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测量，Ledingham，Bruning，Thomlison＆Lesko（1997）曾从人际关系、行销等不同领域广泛阅读文献，归纳出17种面向来测量关系；后来Ledingham＆Bruning（1998）将之精简为五个操作面向：信任、开放、涉入、投资、付托，并观察这五大面向和群众观感、态度、行为间之变化与关联。Hon＆Grunig（1999）则为如何维持良好的OPR献策，提出开放、接近（access）、肯定（positiveness）、确定（assurance）、人际网络、分担工作（sharing of tasks）是维持关系的必要策略。此外，他们还建议以相互控制（control mutuality）、互信、满意度、付托等四项，作为PR的结果。Ledingham＆Bruning在1997到1998年间，曾根据这些面向做过一系列与满意度、消费者行为，及社区公关相关研究，结果在在显示关系理论的可信度。
时间是0PR一个重要的因素，Ledinham，Bruning＆Wilson（1999）曾把时问作为观察面向来检视OPR，看时间如何影响关系。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如果某一段关系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如果还有其他选择，那么有人可能就会琵琶别抱。Ledinham等就以电信公司为研究对象，看看客户和电信公司之间顾客满意度如何，是否能够依照合作期间之长短，来预测顾客会否跳槽。结果发现，头四年是顾客和电信公司的“蜜月期”，之后关系会递减，顾客开始流失，以后随着时间的增加，满意度又会慢慢回升。这证明在关系的每一阶段，关注都是必要的，根据这个研究，电信公司如果要巩固和客户的宾主关系，得花上16到30年的努力。可见关系是长期的事，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建立的，但一旦建立了，也很难毁坏。
根据医患关系，发展出一个OPR模式，这个模式显示，发展关系的步骤，从目前的状况，一直到理想的状况之间，是一段持续的监测与适应。他们建议以互惠、互信、信用、开放、相互正当性、相互满意度和相互了解，作为测量关系状态的依据，并且建议以对称、强度（intensity）、频率、持久性、架构和内容作为传播联结因子。
Wilson（1994b：334）认为美国的企业开始明白不应以一个理性，而应以一个较为“人本、关怀”的角度来对待群众关系，但她提醒，如果企业要和群众建立关系，还该以实质社会责任为基础。这样的认知，对美国的企业有两大影响：第一，早期的媒体中介与宣传，确实已成过去；第二，今后企业的信用，将不再建立在生意的表现上，而在其员工和群众觉得这企业是否够开诚布公，是否值得付托，是否可信，以及是否值得尊敬上（wilson，1994a）。
综合各家说法，可以看出关系理论注重的是长期才能建立起来的关系，注重的是双赢，注重的是实质作为，注重的是社会责任，也重视传播功效，更希望能利己利人（Ledingham＆Bruning，2000）。这和笔者向来对公关的主张不谋而合。可见不管用词如何，大家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自从“关系”二字被标榜出来后，公共关系的目的比较明确，也比较能够让人领会公关的精义，并较易于被测量出效果。
第2节本土关系研究
所谓本土关系研究，主要指的是中国人社会里最常听到的关系或搞关系的现象与内涵，亦即所谓人情与面子，以及如何把人情与面子应用到公关作业上。在这方面，本土学者黄懿慧致力最多。黄懿慧认为西方公共关系研究大都局限在单领域或单文化的讨论，缺乏跨学科或跨文化之观点，而国内相关研究，亦未能反应在地现象与文化，于是她参考本土心理学者黄光国、杨国枢等以华人固有文化礼俗为基础建立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发展华人公关“关系”研究。
梁漱溟（1987）曾把中国人凡事以关系为依归的文化特质称作关系本位，提出华人关系主义理论的黄光国（1987），也提到关系是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虽然世界许多国家，尤其历史悠久的国家如印度或希腊，都不免在做公关时有个人影响（per—sonalinfluence）的情形，显示人情与面子不是东方文化的专属现象，如前文提到过的Dilenschneider就曾在他的书里提过恩惠银行（favor bank）是他做公关的秘密武器（Dilenschneider，1991），他但凡给人一点好处，就仿佛在恩惠银行里存了恩惠，日后要用时，可以去讨回，因此他劝公关人要广结善缘。相较之下，华人社会的关系策略更是五花八门，把关系的艺术发展到极致，如做关系、拉关系、钻关系、套关系等（乔健，1982），显示人情与面子在东方完全是一种可收可放的社会资源，做人情、给面子是日常社交、办事必备的手段。
前面提到西方文化测量组织与群众问关系品质（即oPR）的量表，通常只涵盖四个精华构面：相互控制、互信、满意度、付托／承诺。
黄懿慧则从华人关系本质，及社会交换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加上第五元素——人情与面子，作为测量关系的跨文化量表，并两度搜集资料，访问台湾“立法委员”及“国会助理”和“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的“国会”联络人，做量化、质化研究，验证OPRA的信度与效度，也证实了人情与面子，确实是台湾“府”、“院”关系品质里显著的一环（Huang，2001a）。
