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重而文厚。
天津的文气，不似其他地方的单一，或直白，或委婉，而是属于那种无处不在的，浸润在空气里，吸上一口，沁人心脾，雅也文气，俗也文气，就连那逗得人前仰后合的俏皮话，也是透着智慧，藏着学问的，是从一代代的文化积淀里发酵出来的，而且，不论是文行武当，还是书院学堂，个个得风气之先，家家有传家之宝，再加上一大批菁英雅士砥砺而行，天津才有了北方教育中心的崇高地位。
建城才三十多年，天津就有了“中学”。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明了了天津卫的发轫之迹，便会恍然，那实在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天津卫之“卫”，是明代军队的一种编制，每卫5600人，当时，天津是三卫建制，以兵员足额计算，共有卫卒16800人，加上随军家属，人数日众，摩擦渐多，口角互殴越来越多。被这种纠纷搅得心烦意乱的左卫指挥佥事（左卫最高指挥官）朱胜想来想去，决定对其严加管教，而改掉好斗习性最好的灵丹妙药就是读书识字。可是，已见规模的天津城里竟然没有一所官办学校。
幸运的是，朱胜的想法和朝廷不谋而合。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为了稳定军心，以文定武，明英宗下令‘全国凡是有武卫的地方都要设卫学，选优秀的武官与军士子弟入学接受教育’。兴奋的朱胜捐出一所住宅改建成学校，也就是天津最早的卫学，最早的官办学校——文庙。最初建的是堂斋公廨，有明伦堂和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只是条件简陋，但毕竟给军人子弟找了一个读书的地方。
正统十二年（1447），大成殿建成，供奉着孔子以及孟子、颜回等人的牌位，这时，文庙已是一庙两用，既是学生读书的地方，也是祭祀儒家始祖孔子的场所。
文庙在天津旧城东门里，又名孔庙，因与武庙相对，俗称文庙，是天津市区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建筑群。清雍正年间，天津府、县同设治所于城内，庙东是府庙，庙西是县庙，有照壁、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和配殿。府庙主体殿顶均用金黄色琉璃瓦覆盖，雕梁画栋，装饰精美。庙外有两座二柱三楼式牌坊，是天津市内仅存的过街牌楼。
文庙的春天是最妙的，白天，轻风习习逐大殿，晚上，窗外浓阴筛月影。进文庙，先看见的就是泮池。这是个架着石桥的圆形水池，语义出自《周礼》的“辟雍”，指周天子设置的四面环水的大学堂。踏过泮池，就等于走进了最高学府。泮池水连通着海河，海河水位多高，泮池的水位就多高。泮池内壁上探着几个石雕的龙头，据说，龙头是海河水位的测试表，泮池水在龙舌，说明海河水位恰好；要是高过龙鼻，就有洪涝的危险了。
牌楼“照壁”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过街牌楼，横额上分别镌刻“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个金黄大字，这是对孔子的至高评价。牌楼建于明代，明万历、清康熙和民国年间重修。两根高大的木柱，通过3层横额和雕龙华板，由一簇簇制作精巧的斗拱，支撑着3座“屋脊六兽”的四阿瓦顶。这种二柱三楼式木结构造型，在我国现存牌楼中实属罕见。
文庙里的鼓是每年祭孔时敲的，造型别致，“通透”式样，鼓的底座伸出一方形木棍，直插中央与上面的罩棚相连，将鼓牢牢固定在架子上。鼓面上绘着一条彩龙，从龙爪上的五个脚趾头判断，应是清朝之物，可惜年代久远，加上敲击频繁，正中央的彩绘已模糊不清。
文庙初建时，朝廷拨了些田地，并且还要下发“教育经费”。靠着这些保障，文庙才有能力提供纯粹的“义务教育”，不仅供给学生米面、衣服、银两，甚至连学生家属的粮食、住房也要包下来，再加上老师的俸禄，是笔不小的开支。
朝廷在无偿“支教”的同时，对教无成效的老师和学无所成的学生还有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形成一套完善的“供给制”。后来天津卫的学校，比如长芦运学、屯学、武学等大都延用这种制度。
卫学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在此之前，孩子先要读乡社设立的社学，类似于现在的小学。
天津的社学始于明洪武年间，属于初等启蒙教育，大部为官办，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的教育，由地方官员负责查考入学人数、学习成绩、教师勤惰，并行上报。
孔子为文人之圣，被儒者尊为万世师表，文庙自不例外，其建筑风格处处透露着尊孔的信息，甚至连大殿的名字都是从孔庙照搬来的。
每年春秋两季（阴历二、八月），文庙都要举行祀孔大典，以8月27日最为隆重，届时“钟鼓齐响，笙歌共鸣”，地方文武及各界名流都到列队参拜，场面宏大。原先，天津孔庙只有一处，到了清雍正年间，天津由卫改州，再升州为府，府驻天津，而府的首县又是天津，因此旧日的天津地方官，既有知府，又有知县，于是就把初建的孔庙归天津府管，称为“府庙”，雍正十二年（1734），在西边再建一座孔庙，归天津县管，称为“县庙”。府县两庙并列，建筑规模一样，这种格局国内仅有。
