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查德·克雷博格工作了大概一年半，大体上来说，林登·约翰逊唯一能为之成功争取到权益的选民，只有那些退伍老兵。信件袋里装满其他各种各样恳切的求助，他却是爱莫能助。
圣安东尼奥之外的第十四区，是个农业之乡。对于农民们来说，经济危机早在一九二九年之前就来了。一战后，欧洲的粮食种植恢复，取得大丰收，美国粮食便开始滞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就成为农民的灾年。黑色星期四[1]之后，情况愈加糟糕。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下跌再下跌，直到创造了“几代人甚至好几个世纪都没见过的”历史新低。到一九三二年，农民们手里一蒲式耳[2]的小麦只能卖出二十五美分的价格，一蒲式耳燕麦和一蒲式耳玉米分别是十美分和七美分。这价格比殖民时期还要低。按照实际价值来算，有些农产品甚至回到了中世纪。农民们在被迫贱卖的同时，又因为制造品高关税高价等，被迫高买。一九三〇年，一个农民几乎要用整整三大车的农产品，才能买到一九二〇年一车东西就能买到的制造品。因为战争而膨胀的农作物价格诱使农民买了更多的地，添置了更多的机械，为了种植更多作物而欠了更多的债，而作物价格骤然下跌，要还清债务变得难于登天。事实上，为了买别的作物种子，农民又添新债。美国农场的抵押贷款，一战开始时是三十亿美元，到一九三〇年已经上升到一百亿美元。这些抵押贷款的利率很高，农民偿还不了。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为止的五年间，全美农民中每八个就有一个因为贷款或者交税上的违法和不良行为，被迫变卖田地财产。
整个二十年代，农民都在伸手向政府求助。但哈丁或者柯立芝政府却对这苦苦哀求充耳不闻。与此同时，东北部的工业家们的事业却躲在关税的保护墙后欣欣向荣。而这堵保护墙的建立恰恰是以农民们为代价的。牺牲品们眼睁睁地看着，请求政府做出关税改革。一九二七年，国会最终通过了关税改革的《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然而，柯立芝最终否决了这项法案，宣称里面的条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写道：“在否决该法案的当天，他签署了一项命令，生铁的关税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八年，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又被柯立芝否决。一九二九年，柯立芝的商务部部长，主持建造了商务部大楼这壮观的美国商业圣殿的赫伯特·胡佛，以四十八个州中四十个州胜选的巨大优势，当选为总统。国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胡佛说，如果通过了，他也会否决。所以国会根本没费那个心思去通过。农民们请求政府为他们减轻债务负担，胡佛的回复是，联邦已经在提供抵押贷款了。然而，联邦负责抵押贷款的机构主管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运营一个企业经营的商店，各种贷款的条件十分烦琐苛刻。到一九三一年，借款人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拖欠了还款，于是这个机构就忙着取消借款人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光是一九三一年，就有将近四千个美国家庭被政府赶出了自己世代耕种的农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胡佛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联邦农业委员会，有权高价收购农产品，以此来稳定价格。然而，农业委员会一边实施这项计划，另一边又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通常来说，农民都是美国最独立也最保守的群体，但现在就连他们也渐渐明白，问题的核心在于生产过量，就像一位作家写的，“过剩即浪费”。各个农场之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意见，政府需要对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农业委员会一边高价购入农作物，一边又拒绝限制种植规模，还鼓励农民多多种植。胡佛给委员会的拨款本来就不够，一用起来更是去如流水，在农业危机的旋涡中连响都没听见一声就无影无踪。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政策，可能更加重了危机。（很多农民本来靠现在种植的东西都无法生存了，胡佛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号召农民自愿地减少种植规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众议院议员助理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农民面临的长期下滑已经变成突然的急转直下。很多农场被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而执行者很多都是本身也濒临破产的农业银行。这样的农场数量达到了每月两万个。当年年底，四分之一个密西西比和三分之一个爱荷华都被拍卖。更有甚者，如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就算有人没抵押自己的农场，就算危险并非迫在眉睫，他也一定活得捉襟见肘。每个农民，不管他的农场有没有抵押，心里都清楚，按照今年的农产品价格，迟早都活不下去……”
