意思，改为“大闹红灯照，不怕枪和炮，单刀高举起，洋头被砍掉”。
杨柳青镇的老人回忆，义和团首领张德成1900年农历六月初一（6月27日）路过杨柳青，初三（29日），林黑儿也赶到这里，打算在文昌阁设坛，但遭到保甲局石元仕反对。石言：“文昌阁崇文书院儒学圣地，向来不准妇女过桥，现在马庄有娘娘庙，大梁庄有九圣庙，河滩寺均可设坛，请圣母斟酌。”林黑儿后来听从张德成建议，顺流直下，来到南运河侯家后，在此设坛。
短暂辉煌过后，红灯照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消失了，行伍队列中的女子匆忙脱下红装，换成平常打扮，躲进深闺。天津义和团的几位“师兄”相继遇难，惟独曾经号令一方的黄莲圣母不知所踪，一时成谜。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推断，黄莲圣母的下落无外有三：一是被官府抓住杀害；一是战死沙场；一是被联军抓走，掳到国外。但推断毕竟不是结论，黄莲圣母的去向，随着时光日久，破解几无可能。
红灯照全由未婚女子组成，领头者称“大师姐”。红灯照人人身着红衣，手持红帕，夜提红灯，红红火火，敌兵丧胆。据说红灯照大师姐能够腾云驾雾，撒豆成兵，隔空一指，洋兵即为灰烬。
红灯照法力越传越神，队伍也越来越大，一些坛口开始在公开场合习练武艺，训练“飞天”本领：空场子上，一个下面尖、上面圆的大笸箩摆在当中，身轻似燕的女孩，一身红装，手持红扇，脚踏笸箩边缘飞快地奔跑，据说，练到最后，人就可以腾空而起。当时的民谣这样唱：大师姐，实在能，撒豆能成兵，全仗她的红灯笼。
和红灯照并称于世的，还有其他各色灯照。虽然资料匮乏，但“天下蓝灯照，住在玉皇庙，谁不杀毛子，当夜把头掉”就是明证。至少在天津，就不但有蓝灯照，还有“黑灯照”、“青灯照”、“沙锅照”。颜色的差异，是由女子的身份决定的。已婚中年妇女组成蓝灯照，全身蓝装；寡妇组成青灯照，一身青衣；老年妇女组成黑灯照，满身黑衣，还有乞丐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组成的沙锅照，服装无定色，因其为义和团募集钱粮，用沙锅做饭供应团民而得名。
这些组织，由于未见经传，一直被史学家称为“传闻”。但其存在过的结论确有依据：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团民分属各个坛口。静海全县有义和团坛口二三百个，包括蓝、青、红灯照在内的妇女组织坛口也有近百个。蓝灯照分别在子牙镇、独流镇胜利街义永胡同建立了坛口；青灯照分别在子牙镇、独流镇建有坛口；沙锅照分别在范庄子、八里庄设立过坛口。
大沽口炮台位于塘沽区大沽口海河南岸，距市区大约60公里，是入京咽喉，津门屏障，素称“海门古塞”，以“北有大沽”之名与“南有虎门”并称。
大沽口的履历大致如下——
明初，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大沽海口的战略地位日渐凸现，这里是从海上进京的惟一门户，一旦失守，首都就将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外人眼前。嘉靖年间，为御倭寇，大沽口海防战备日紧，构筑堡垒，驻军设防。
1816年，清政府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各建一座圆形炮台。炮台内用木料，外砌青砖，白灰灌浆，高度约为一丈五尺，宽九尺，进深六尺，这是大沽口最早的炮台，坚固如山。
1841年，经过数年经营，大沽口炮台已建成大炮台5座、土炮台12座、土垒13座，组成大沽炮台群，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已现雏形。
1858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镇守大沽口，整修炮台，再建炮台5座，其中3座在南岸，2座在北岸，分别以“威”、“震”、“海”、“门”、“高”五字命名，寓意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另一处炮台建在北岸石壁之上，名字叫“石头缝炮台”。每座炮台设大炮3门，另有小炮台25座。每座炮台高10米至17米，底座周长182米至224米，上砖下石，均用三合土、糯米汁浇灌夯筑而成，大小炮台共置大炮64尊，炮口对准波澜壮阔的海面。
此时的炮台，工艺上已大改进，木材、青砖之外，再用二尺多厚的三合土砸实，炮弹打上去，至多只是个浅洞，而且，炮台长高到三至五丈，外形上方、圆兼顾。
1875年，清政府再次扩建炮台，从欧洲买来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大沽口的抗外实力已是今非昔比。
几十年来，大沽口炮台建建修修，更多时候，是一种尊严的象征，直到外国的坚船利炮真的开进了海湾，直到一个其实根本没有尊严的政府不知所措地只想退让自保，这一群看似坚固的炮台，才代表中国人感受了那种切身切肤的煎熬。
1840年—1900年，短短的六十个年头里，大沽口遭受了列强的四次入侵。一时间，城闻炮声，海鸥啼血。无数爱国将士马革裹尸，屈辱的《天津条约》草草签订。1901年，《辛丑条约》生效后，大沽口炮台竟然悲壮地被它献身保护的清政府拆毁了。
但是，历史无法忘记，屈辱永远铭刻。1988年，大沽口炮台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又以“津门古塞”之誉被评为“津门十景”之一，并确定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3年，文物部门描绘出“大沽口炮台遗址公园”规划，园中亮点包括：遗址公园入口设计圆弧炮墙；临海一面修建仿古炮墙，炮墙总长1050米，北到海河。“威”字、“海”字炮台恢复原有风貌。“镇”字炮台已不复存在，规划将用栅栏把原址围拦起来，考古清理后，露天陈列，立牌明志，供人凭吊怀古。为了再现古炮台雄姿，在“镇”字炮台以北，按1：1比例依原貌重建一座炮台。在“海”字炮台南侧，加盖长宽各4米的茅草屋，屋内设置与真人大小相同的清代士兵泥塑，还原了清兵的生活场景。
“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生死一线间，尚能发出如此呼喊，定是认准了还有一种人生大义等在不远的前面。
这一声喊，是聂士成拼尽全身气力从胸腔中喷薄而出的；这一声喊，使他和他的将士一同喋血沙场，成就了一世英名。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岗集乡聂祠堂）人。幼年父死，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聂士成自小行侠仗义，曾有一夏姓商贩被匪徒追杀，聂母设法将其藏匿，幸免于难。聂归家后热情相待，结为好友。不久，夏弃商从军，入湘军袁甲三部当兵。咸丰九年（1859）升任哨官驻临淮关，写信邀聂一同从军，从此，聂士成投身军旅，开始了四十年戎马生涯。