即便是今天，文庙也仍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只要脚步一踏进四进的院落，心就自然安静下来，耳畔飘过琅琅书声，那么，岁月湮没了无数细节，还有多少人知道600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读书的吗？
专家们仔细考证后，得知卫学的具体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科，后来，乐、御合并，保留了礼、射、书、数4科。“礼”，就是中央颁发的经、史、律、诏、礼仪各书，必须熟读精通；“射”，就是练习射箭，每逢朔（初一）、望（十五）两日，学生们便会在教师的带领下去射圃训练，射圃应该在军队里，练习时，射中的学生还会有奖品；“书”，就是练习书法，每个学生每天要写五百多个大字；“数”，是学习算学，但不同于现在的数学，而是单指九章算法。
文庙的明伦堂，就是当年学生上课的地方，早晨七点上课，下午三点放学。济济人才从这里走出去一展身手。明正统至崇祯年间，天津三卫先后考中举人26名，皆为军生或官生。其中11人成为进士。
有意思的是，卫学的学生竟被分成三等：一等生叫“廪膳生”，只有20名，每人每月可从文庙领取廪米6斗，是文庙最优秀的学生；二等生叫“增广生”，也是20名，但是没有粮食可领；三等生叫“附学生”，名额没有规定也无从考证。
差距甚大的待遇好比充饥的画饼，吸引着学生埋头苦学，衡量他们水准的，自然就是“考试”。文庙的考试花样繁多，分成月考、岁考和科考。月考，每月考一次，由文庙老师主持，有点像现在的平时测验。岁考则由提学官主持，每年举行。学生成绩分为六等，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如常，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科考，每年两次，是在岁考的基础上，提取成绩一二等的学生，进行复试，第一名者取得乡试资格。乡试通过了，才能赴京参加会试。
天津卫举行岁考的地方叫‘校士馆’，也称‘试馆’、‘试院’，通常叫作‘学棚’。那时候的考试地点在东门内南隅的提督学院衙门，与文庙隔街相对。因为卫学规格只是县学级别，没达到举办会试的资格，学生们只能奔波到北京参加会试。
与鼓楼比邻而立的，是广东会馆。这个本来有些同乡会性质的商聚之所，却好像集戏曲、演艺大成的文化大场。
广东会馆是广东旅津人士（以商人为主）设立的集会、寄寓机构。由当时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广东中山县人）倡建，馆址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落成。建筑宏大，岭南风格，由门厅、正房、配房、戏楼和跨院、套房组成，占地面积约1.5公顷，是天津现存规模最大、装修最精丽的清代会馆建筑。建国后，四周房舍改建中学，其余殿宇、戏楼于1986年辟为天津市戏剧博物馆，成为兼有陈列展览和演出等多种功能的文化场所。
这里的奇巧，是那一层称为中国之最的戏台，当年，正是这方戏台，唱出了中国古典剧场的绝响，成为古典戏园伸出式舞台淘汰前仅存的硕果。台上，匾额上写着“薰风南来”，台下，按一桌八椅的配置，摆满了不大的观席，这种伸出式舞台的绝妙之处在于能够三方接触观众，而舞台上悬臂结构的藻井，外方内圆，像一顶南方水乡女子戴的斗笠，映衬着舞台的灯光，让人分不清到底哪是戏里，哪是戏外，只好回头看看面向舞台的一对廊柱上刻着的对联：“粉墨辨忠奸曼舞轻歌皆世态，筝琶弹喜怒繁弦急管画人情”，好一个“皆世态”，好一个“画人情”，端的是或虚或实照世界，戏里戏外皆人生。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呈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駸駸，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大江之滨，嘉陵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这是两首永远能让莘莘学子热血沸腾的歌曲，这是两个永远能让祖国为之骄傲的学校，磅礴大气，立意深远，词工曲厚，传唱上口。前面的是北洋大学的校歌，后面的是南开学校的校歌。
中国大学堂，首家看北洋。
1895年10月2日，这一天，是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北洋西学学堂由光绪帝御笔钦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首任督办盛宣怀定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百年未改。而这阙校歌著于1935年，当时的北洋大学已走过40年立志改造中华、实业救国的艰辛之路。
在天津大学广场湖畔的一座小亭中，镌刻着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上面“钦字第壹号”的痕迹，总能给人无限遐想……
