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忆萍的《多梭箱布机试车了》：
这是多好的多梭箱布机，
织出的布匹五光十色，
只只梭头打撞梭板，
银光闪闪似天上的星座。
抒情的诗歌完全变成了生活和生产场面的介绍。许多诗歌都是这样疲惫地追逐着事件，在繁琐的描写之后来一个提高性的“引申”，其手法也是非常单调、呆板的，比如韩忆萍的《我们为了祖国》：
扛着铁条的人结成队走过，
个个斜着宽大的肩头，
背上的衣裳已叫汗水湿透，
我匆匆地朝着炉边走。
铁从肩上掀下熔炉，
水口的铁浆急速地倾泄；
铁浆浇进新中国的模型，
炉下成长着一个新的世界。
衡钟的《给风沙转工》：
像一颗流星在你手中旋转，
金色的火花像瀑布飞迸；
旧的机件射出了照人的光彩，
发锈的钢材也泛起青春的笑容。
金属的研磨声是你们劳动的歌唱，
火焰像灿烂的流苏披满全身；
啊，你们是在磨尽进军的障碍，
把社会主义的道路磨得坦平。
在张永枚《臂膀》里，修路战士，折断了一条臂膀，爱人很心伤。战士说：“别心伤！你看着公路，穿雪谷，越大江，风云万里，伸到远方；那就是我的臂膀。”有评论说，“寥寥几笔，使那战士高大的形象立了起来”。无情未必真实，诗是表情的艺术，这里尽管是豪言壮语，但是却是矫情，不是有真实悲欢的活人。诗人的全部热情在叙述。因为他不愿有所“遗漏”，他于是要不厌其详。我们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写诗的基本动机——再现那些有意义的生活事件，保留下来那些历史的场景，这不是李季的个别现象，这是当时的普遍的要求和愿望。李季在《热爱生活，大胆创造》里告诉自己的同时代人：“爱生活吧，像爱你的爱人那样地热爱生活吧。就是当你成为一个职业的作家时，也不应当对生活冷淡。谁疏远了生活，谁对生活失去了爱情，谁的创作生命也就停止了。”因为爱生活，因而要再现生活，而且要再现得详尽和细致。这就造成了诗篇在表现现实生活时的过于拘泥和呆板的现象。人们似乎被现实生活的情景所迷醉而忘了诗人的天职在幻想。不仅是郭沫若的“凤凰”在现实世界里折断了理想的翅膀，而且有相当的诗人都失去了想象的能力。当然，在再现现实时，他们都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这样，就导致诗歌走向一个重大的后果，这就是，人们不再习惯于用抒情文学的要求来要求诗，而习惯于用叙事文学的要求来要求诗。他们要求诗歌客观地叙事，要求诗歌记载生活的面貌和它的变迁，要求诗歌明白、具体、易懂。据此，人们可以随意向诗歌提出诸如“我们的沸腾生活为什么在诗中得不到反映”这样的责难。例如《诗选》序就说过：“我们的祖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过去革命诗人们所梦想过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我们面前逐渐地显露成形，但是诗歌在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是很不够的，是落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这当然是对诗歌未能有效而及时的“反映”的责难。
李季是自觉地按照这样的观念进行创作的诗人，他把《王贵与李香香》开始的叙事的特点移植到抒情诗中来，他为抒情诗的叙事化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可以说，在诗从主观走向客观的过程中，李季是总结性的一位诗人，抒情诗迅速叙事化的过程，是在李季手中完成的。李季的抒情诗的基本方式是：用诗来“说”他从生活中听来的故事。写于的《报信姑娘》，全诗用的是“报导”的方法：“写不尽千百次的野兽行为，无数的反抗斗争又怎能记得周详；我知道你们已经有点急躁，现在开始讲姑娘报信那个晚上。”《玉门诗抄》中的《厂长》表现了李季对于客观生活的重视，他力求把生活中的画面表现得逼真可信：“我”去访问厂长，却遇见了旧日的团长，他满身伤痕却又朝气蓬勃，上下班不坐汽车，为了锻炼强壮的身体，“敌人没有完全消灭，说不定哪一天又要穿起军装”。李季总是用老老实实的办法“讲”他的“故事”，李季写着新的叙述诗，由于他的努力，把诗与现实的关系推向更为密切的程度。
这种崇尚“实录”的务实的风气，使抒情诗中的诗人感情动机削弱到几乎不存在。由于单纯的复述和模拟，使诗对于生活的反映失去了弹性而陷入被动和僵化的状态。诗只能随着事件作平板叙述，而看不到情感的起伏波折。现实在诗中的反映较之过去是具体而详尽了，但是，由此也派生出琐屑而缺乏提炼的弊端。叙述事情总要既详且尽，而且总是按照过程作刻板描摹，甚至即使是叙述的程序上也不作任何的改动，总是按照始末经过照实记录。，严阵写过一首《老张的手》。这是严阵的成名作，也是当时收入诗选的很有名的一首诗。它的叙述方法就是按照时间顺序逐一说明。通过一双手的经历，写老张的苦难史和翻身史。先写解放前：十一岁，他用这双手要过饭；二十二岁，他用这双手干过活。后写解放后：“闹斗争”（“你就用这双手，掐断了财主们吃人的咽喉），“战胜灾害”（“你就用这双手，带着贫苦农民和灾害搏斗”），“改造自然”（这双手，“多少次被薄冰刺破了皮肉，多少次被砂僵震裂了虎口”），“组织起来生产”（这双手，“和农民们挽起臂膀，向集体主义的路上逐步走”）。
最典型的是同样以富有特点而收入《诗选》的马国昌、李公蕴《飞越青藏高原》。这首诗写中国空军第一次征服了空中禁区，首航西藏成功的故事，也是严格按照事件经过的先后次序记录性描写。首先是飞行命令的下达（下达的次序是：命令传到飞行团，命令下达到飞行员，命令下达到领航员，命令下达到机械员，命令下达到空投员，命令下达到场站……）；其次是飞行的经过（起飞，盘旋，爬高）；飞行途中的困难（按次序是：气流，云团，风暴，冰雪的袭击；飞机的上升，转弯，躲云，绕出）：而后写遇险时机上人员的紧张状态（机械员：两眼紧盯仪表盘；通讯员：和基地电台把话传；领航员：观察地标细打算，万山丛中找航线；飞行员：看准云洞，有时飞到云上边）；最后，又是俯冲、下滑、搜索、盘旋，最后才看到了目标：“目标在前面。”这样的诗甚至连事件的细节都未加挑选，连始末次序都未加变动，真正可以称之为现实的实录性再现。它被引起注意和入选，根本原因在于题材的新鲜，因为它描述的是中国以前未曾有过的新奇之事。