聂士成从军后正值清廷镇压捻军起义，因作战英勇被补为把总。李鸿章创建淮军时，按籍贯被拨入淮系，隶属淮军宿将刘铭传，后因镇压东西捻军屡建战功，累迁至总兵、提督，并被授予力勇巴图鲁勇名，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改革陆军军制训练新军，直隶北洋陆军改为武卫军，聂士成所部马步军三十营按德国军法操练，编为武毅军，作为武卫前军驻芦台，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所部并称武卫四军。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聂士成率部镇守天津，仅有十营兵力，点兵布局捉襟见肘，只好“三分其军”，留一部驻守芦台大本营，派一部兵守护京津铁路，大部队由他带进海河西岸。7月5日，聂军与义和团合力围攻紫竹林租界，与敌激战八昼夜。7、8日间美、法等国援军赶到租界内，9日凌晨八国联军6000人开始向驻守八里台的聂军反扑，由于兵力悬殊，聂军陷入联军重重包围。聂士成与联军激战2个多小时，因弹药匮乏，率部突围，此时，聂士成双腿皆伤，营官宋占标劝其退下，聂士成奋然横刀跃马挺立督战，用刀在桥头画出一道横线，向左右说道“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聂士成腹部被弹片击中，肠子流出体外数寸，但他依旧岿然不动，这时“一弹由口穿入”，“又一弹洞穿太阳穴”，“最后一弹伤胸膛始倒地”，聂士成血流遍体，壮烈殉国。他的士兵也全部阵亡，而且没有一人倒在横线以外。
聂士成殉难纪念碑在南开区紫金山路与津盐公路交叉口。花岗石砌筑基座，上置碑心，高2.4米。1905年清政府立碑纪念，谥号“忠节”。碑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镌“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1984年复立时，碑文仅留“聂忠节公殉难处”七字。
诗人黄遵宪闻听聂士成的烈举后，奋笔疾书《聂将军歌》，有“百马横冲刀雪色，周旋进退来夹击，黄龙旗下有此军，西人东人惊动色”等句，把他的威望，他的处境，他的苦战写得极其悲壮。
此后，推崇忠义的一代代天津人感怀着这位“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的爱国将军，先后建聂公碑、聂公桥和聂公祠，2000年夏又在他殉国处重建跃马飞奔的铜像，永志勿忘。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静海去看一看……
因为是精武之祖霍元甲的故乡，静海县南河镇小南河村总是被那些行侠好义之人神往着，即便是对武术向无感觉的人，也会受电视剧里那些小河、树林围拢起来的好奇的诱惑，哼唱着“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旋律，恨不得零距离看一看这位大侠的生长之地，品一品滋养了霍氏家族的东流之水。
霍元甲故乡至今保存着霍元甲的故居和陵园，成了全世界精武门人恭仰和朝拜的圣地。故居位于村中心，东西长11.6米，南北长12米。里面陈列着霍元甲用过的农具、兵器以及家具、文房四宝、精武会旗等实物。陵墓离村不到一里地，由神道，石狮，享殿，石牌坊，寝园组成。整体建筑采用轴线对称布局，中轴线为神道，盾形台基上布有红，黄，蓝三个立体五星花坛，标志精武会宗旨——德、智、体全面发展。方形须弥座，拔地1.8米，四周镶有1米高的汗白玉香案置放碑前，墓圈由毛骨石垒砌，盘石封沿，宝顶为垛斧石工艺，总高3.5米。南侧后神道通向松林。霍元甲的棺木即葬于此，墓前树立高1.5米，阔0.75米墨色墓碑一通，镌刻着霍元甲生平，陵墓四周果木葱郁，宛如一蔟绿色花环环墓而挂，观者无不肃然。
霍元甲（1869-1910），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元甲幼时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显一时的秘宗拳师。他担心儿子习武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但元甲志存高远，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借父亲向兄弟传授之机，一旁揣摩偷艺，并且躲进院外的枣林埋头苦练。秘密泄露后，霍恩第很是恼火，少不了一通责骂。元甲发下狠誓，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最终获准加入习武之列。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很快便在兄弟中脱颖而出。霍恩第一改旧见，将所怀绝技悉数传授。后来，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攀上了一个新的顶峰。
霍元甲正其身，直其性，绝其艺。光绪22年（1896），山东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元甲门下。霍察其品性卓群，收为弟子，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祖训。两年后，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王子斌）避难津门，与元甲一见如故，结为至交。后王子斌在京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元甲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报章刊登广告，辱我“东亚病夫”。霍元甲应友人之邀赴上海约期比武。慑于“迷宗艺”拳威，对方以万金作押要挟，元甲一口答应。对方设法拖延，元甲亦做广告回敬：“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霍公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连公证人，操办者也没了踪影。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孙中山赞其“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的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
扼腕的是，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元甲较艺，均告失败。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间见霍呛咳，荐日医为治，霍公未及多虑，不意中毒，9月14日身亡，年仅42岁。