1899年，北洋大学堂学生王宠惠以优异成绩完成4年学业，1900年元月，他取得了“考凭”（文凭）。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大学堂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还写有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就是这张被蟠龙、海水、蝙蝠图案包围的考凭，如实铭刻了对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的记忆……
如今的天津大学身处闹市，而1903年，复校后的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北郊的西沽，距离城中心还有七八里的路程。
“出了天津闹区，向北郊行，在经过乡村中一个市区附近名叫小王庄的村庄后，就逐渐步入了一条名叫‘大学道’的宽敞公路。走上这段大学道不久，首先通过一座‘明德桥’；再前行，当绕过一个弯后，遥遥地看到在密茂丛林中点缀着巍峨的各种房舍，就意味着这将是大学道终点上的高等学府了。在将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还要越过横跨北运河上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桥’，过了桥转弯就到了庄严的‘至善门’。”这是北洋学子对母校的回忆。
北洋大学没有其他学府的气魄，房屋布局丝毫不显阔绰之象。然而，正是这种朴实无华，造就了她踏实求真的品格。
北洋西学学堂创办之始，就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范本，校门设置、方向，学制、教学计划、功课安排、授课进度、教科书、教员配备等，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图，成为当时中国兴办新式大学的模式，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北洋西学学堂开办时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四学门。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特别是在对外交涉、商务活动中签订条约、协定等方面，故设法律科；在“工业救国”口号下急需开发中国资源和机械加工工业，故设立矿冶、土木、机械等科目。
在天津大学，一份1895年至1948年北洋大学教员名单，外国教师的数量明显多于中国教习，那时，除汉文课和部分外语课由中国教习担任外，其余所有功课均聘外籍教习担任，教科书使用外文原版，用外语授课。考试也是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
北洋西学学堂有别于以前建立的各类新式专科学校，它一开创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即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相当于高中，学制各为4年。1895年成立时，头等学堂直接招取“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即大学一年级）”。
曾经的南开校友，文坛大家曹禺和老舍曾写诗赞誉母校：“知道有个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而知道南开的，便知道有个张校长，这个张校长，就是南开的灵魂张伯苓。
张伯苓是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几十年执著追求，带领一支神奇的团队，先后建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现在的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
甲午海战惨败后，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水手，张伯苓痛感国家的贫弱。军事救国的理想破灭了，他又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这样表白心迹：“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必须造就新人！”
当时，同样抱有教育救国思想的，还有一些开明人士，天津著名士绅严修就是其中之一。1898年初冬的一天，两人首次会面，一见如故。严修礼聘张伯苓担任严氏家馆私塾教师，从此结成莫逆之交。
1904年夏，两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下决心找到日本明治维新仅仅30年就转弱为强的原因。他们的结论是：中学居于小学和大学之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于是决定先办中学，以后再向小学和大学扩展。1904年10月17日学校开学，招收学生73名，其中一名学生是梅贻琦。20多年后，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帅印近20年。