黄懿慧（Huang 1999）注意到关系是组织在处理冲突管理时的公关策略之一，也能导致相当的中介效果，但并没有实证证明。于是她研究公关策略、关系效果与冲突解决等变项间的关联，结果证实关系可以中介公关策略，有助化解冲突、促进合作。也就是说，虽然大部分的时候，公关策略无法直接化解冲突，但是通过关系变项的中介效果，却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尤其通过人情与面子这个关系元素，能促使双方倾向寻求第三者来协商解决冲突。这么一来，就间接增加了公共关系的价值，因为可以为组织省下随着冲突而来的巨大法律诉讼与理赔费用（Huang，2001b）。但人情与面子的策略有如一把双刃剑，有时也会有反作用，导致送礼、贿赂与腐败，所以也不可忽视关系作为一种现象与手段所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最好能兼容并蓄东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公关专业伦理，然后留其精华，去其糟粕（黄懿慧，2001）。
黄懿慧（2001：31）整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关系的定义比国外复杂得多，共可分为五类：第一类视关系为一种状态和过程；第二类视关系为一种主、客观真实，此二类与国外相类；第三类和第四类则分别视关系为人伦和资源；第五类则视关系为通向特权的特殊渠道。
她以表5—1说明关系现象的跨文化比较：
以下就表中东方文化特质部分稍作说明。东方文化重集体主义，因此华人社会也倾向关系取向。杨国枢（1992）认为关系取向有五个构面：关系角色化、关系互依性、关系和谐性、关系宿命性，与关系决定论。前三个概念从儒家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以窥得一二，此即“礼”的基本意涵。
又因为相互依赖，所以需要互惠与回报，也就让人情与面子有了活动的空间。所谓宿命观，则是“缘”的概念，而关系决定论，则指关系之亲疏、远近、尊卑等差序格局。
在东方文化熏陶下的人，习于从他人关系中定位自我，较不会逾矩，也较习于集体群居生活。这一点和西方文化个人主义有极大的差别。中国人讲求五伦，人际关系顶多及于家族或宗族的层面，极少碰触组织与公众间的关系，甚至很少提及个人与公众的关系，此所以科技教父李国鼎生前要提倡第六伦——人我关系，以弥补五伦在近代社会中的不足，因为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有进步的经济和落后的国民”，而群己观念的缺乏，正是今日台湾道德沦丧，纲纪败坏的原因之一，因此李国鼎在1991年创立群我伦理促进基金会，致力匡正社会风气，并以前台大校长孙震为董事长。而所谓的第六伦，正是公共关系的内涵（请参阅《新世纪营销——公关、趋势、行销》中《简单说“公关”》一文）。
至于表5—1中互动关系所依循的原则，黄光国（Hwang，1987）则提出人情与面子模式，将人际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情感性关系；君臣、朋友二伦属混合性关系；至于工具性关系，即所谓为获取某种资源而和陌生人建立的关系，拉关系即属此类。为了拉关系，就不免要用到人情和面子。相较于西方社会强调普世价值与专业伦理，东方社会则较多视情境而定的道德考量，凡事讲求情、理、法，采取相对的道德观。
如果把以上种种放到现代华人社会，并且把组织与公众的关系概念纳入考量，会是什么状态，有什么不同？又有些什么改变？是黄懿慧提出的研究方向与问题。于是她将前述“关系取向”理论，导人当代华人社会公关作业“组织与利益关系人”的互动层面，并以组织网络研究中的“组织网络二元模式理论”中的“网络模式”（network model）与“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作为关系取向与公关理论的联结，结果发现所谓“关系取向二因子模式”；即：“关系中心取向”，及“关系理性取向”二因子（黄懿慧，2002）。
所谓“网络模式”是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与网络结构等理论的基础。“理性模式”又称为经济模式，可以解释经济理性相关研究。在网络模式下，人的偏好是自发的，行为受社会结构影响。但在理性（经济）模式里，人的偏好是外来后生的，讲求实用功能，具有理性、自利的特质。奇怪的是，此二模式并不互斥，可以并存，用以解释人类的关系行为。黄懿慧认为前文所提杨国枢的关系取向五构面，其实就含有网络取向及理性取向的成分。如关系的和谐性、宿命性与决定论（笔者认为亦包含关系角色化），皆为网络取向，也就是黄懿慧所谓的关系中心取向，也就是对关系抱着命定的看法，比较传统。而关系的互依性则是一种“关系理性取向”，也就是以功能性的眼光看待关系的操作，是一种比较现代或实际的看法。于是黄懿慧访问13位“行政院”国会联络人及22位企业公关人员，分析结果初步证实关系取向二因子论。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对象，抱着两种眼光来看待／对待他（她）所处的种种关系，并且如上所述，这两种对待方式并不互斥，可以同时并存于心中。
洪君如（Hung 2005）曾以质化深度访谈方式，对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九个都市分属36家跨国企业共40位经理人做研究，探讨OPR的前提，因为前提会影响到OPR的结果。洪氏认为组织因需要而和群众维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如交换关系和公有关系。她想要知道的是，除了上述两种关系以外，还有哪几种关系？以及这些程度不同的关系，将如何影响位在大中华地区的企业和当地民众的关系。结果洪氏发现大部分的企业，同时和群众维持着多种不同的关系——如双赢关系、义务关系、公有关系、交换关系、契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利用关系，并且受访者有时甚至难以分辨到底是哪种关系，只知道和群众维持着一种双赢或义务的关系。洪氏还发现一些她所没有料想到的关系，如：共生关系、操控关系（manipulative relationships）。
根据洪氏，交换关系纯粹是利益的考量；但在公有关系里，一方会关心对方的福祉与感受，会为对方不求回报地付出。在利用关系里，一方的公有情怀被另一方所滥用，与公有的初衷正好是两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