后来，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兴起，十数年过去，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超过40万人。
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号，是个由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院。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可是，一旦向里翻阅它的页码，便会发现这个院子的不同寻常，它原来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缔造者。
“五四”运动的光芒，集中了所有涤旧迎新的热量，凝聚起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这些思想走在时代前面的进步青年，他们喊出"革心"、"革新"，"自觉"、"自决"的口号，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开会成立了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由于当时女子师范、第一师范都在河北区，所以暂由一个女社员匀出一间客房作为临时社址，也就是三戒里的这个院子（十一月迁到东兴里）。这是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张书桌，一张折叠的饭桌，几把椅子和两张靠背椅。
院内的两间东屋，是当年周恩来与社员研讨新思想的地方，社刊《觉悟》也是在这里编辑出版的。1987年，觉悟社旧址按原貌修复，辟作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当年的社员邓颖超题写了馆名。
觉悟社的社员，恰好是10男10女。男社员包括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女社员有：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
觉悟社组织严密，发展社员极其谨慎。他们用抽签办法，按照号码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撰文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的是“五号”，叫“伍豪”。
觉悟社成立后，李大钊关怀有加。首次会议不久，他就应邀来津指导，嘱咐社员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李大钊还对天津男女同学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紧密合作的做法大加赞许：“你们10男10女一个社，真是个创造。”
恰同学少年，青春激扬。但是，觉悟社严格规定，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不久，一批社员被当局逮捕，学校在逼迫之下，无奈开除了社员的学籍，觉悟社刚满一岁便中止了使命。
1920年初冬，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马骏、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留守天津。虽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代号在天津的《新名意报》“觉邮”专栏上联系。社员们一直都在心底吟唱着激昂的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共同的志向，残酷的洗礼，让一束束情谊之花悄悄萌芽，最终有3对老社员结为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潘世伦和李愚如，谌小岑和李毅韬。
邓颖超曾在1988年以《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为题，回忆了在天津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天津的红色遗迹以及后面的故事，总能让人心潮澎湃。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在生命以秒为单位倒计时的险况下，竟然如此从容地舍生取义，没有钢铁般的情怀，怎可能将死置之度外？
这就是吉鸿昌的情怀，一个从身材到意志都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吉鸿昌故居在天津和平区花园路5号，是所三层小洋楼，又名红楼，吉将军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便居此处。该楼建于1917年，砖木结构。楼房首层用于接待，卧室、客厅设在二楼，三楼作秘密印刷厂。如今，吉将军跃马横刀、北望山河的雕像矗立在门前草坪上，将一代爱国将领的风采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农家，早年参加西北军，因英勇善战升为旅长、师长。1929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同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被捕，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父亲一米九六的身材，从来都是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可在我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比他本人更高大！”小时候，妈妈经常给她讲爸爸的故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吉鸿昌受中共党组织委派，由上海秘密抵津组织抗日武装。在新购置的红楼内，亲笔题写“松间明月长如此，身外浮云何足论”的楹联。他多次变卖家产，曾经一次交过六万银元的党费，为抗日前线购买武器。为掩护抗日人士，他还改造了客厅及二楼夹道。在这里，吉鸿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编印出版了《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一九三三年，他联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挥师率部北进，三战三捷，收复多伦，极大鼓舞了中国抗日力量。