张、严精神感动了许多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在天津旧城西南一块获赠的盐碱荒地上，两人盖起了新校舍。因此地被称为“南开洼”，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南开中学。
为了开办大学，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取经。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尽管已经41岁，但他甘当学生，孜孜钻研。1918年冬，张伯苓回国，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设文、理、商三科，教师17名，学生96名。这第一届学生中就包括周恩来，他被张伯苓准予免试进入文科。
1936年，张伯苓多方筹措资金，在重庆沙坪坝买地800亩，建起了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学校于1936年9月开学，招收学生200多名。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天津南开中学的师生辗转撤到重庆南开。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伯苓建立重庆南开中学的先见之明和雷厉风行，被众人称为鬼神之功！随着重庆南开声望大振，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达到1500多名，其中竟有香港的年轻人跋涉几千里到重庆南开求学。
南开中学建校之初，张伯苓根据他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三大教育政策——爱国教育、科学教育、体育和艺术教育。
张伯苓提出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还把爱国教育与学生行为举止、自身修养结合起来。南开中学的教学楼里有一面大穿衣镜，上端横匾上镌刻着40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来南开参观，发现学生的精神状态、言谈举止、仪表风度与其它学校明显不同，便问张伯苓原因所在。张伯苓把他带到穿衣镜前，将上面的箴言细细解释。伊里奥听后十分钦佩，回国后逢人便讲，于是这件事就在美国传开了。不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来到南开，将镜上的箴言拍摄下来，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
张伯苓酷爱体育，早在严馆时代，就开设了体育课。南开中学成立后，体育被列为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准毕业。体育课的考试，不仅考各项运动的技巧，还考笔试——各种运动的规则。当时的天津有9块外国租界地，有多支体育运动队。南开的足球队挫败了不可一世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联队。由“南开五虎”组成的南开篮球队更是享誉全国，他们不仅击败国内无数强队，而且击败了远东运动会的冠军菲律宾队。早在1907年，张伯苓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中国人要参加奥运会。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张伯苓精心策划操办，张学良慷慨捐款资助，终于使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刘长春参加了短跑比赛。所以，专家认为：谁代表中国出现在洛杉矶是偶然的，张伯苓才是使中国人走上奥运舞台的真正英雄，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1916年，张伯苓应邀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此时虽贵为“张大帅”公子，但内心苦闷。听完演讲，他精神大振，从此立志发奋救国。他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始终以师礼事之。1930年，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他对南开师生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1936年初，张学良秘密来到延安与红军谈判。当他看到对方是周恩来时，开口说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张伯苓先生。”1996年，在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前夕，张学良特意书写了“桃李满天下”几个大字纪念张伯苓，这也是他的最后墨宝。