得州第十四选区绵延三百多英里长的南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被隔绝于席卷美国乡村的绝望之外。深达一米多的肥沃土壤，出产了大量的作物，调节了棉花价格的下跌。一九二九年，努埃西斯县，选区的南部中心，出产了四十二万四千捆棉花，成为美国所有郡县棉花产量之首。另外，作物运送到市场也容易了很多。往欧洲和东海岸去的船只可以在距离棉田不远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停靠，货运和时间成本都被降到了最低。“很多时候，”《科珀斯克里斯蒂通信报》欢欣鼓舞地宣称，“棉花都是上午采摘轧好，同一天就能打包装载好运送出港。”就在大萧条的头一年，棉花购买商还持续地进驻这座海港城市港口崖壁上高高的写字楼。然而，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平原上雪白的棉桃盛开时，全世界的仓库中都还堆满了一九三〇年没卖出去的棉花。停靠在海港边的船只寥寥无几，价格下跌到六美分一磅，还不够下一年继续种植的本钱，而且就连这个价格也很难找到买家。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边只运出去三十三万捆棉花，其中五万六千捆还一直没找到买主。这片区域数以千计的商品果蔬农场生产的洋葱、番茄和西瓜，那年的价格也都跌到谷底，农民们干脆懒得采摘，任由其烂在枝蔓上。
其实，大萧条的“人肉”证据很早就悄然降临科珀斯克里斯蒂，因为墨西哥湾沿岸的每个海滩都通了铁路。铁路负责方似乎很忠于职守，南太平洋公司就吹嘘说，一九三一年，沿线的公司侦探就赶了六十八万三千名游民下车。然而，北方来的车厢角落或者下方，总还是藏着很多偷偷前来的人们，他们会在科珀斯克里斯蒂下车，因为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有那么一阵子，当地的居民似乎觉得大萧条怎么也不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后来，随着铁路而来的游民数量多到无法忽略，他们求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当地人建立了流动厨房，“为那些要饭的陌生人提供吃食……好让他们不要接近居民区”。他们对这些温饱成虞的人，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然而，一九三一年，仓库的棉花卖不出去，番茄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流动厨房里排队的已经不仅仅全是陌生的面孔了，就连海湾沿线那些富有的农民都开始欠债。当年年底，第十四区两万农场中，一半多都背上了抵押贷款。现在也到还债的时候了。农民们每天都看着邻居的房子被贴上公开拍卖的标签。这些邻居和他们一样努力勤奋地劳作，结果被迫把家什细软高高地堆在车上，带着一家老小黯然远去。他们的妻子在哭泣，小孩子一脸困惑茫然，而大一些的孩子则羞愧地扭着脸。有些人一去便杳无音信；有些过段时间又再见了，却觉得还是不见的好：他们看到过去的邻居和朋友，住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罗布斯敦或者艾丽斯的简陋棚屋里，每天都找短工，得过且过。这些男人走投无路，大雨倾盆泥泞不堪时他们也愿意辛苦地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必须双膝跪地，所以，过去地里泥泞的时候，是从来不摘棉花的，至少白人不会。而这些流离失所的南得州农民，现在就算在泥地里工作，也养不起家了。“我儿子和我周六工作了整整九个小时，挣了九十美分，也就是说每人每小时挣五美分。”一个自称前中产阶级的男人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去接受救济。这些骄傲的得州佬啊，寻求救济是多么羞于启齿的事情，只有真正变卖了所有东西，走投无路了，才会走到这一步。很多人出现在红十字会或者救世军面前时，都已经虚弱得踉踉跄跄了。他们真的是等到快饿死了，才不得已前来的。（据救世军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要不是不忍看到妻子挨饿，很多男人是绝对不会来的。）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间的冬天正步步逼近，住在棚屋里的家人们除了需要果腹，还需要暖气和棉衣。当地红十字会的会长、L.D.贝里夫人号召大家捐出旧的炉子，并且清楚地说，是烧柴的炉子，“不需要汽炉，因为这些人家烧不起燃气。”棚屋里的家庭相比有些家庭还算幸运的了，至少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家都开始风餐露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害怕冬天没地方住自己就会一命呜呼了，于是积极争取去别人家当保姆换取食宿。救世军清空了一个曾经堆满棉花的仓库，在那里支起了五十张简易的小床，几百个人排起了长队要在那床上躺一躺。需要帮助的不仅是老人，还有孩子：他们在长身体，衣服和鞋都不够穿了。贝里夫人开始到各个学校去问孩子们，每天他们都吃什么。得到回答以后，她宣布，红十字会必须马上开始每天为五百名在校儿童提供至少一顿饭。