罗列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的倾向，人们不再注重诗怎样通过诗人心灵再现生活中的情感。感情的要求不再成为要求，似乎就剩下了对情节和故事的偏执的热情。如果是一个会议诗人的思维习惯不再是透过那一些现象寻求自己独特的感受，而是满足于平列地堆积这个会议的“基本情况”。这样，就出现了诸如郭沫若的《歌颂群英大会》里的这样的诗句：“有集体，有个人，有群众，有党员团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民族的尖端”这样的诗句。另一位诗人为一个会议写了一首诗：《这光亮不是来自天上》（为全国青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歌唱），其中也有类似的句子：“有的人，带着兴奋把郝建秀指给别人；那就是跑在时间前面的王崇伦，有人向他的邻座，用注视的目光。你看，这不是白毛女，有人向着田华比划……”不仅写会议如此平面罗列，即使是表现生活的景象，也沿用此法。一首《边境小镇的“街日”》：香蕉、椰子带着露水，菠萝堆得高高，木盆和鱼篓里的河鱼、海鱼，然后是百货公司、花布、镯子、项圈、钢笔和书籍，然后再回到街上，有一队卖余粮的队伍通过小街。白天写不完，还写晚上，诗结束的时候：“四面八方还有人群涌来赶晚集。”类似的题材可以举出很多，都是一样的写法，平板地铺开来，罗列生活中的现象，尽量地把生活的样子实录出来。这里又有一首《赶早街》：“一堆堆槟榔，一篓篓青茶，嫩绿的青茶上有轻露一把，刚下山的景颇人摆下一座森林：竹笋、蘑菇、野浆果……外加鹿茸一架。一只手探向鱼篓，一声泼刺，一枚硬币投下：给几朵缅桂花！小吃摊前一个农垦工人一抹嘴站起，一碗热米线吃得他呼辣辣。最热闹的要数百货商店了：同志，要花布！同志，买盐巴！……”
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出诗与生活的关系是直接的，生活中的现象可以直接搬入诗中，稍加整理便成为诗句。生活中有意义的事物，直接引入诗中，便成为有价值的诗句。人们不加怀疑地坚信这就是诗歌的现实主义方法，人们自然地排斥了诗的更为广泛的表现现实的方式，他们不知道诗与生活的关系更是一种折光，一种投影，一种经过心灵的再创造，而认为诗的根本道路不是叙述和说明，特别不是表现现象无限制的列举。朱光潜说过：“用死办法很难把诗做好。所谓死办法就是写此人此物此事，眼睛就是看到此人此物此事，粘滞在迹象上，不让心眼儿多开一点窍，多放一点心花，自己不能触类旁通，也不替读者多留一点触类旁通的余地，始终纠缠在有限里，见不出无限。”
以后，朱光潜很少对诗发表意见，他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的相当普遍的“粘滞在迹象上”的倾向说的。
对于文艺反映时代的问题，从提倡写实文学开始便存在。茅盾曾写过一篇短文《所谓时代的反映》，它回答了当时发出的“普遍的嗟叹”——“近三十来几次划时代的大运动，文艺上都没有反映”。茅盾认为，“一个运动的本身，可以写，但也不一定要写；譬如投一石子池水中，写石子本身还不及写池水里的水被石子所激起的波动更有意思。一个大事件的本身就是这么一块石子”。写这文章时，抗战方兴，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茅盾据此回答说：“现在我们临到民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时代了。反映呀，反映呀！一叠声催促着作家们。不错，应该反映。但是，以为必须来一部抗战全史那样的作品，才算是反映了，那就是谬论。同时，作家们如果也误认了反映的意义只是写抗战演义，那也非走到牛角尖不止。”
茅盾并不认为当时的文艺不曾反映时代，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几乎所有优秀的新文艺作品全是反映了“五四”等等运动的：“谁能说我们的好作品中的男女人物不带着五四、五卅等伟大时代的烙印？谁能说我们的好作品中间没有写到五四、五卅等的伟大运动怎样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又怎样改变了人与生活的关系？难道这不算是五四等等大时代在文艺上得到了反映么？”
这样看来，要求诗写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荒唐的，要求诗亦步亦趋地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一直反映到目前的“新长征”、“向四化进军”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政治事件、中心任务等，对此作出具体的和细致的反映也是片面和机械的。诗写的是人们心灵的历史，在这一面面各具个性的心灵的镜子里，人们可以窥见那时代的投石所泛起的波涛，诗的任务不在于具体的描写和记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则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远和近》、《一代人》都是那些“石子”引起的波澜，都是时代的回声。
注释：
朱光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诗刊》（第4期）。
见《茅盾文艺杂论集》，第页，上海文艺出版社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