校长的品格，有时候就是学校的品格。成就伟大事业者，必然具有伟大的精神和人格。张伯苓毕生不谋官，不图利，大公无私，一心只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和南开的发展壮大而操劳。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
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吗？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张伯苓去北京、南京办事，为了省钱，一直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廉价的小店，一天一元包吃包住。由于小店条件差，他不得不随身带着一包臭虫药。
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1920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日本侵略军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
北洋与南开，双星照津门。她们一样是有追求的，也一样是讲风格的，更一样是高品位的。南开区卫津路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校园是天津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临河而建的校门像两张微笑的脸，召唤着各地的菁英学子。至于南开，还有一处发祥的院落，便是位于南开区五马路小巷深处的南开中学现址，那里也是南开的底蕴所在，写下了一所中学走出两任共和国总理的世间传奇。
南开区南丰路上，有一处天津规模最大的仿古建筑，占地2.56万平方米。这便是建于1913～1923年间的李纯祠堂。
祠堂坐北朝南，前面三进庭院，后辟花园，由砖砌照壁、石牌坊、石拱桥、大门、前殿、戏台、中殿、后殿、配殿及回廊组成。该建筑原为北京西直门外明朝宦官刘瑾府邸。江苏省督军李纯20万元购得后，拆建成民居出租，将拆下的材料（如琉璃瓦、雕梁画栋、墙砖、石雕等）拆运抵津，建成仿古建筑，因仿效故宫布局，素有天津“小故宫”之称。易地重建的宅邸因工程浩大，引起袁世凯注意，曾派人调查，李纯用重金行贿后改作家祠。新中国成立后，辟作南开人民文化宫。
说是天津“小故宫”，丝毫不显夸张。李家祠堂的中殿是主体建筑，建有石狮、石坊、屏壁、华表、长廊、殿宇、戏楼、拱桥等。整座建筑色彩绚丽，碧瓦朱栏。只是还未竣工，李纯已不在人世。
李纯（1874～1920），字秀山，直隶（今天津）人，北洋军阀。清光绪十七年（1891）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曾在袁世凯小站训练新军中任教练，1913年任江西都督，1917年调任江苏督军。在任期间横征暴敛，在津京两地广置房产。同时投资工商金融，生财有道，官场商场场场得意。1920年10月12日夜，年仅46岁的李督军突然死于督署。官方宣布：因“忧国忧民”而自杀身亡。后传说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现后，马弁将李纯击毙。
复原修建的祠堂1960年竣工，名为“南开人民文化宫”，郭沫若题字。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慢板轻歌，离愁别绪，只有集风华才子和行云高僧于一身的弘一大师才能演绎得如此到位，这种情调也正是李叔同一生的写照。
李叔同（1880—1942），原名文涛，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号弘一。1905年赴日求学，专攻绘画音乐，并组织戏剧团体春柳社。1910年毕业返津，就任天津工业专业学校，转年执教直隶模范工业学堂。1912年离津赴沪，先后于沪、杭任教并主编《文溪杂志》。1918年秋，剃度出家，皈依佛门，以出世之举，行入世之业，至老不忘救国。出家后，专研戒律，有南山律宗大师之称。
20世纪初，由于西俗东渐，一些大城市的丧礼习俗发生变化。李叔同更是开风气之先，首倡革新丧礼，产生重大影响。
1905年7月23日的《大公报》在《本埠新闻》中，以《文明丧礼》为题进行报道：“河东李叔同君（李叔同故居在河东区），新世界之杰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于本月二十九日开追悼会，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新仪。”文末提出《大公报》报社已经得到了丧礼仪式以及哀歌，但因篇幅所限，就择日刊登。
丧礼当天，李叔同身穿灰色长袍，取代了过去穿白色孝服的传统丧俗。当来宾进入灵堂默哀时，李叔同弹起他为母亲专门谱写的《追悼李节母之哀歌》，一群小学生齐声唱起，“松柏兮翠苏，凉风生德闱。母胡弃儿辈，长逝竟不归？儿寒复谁恤，儿饥复谁思！哀哀复哀哀，魂兮归乎来。”