1933年冬，吉鸿昌重回天津，他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宣传抗日，蒋介石恼羞成怒，电令蓝衣社特务将吉鸿昌逮捕。狱中，吉鸿昌忍严刑，拒劝诱，见无计可施，蒋介石决定秘密处决这位本以为可以为其所用的“顽固不化”的将军。
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最后时刻，吉鸿昌披上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地上写完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后，他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这是对一个正气凛然革命者的最好评价。
任何一个城市的新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代价，既有思想的，也有生命的。
每当夜幕低垂，蜿蜒72公里的海河就像一条或幽蓝或碧绿的项链，静静地挂在城市的脖颈上，而海河上的12座风格迥异的桥，就是12颗颜色不同的珍珠，在水天一色中，记录着河与海经久不息的对话。
有一座桥，格外引人注目，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飞架东西的交通内涵，而变成了胜利的象征。它，就是1949年天津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的金汤桥。
金汤桥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由津海关道及奥、意租界两领事署、电车公司合资将东浮桥改建的，桥分三孔，全长76.4米，其中较大孔径为固定跨，两孔为平转式开启跨，用电力启动，是天津为数不多的早期大型钢梁铁桥，寓意自然是固若金汤。今天的桥畔有座纪念碑，碑文写道：“1949年1月14日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我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东西两面主攻部队历经16小时的激战，于15日凌晨在金汤桥胜利会师。”
桥梁无语，历史有声。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告捷、淮海战役正酣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和华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指示，不失时机发动了平津战役。
当时的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近200万。市内地形复杂，地势低洼，水网密集，易守难攻。守军寄望于复杂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13万“能征善战”的兵力，与解放军摆开决战架势。
1949年1月2日，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根据天津市区地形和守敌的布防特点，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击破”的方针。
1月14日上午10时，我军集中5个军、22个师约34万兵力，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西突击集团自西营门突破，向市区金汤桥挺进；东突击集团自民权门突破，也向金汤桥挺进。总攻发起后，我军炮火仅用40多分钟即摧毁了城防工事，东西突击集团挺进市区，展开巷战。
1月15日凌晨5时，东西突击集团在金汤桥胜利会师！所以，金汤桥又叫会师桥。
有意思的是，在恢弘的会师场面后，衍生出许多疑问，一是会师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二是流传至今的“会师金汤桥”照片是否真实。
金汤桥会师的具体时间有好几个版本，有1949年1月15日凌晨1时、2时说法的，有凌晨5时前后说法的，还有凌晨7时半说法的。即便是会师的3个军，记述也不一样。
对此问题，党史专家认为必须弄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当时作战指挥部的要求。解放军在1949年1月2日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作战会，用整整一个星期研究天津地下党提供的情报，然后统一思想，部署军事力量，攻占金汤桥。会议决定的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隔后围、各个歼灭。总指挥刘亚楼提出：东西对进，金汤桥会师。正是按照这个作战方针，津西为第一主攻方向，由38、39两个军9个师的兵力承担；津东为第二主攻方向，由44、45两个军8个师负责。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东、西两个方向4个军同时对进战斗，突破城垣进行纵深穿插后，在天津市中部地势最狭窄的蜂腰处即金汤桥上会师。
二是到底怎样才叫“会师”？会师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东、西两个方向4个军的军史资料汇编里边记载的会师时间也不相同。38军的所有记载都是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会师金汤桥，39军的所有记载都是15日凌晨5时20分会师金汤桥，而45军的所有记载又是15日凌晨5时30分会师金汤桥。究竟以谁为准呢？
专家认为，一个方向的一个军到达的时间不能称为会师，同一个方向的两个军都到达了也不能称为会师，只有东、西两个方向四个军都到达了，会师时间才能确切地成立。按此标准考证，15日凌晨5时半应是最确切的会师时间。
还有一个存疑就是至今流传的“会师金汤桥”照片，专家也认为是以讹传讹之作。因为，解放军在金汤桥会师时并没有拍下实景照片，这幅照片是事后补拍的，而且是在今天的解放桥上补拍的。已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分别到现今的解放桥和金汤桥上实地考察，并从建筑学角度分辨，证实这张照片确是在解放桥上拍照的。
尽管误传的说法给历史的真相蒙上了一层面纱，但是，丝毫不会影响金汤桥的辉煌，反而，给了人更多更远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