但红十字会没钱。救济款捉襟见肘。胡佛总统认为，联邦政府对救济的任何参与，都会削弱国民性，所以救济都是当地的市政和私人机构在做。冬日逼近，不管是第十四区的行政机构、红十字会、救世军，还是当地的一些救济组织，全都没钱了。流动厨房的食物里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培根和洋葱，饥饿的人们能吃到的不过是淡而无味的豆子。救世军每天的人头口粮钱下降到了一美分。拨款真的已经用得精光了，而流动厨房前排的队，却越来越长了。
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选区人民的傲慢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都在向政府请求帮助，请政府参与到救济拨款中，请政府为抵押的农场提供支援资金，请政府稳定作物价格；另外，由于“过剩即浪费”的状况，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争取控制农产品规模。每天上午打开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气息。
好像每个议员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全美国的人都在请求政府提供帮助。绝望从乡村的田间埂头，蔓延到城市的大街小巷。芝加哥有六十万人失业，纽约的失业人数更是高达八十万。美国的男性失业总人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而很多男人背后，是一整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每天都有很多证人在国会各个委员会面前宣称，私人慈善机构已经没有资金了，本来想要承担重任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款项也消耗殆尽，急需联邦政府拨款。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挨饿，濒临死亡。当年议会召开时，不仅在华盛顿各个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有人提醒国家困境，大街小巷也遍地都是，有两万五千个人在提醒。他们都是一战时期的老兵，身无分文，只好选择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游行。他们的表情那么认真而悲壮，和年少时在战场上拼杀时一样。他们都带着妻儿住在废弃的仓库和空空如也的商店中，有的在公园搭帐篷。那时候的“华盛顿特区，如同某个战时被围困的欧洲国家”。
然而政府给予的帮助可谓杯水车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立法机构不听劝告，我行我素地照常休假两个星期，一月份再回来时，又开始了七个月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只有遇到华盛顿老兵“酬恤金进军事件”时才慌了神，有了点人样。衣衫褴褛的老兵们接近的时候，有的议员甚至撒开腿跑了起来。一九三二年七月休会的时候，国会唯一为农民提供的还算可观的帮助，就是增加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抵押拨款。但比起真正的需求，这些钱可谓九牛一毛，实在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各个农业组织再三恳求，抵押贷款的利率和条件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国会面前一再呼吁，当务之急要立即增加救济款，结果议员们竟然抓着一些微小的细节不放，讨论了几个星期，又拖延到几个月，最终通过的法案条款实在吝啬得像铁公鸡，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平均分到的救济款不过区区五十美分。至于至关重要的税收和关税改革法案，特殊利益集团也在各个条款上极尽挑剔苛刻，各个州之间的关税提案被互相推诿，悬而未决，直到五月份，一名参议员忍无可忍，当场大吼：“我们都疯了吗？难道大家都不知道，要是我们这周拖到下周，全国都会爆发恐慌，天下所有的关税都会不复存在吗？我们现在还坐在这儿，为一些蝇头小利算来算去……‘我的州！我的州！’我的天哪！谁又想过，‘我的国家’！要是你的国家分崩离析了，你的州又有什么好处！”《论坛》杂志发文评论，几个月来，“全国上下都带着某种深重的烦恼，希望在这水深火热之时，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来解决国家财政的危难。而不管这行动是好是坏，还是漠然置之，立法机构的‘精彩表演’，都如同跳梁小丑，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一位专栏作家更为简单明了地将众议院称为“猴议院”。就连一些议员自己都抱着这样的情绪和看法，亚拉巴马州的迈克达菲议员宣称，“议员政府已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