果然，在转天的《大公报》上，公布了李叔同革新丧礼的具体内容，内容除了声称“备有西餐、以飨来宾”外，在《附启》说：“我国丧礼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仪如下：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文诗，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毋馈以呢缎绸幛、纸扎箱彩、银钱洋圆等物；二、诸君光临，倘须致敬，请于开会时行鞠躬礼；三、追悼会仪式：甲、开会，乙、家人志哀辞，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己、家人致谢来宾行鞠躬礼，庚、散会。”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当时李叔同革新丧礼的主要内容有行鞠躬礼而不是传统上的跪拜磕头，另外，亲朋故旧前来致敬，则选择送花圈，而不要纸扎等旧丧礼中物品。
李叔同在天津的故居有两处。一处是河北区粮店后街东侧陆家胡同东口，门牌2号的一所南北朝向的长方形三合院。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于此院。另一处是坐落在粮店后街山西会馆斜对面的一所较大的宅第，即现在的粮店后街60号院。李叔同6岁前迁居到这里，这是一座有150余年历史的典型清代建筑，占地二亩，计有各类用途的房间60余间，院内分南北两部分，各有前后院，形成一个“田”字形大院。后三合大院南房为李叔同少年时居室，李叔同就是在这里走向他艺术和事业的成功之路。
李叔同故居是典型清代建筑，沿街而建，坐西朝东，大门为“虎座”门楼，门楣上有极为精细的“百兽图”镂刻砖雕，墙壁为磨砖对缝，迎面为刻砖照壁，门楼左侧为厅房。当年大门楼前和过道内分别悬挂“进士第”和“文元”两方大匾。前四合院有两个砖砌垂花门，有南北房各3间，东西房各5间。前脸均为雕有“渔樵耕读”的木结构装饰。在大四合院右侧，原有一个小花园，名“意园”，建有藤萝架，四周为竹篱围起。意园有一间西屋，是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改建的，称“洋书房”。李叔同在天津任教时，就是在这里读书、写字、作画和接待友人的。在李叔同的“洋书房”里，曾经有一架钢琴，是当年李叔同创作乐曲用的。
作为“杂家”的李叔同，创造了很多“第一”。他是以“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将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朴拙圆满，浑然天成”。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作《送别歌》，久唱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李叔同出家前，曾经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为了掌握授课进度，常把一只金表放在钢琴上，边弹琴，边看时间。圆寂前，他把这只金表送给宽愿法师。战乱之后，这只金表落于杭州一位老尼姑之手。丰子恺（弘一法师在俗时的学生）得知下落后，重金赎回，珍藏家中。1965年，弘一法师弟子、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来华访问，丰先生把此表奉赠，请他留置山寺。
说来也巧，1987年6月5日，广洽法师第三次来津，把金表送还李叔同之子，作为永久纪念。更令人称奇的是，第二天，广洽法师到北京后，又得到弘一法师的另一只金表。当时，广洽法师专程赴京看望叶圣陶先生，叶老的儿媳——夏丏尊先生的女儿热情迎接，并把珍藏多年的另一只一模一样的金壳怀表，奉赠给广洽法师。原来，弘一法师生前有两只怀表，1918年7月13日，也就是出家的前3天，他把这只金表及字帖、折扇一起送给夏丏尊，后由夏先生女儿一直保存。
李叔同在全国各地的纪念馆有很多，但只有在天津，在他的故乡，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作为一代大师的成长轨迹。
大师云集天津，宏论成于天津，不仅是巧合；严复的图强热望，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李叔同的情系家乡，也不仅是偶然。这一切，统统是河海相溶的结果，是河文化、海文明渗透与互补的结晶。
天津的文气，不仅埋藏于底蕴之下，也飘逸于街区之上，几座特色独具的博物馆就是最好的写照。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就是那座最早展出披毛犀化石的北疆博物院，1998年10月1日，易地扩建后正式开放。
天津自然博物馆现有各类标本38万件，居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有国家一、二级藏品1000多件，其中多数为我国乃至世界瑰宝中的珍品——模式标本。它的基本陈列包括：序厅、古生物一厅、古生物二厅、水生生物厅、两栖爬行动物厅、动物生态厅、昆虫厅、海洋贝类厅、热带植物厅。这些陈列采用国际博物馆界流行的主题单元展示法，围绕“地球与生命”这一主题，集中表现了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的多样性、生物与周围环境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展厅内外有完善的服务设施，三楼有电教厅，二楼有观众休息厅（博物馆纪念品商店），还为残疾人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及专用卫生间。为方便外国朋友，专门设置了三个语种的语音导览机。
看完自然馆，再赏“白天鹅”。这只天鹅就是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与平江道交口的天津博物馆，占地面积5.02公顷，总建筑面积34900平方米，拥有11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展厅，可以同时容纳12000人。
作为标志性建筑，天津博物馆充分反映了天津的现代风格。设计采用仿生原理，外形酷似一只从湖面振翅欲飞的天鹅，象征着天津在新世纪的腾飞。
根据展期长短，馆内展厅分为两种类型：一部分布置基本陈列，内容相对稳定；另一部分内容可调整、更换。博物馆分三层，一层主要由办公区、贵宾厅、多功能厅及市民休闲区组成；二层为艺术品展区，设有精品厅、瓷器厅、书法厅、绘画厅、砚台厅五个展厅；三层是从天津古代史到当代史的历史陈列展览区。
天津博物馆是在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的大型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达20万件，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玉器、玺印、砚台、甲骨、钱币、邮票等传世文物和历史文献，地方民间工艺及天津地区出土文物等多个门类，其中尤以古代陶瓷器、书法、绘画、砚台、钱币以及中国近代历史文物、文献最为突出。此外，天津博物馆还藏有各种专业图书资料20余万册。
另外，天津博物馆内的布展采用三维空间的展示手法，以文物、文献、照片、模型、油画、景观等实物展出为主，同时注意采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布展和陈列，使展览充满现代气息和时代感。
位于河西区隆昌路的天津科学技术馆1992年开始兴建，1995年元旦正式开放。这个外形极具想象力的科技馆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1千平方米，其中常设展厅面积1万平方米，共展出318件（套）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展品，按声、光、电、力、磁、计算机等学科和技术门类分为14个展区，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激发观众探索科学奥秘的热情。主体建筑上方30米直径的球型建筑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一座兼有天文馆功能的宇宙剧场。
展馆布局为：一层（展厅）：动手动脑园区；力学世界；科技名人园；天地万象；通信与信息；交通与航天；食品与营养；磁电奥秘；餐饮区；二层：立体影视厅；三层：天文知识画廊；四层：宇宙剧场。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馆还和南开大学联手组建了数学厅，内容分为六部分，序厅、数学史长廊、现代数学、经典数学、趣味数学、计算机与数学的应用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经典论断——“数学好玩”。
清康熙以来，天津读书士子人数骤增，原有的县学和府学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补官学不足的三取、问津、辅仁、会文、集贤、稽古、崇文和津东8大书院相继成立。
津东书院是清代天津知名书院，位于津南区葛沽镇，同治十三年批准建立，光绪三年由当时的庙宇文昌阁改建而成，李鸿章为书院题写了院名。不久前，刚刚发现了一块木匾，长1.9米、宽0.5米，由名贵的独板樟木制成。其实，这块匾原长2.4米左右，后被人用做床板时两头分别锯下20多厘米，上面刻着全篇的《朱子家训》，所以头尾缺失。但经历百年，仍然字体刀工如新，樟木也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也许，这便是书香熏陶的结果。
按照岁数排列，天津书院的“八大金刚”顺序如下——
三取书院：建于1719年，1760年改名三取书院，1900年被毁最后被改为他处。
问津书院：建于1751年，1902年改名天津民立第二小学，1912年改名天津私立第二小学，1937年改名问津小学，1956年改名南门里小学，1997年改为民办公助的津源中学。
辅仁书院：建于1827年，坐落于西北角文昌宫旁，即后来的回民小学。
会文书院：建于1875年，1902年改名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现为仓敖街小学。
稽古书院：建于1887年，1901年改名普通中学堂，现为铃铛阁中学。
集贤书院：建于1886年，坐落于金家窑大街东口，1902年在原址改为北洋官报局。
崇文书院：建于1878年，坐落于杨柳青镇文昌阁内，1905年改为天津县私立第二中学堂。
津东书院：建于1877年，坐落于津南葛沽镇，辛亥后改名为葛沽镇官立二等学堂。
北洋学堂办师范，女执教鞭绕讲台。这在早年的天津，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天天津美术学院的前身就是北洋师范女学堂
1906年6月13日，河北区天纬路一座古朴壮观的罗马式建筑前，人声鼎沸，300多位各界来宾汇聚一堂，路上行人也纷纷驻足。喧闹的鼓乐声中，门前的红绸被贵宾轻轻拉下，几个醒目大字露了出来——“北洋师范女学堂”，这所中国北方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成立了。
建立学堂的目的是为初等及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并促进女学普及，所以，课程设置也对应地列入了一些女工活儿。女师学堂在上海、天津两处增招学生67人，除退学者外，共有学生107人，分为第一、第二两部，名为简易科，定期一年半毕业。
1907年，增建两层楼房，规模渐大。是年，简易科学生毕业。1908年春，始招完全科师范两班，仍分第一、第二两部，定期四年毕业。课程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13种科目，每周教学时数34小时。1910年1月，又在西窑洼设小学堂一处。12月，天纬路北洋客籍学堂停办，并入南开中学，该校奉令迁入。接着，又与相毗邻的两等小学堂商定以三马路旧校址对换，将两等小学堂堂舍略加修缮，作为教室及办公室。自此，该学堂校舍宽绰，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2年春，改名“北洋女师范学校”。
1913年5月改归省立，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是年8月，奉令将西窑洼北洋高等女学堂归并该校，改称附属女子中学，1914年7月，天津劝学所设立的蒙养园，拨归该校作为附属蒙养园。至此，该校除本部外，附有中学、小学、蒙养园。1916年，奉省令改校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暑假后，因附属女子中学大部分学生毕业，剩余的班级编入师范二年级，取消了附属中学。附属小学迁入附属中学旧址，成为以后的小学部（今河北区西箭道小学）。1917年8月添招家事专修科一班（毕业后不再续招）。
鉴于美国妇女做事能力强，担负家庭责任重，皆因受家事教育，智能充实的缘故，当时的校长向省教育厅建议，增设女子家政艺术学院，研究家事学科及有关艺术，但因连年战争，经费拮据，难以实现。终于1929年4月23日，经河北省政府第八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天津借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之一部分为院址，增设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家政为学院之一系。
1930年，学院部增设英文、史地两系；1931年，学院部增设教育及音乐两系；1934年起学院部国文、史地二系仍旧四年毕业，其家政、英文、教育、音乐、体育各系停止招生；另设家政、体育、音乐三个专修科，三年毕业。1934年时，学院部有教员49名，职员36名，学生383名；师范部有教职员54名，10个班，学生476名。至1935年，学院部又增设生物、理化、数学、图画等系，共7个系23年班，学生经常保持在350人左右。
截至1937年4月止，计学院部设有：国文、英文、史地、教育、家政、音乐、体育等7系28个班，师范部有12班，中学部6班，小学部12班，幼稚园部3班，学生共计2000余人。该院为当时全国女子教育惟一之完善学府。学院增建有科学馆、音乐馆、体育馆、染织工厂及大型的烹饪室，并开辟园圃，培植园艺，设置实习家庭，充实图书馆……
中国戏院在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建于1936年，曾与上海逸夫舞台并誉为“南天蟾”、“北天蟾”，是中国戏曲演出最著名的剧场之一。
中国大戏院占有天津最佳的地理位置，四面八方看戏都很方便，是天津商贸中心唯一的演出场所。
1934年，京剧大师周信芳来津演出，商界名流孟少臣等人宴请。席间，周先生提起，天津乃商贾云集，九河交首之重镇，名家荟萃，文风古远，但没有一座像样的大剧场，实为憾事。孟少臣等人颇为感慨。事后，邀集天津各界及戏剧名家商议，为天津建一座具有当代最高水准的大剧场。众多商家名流等出资五十余万银元，投股兴建，而且马连良、周信芳、尚小云等名家均参股。在当时法租界二十号路天增里旁买下二千七百平米（合地皮三亩八分七厘）土地，兴建了建筑面积达七千七百七十多平方米的中国大戏院，（1934年动工，1936年8月竣工），戏院落成，全市轰动。1936年9月19日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当时的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及全市各界名流，欢聚于此，马连良先生主持剪彩并代表中国大戏院向各界致答谢词。
嗣后，姜妙香、李洪福、刘连荣、茹富蕙等名家与马先生通力合作，首场演出《群英会》、《借东风》，精彩异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连良破例加演“跳加官”。将开幕式推向高潮，据说，马先生一生只此一次演过“跳加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