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和陈玉成
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太天国后期的擎天白玉柱，如果没有这两个优秀的将领的全力苦撑，太平天国的终结可能会来得更早些。
这两个人虽然也是广西金田起义的“老兄弟”但比起前边的起义领袖来，从资历上差着十万八千坦克，特别是陈玉成，起义时还只是个童子兵，战争是最好的军事学校，战场上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熏陶，使这两位聪慧、卓识、勇武的年青人迅速成长起来，在中期均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而后期则变成了顶梁柱。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二人，尤其是李秀成，在学习西方引进西洋火器及训练方式等方面，一度走得比湘淮军诸将还要远些，如果洪秀全后期不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昏聩平庸，多给一些权力让二人放手去做，也许天国的命运也还不至于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结果。
陈玉成这个娃娃兵出身的年青将领，在天国生涯中最出色的战绩是三克武昌和三河大捷。前者他虽非主帅，但战功最著，甚至超过主帅。1845年，太平军西征三克汉口、汉阳之后，兵钝城高沟深的武昌在下4个月之久。统军主帅未能及时攻下武昌，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武昌敌人兵精粮足，可以长期坚守，陈玉成时年仅时18岁，奉命前去侦察，他不畏险阻，巧妙地完成了任务，告知主帅，武昌城已断粮，守军饥疲不堪，虽有援军但多畏崽不前，心存观望，只要部置行得当，武昌城不难一鼓攻下。
根据陈玉成的建议，太平军向武昌发起猛攻，陈玉成率五百人担任先锋，他绕过武昌东面的梁子湖，以三百人摆开正面攻城的架式，吸引守军的注意，而自己率领二百人于僻静处乘敌不备，缒城上，砍倒守兵，摇旗呐喊，城破啦，城破啦，守军本来已成惊弓之鸟，闻声大惊，慌忙夺门而走，武昌轻易地落到了太平军的手里。
三河大捷发生在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面时刻，其时，太平天国数年集合起来的精锐，或丧于韦昌辉之乱，或随石达开出走，清军气焰顿炽，长江上游据点几乎损失殆尽，江南、江北大营又形成钳成形围困天京，清军悍将冯子材、胜保、德兴阿等虎视耽耽于江北，湘军主力李续宾部连陷太平天国不时仅存的根据地安徽数城，直抵庐州附近的三河。
陈玉成、李秀成等年青将领临危受命，先以雷霆钧之力扫荡了清军江北大营，德兴阿、胜保、冯子材等迭次败北。然后，陈玉成率军直趋三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李续宾，与敌展开激战，这时李秀成部也赶来增援，三河守军乘机从城中杀出，结果李续宾六千余人无一漏网，全数被歼，曾国藩的兄弟曾国华也把命搭了进去。李续宾部是湘军精锐、其本人则是湘军中最骁勇善战之将领，这一次朝覆亡，对湘军震动极大，胡林翼就哀叹，三河溃败使元气丧尽，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三河大捷是在太平军素质明显不如湘军的情况下。打的一场扭转时局之仗，它抑制了湘军的疯狂发展和进攻的势头，为太平天国争得了喘息之机。因此，年青的陈玉成被封为英王。
陈玉成是一员猛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曾国藩曾评价他说是自汉唐以来农民起义领中最为“凶悼”之人。但实际上他也非常善用谋略，年仅二十出头的他，既可制定大的战略规划，也能十分娴熟地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迂回包抄，奇正互用，反客为主等灵活的战术。
后来，陈玉成在湘军的苦战中渐次失手，又不幸为反复无常的苗沛霖所骗落入敌手，英勇就义，但他26岁的年华已经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李秀成在家时曾读过几天收，从面相上看颇有几分书生气，而且年纪也大些，相对持重稳健些。李秀成崭露头角是在1865年天京事变时，当时他正驻军安徽相城，仅凭数千人马，顶住了数万清军的轮番进攻，最后他又联系捻军张洛行部并向陈玉成借兵，待敌锐气尽销，三下夹击，大败清军，不但保住了相城。而且乘机占领舒城、六安。
巧袭杭州大破江南大营，是李秀成的得意之笔，天京事变后，清军在天京东、西、南面沿城挖沟，筑有大小营垒130余座，成为悬在天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李有成决定彩攻其所必救的战术，先使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派兵回救，然后再集中兵力打破围困。于是李秀成亲率精兵七"化装成清军，从小路昼夜兼程，奔袭杭州当李秀成出现在杭州城*下时，安军还以为是来袭扰的土匪，及到发现是太平军时，什么都晚了，李秀成奔袭成功，轻取杭州。江浙系清朝钱粮基地。丢了杭州，咸丰皇帝两眼急出火来，急调江南大营精兵回援，及待江南大营的清兵分兵回援杭州，李秀成领城上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留下一座空城，悄然离去。回到京，纵兵展开破袭战，时值大风雨。还夹有冰雹，太平军顶风冒雨，轮进攻，不旋踵即踏清军营垒五十余座，钟山脚下遍地是烈火硝烟，江南大营主帅和春从熟星中惊起，身不被甲，单衣逃窜，江南大全数瓦解。这一伏，把满清朝廷倚靠原来军队打败太平天国的希望彻底击灭。只好无奈地把湘淮军当成最后的救命的稻划，从此，天下的纷急就主要变丰湘淮宫与太平宫的两家事儿了。
开辟江浙根据地是李秀成功劳簿上的又一件大事。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与太平天国的中枢诸将制定了先东征，战领江浙，然后西征与湘军决战的总战略，由李秀成具体负责纱征事宜。
李秀成于1860年5月中旬天始进宫，以破竹之势连克丹阳、常州、苏州、江阳、太仓、嘉定，清军悍将张国梁战败溺死，和春自尽，江苏巡抚徐有壬也自杀身亡。用时一月有半，次年又攻下杭州占领浙北，这样一来，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全部入太平天国手中，李秀成据此建立苏福省，这一带成为支持太平天国后期事业的主要经济来源。
李秀成的最特出之处在他大规模引进西洋火器的决策与实践上，李秀成以一个农民军事家独具慧眼的实用精神。很早就意识到洋枪洋炮在这战争中的作用，花费最多的心思，采购洋枪洋炮，训练士兵使用他们，为此不惜花大价钱从在华外国人中聘请教练，李秀成的军队，有1/3的人持有洋枪，而他的万余亲卫军，一式新式洋枪装备，每经开仗，万枪齐发，锐不可挡。
不仅如此，李秀成还拥有自己的洋枪队，兵工厂甚至小型兵舰和一批热爱天国事来的外国友人的这种军事上的引进达到相当熟的程度。在太天天国统治区内，太平军只要看到外国人，不是身分了们购买洋枪，就是要他们帮助修理洋枪。以至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们一时大做军火走私。一些传教士甚至把圣箱都用来装军火。
在这一方面，以文化精英为核心的湘淮军反倒要向李秀面这种“泥腿子”学步。主要在江浙与李秀成对阵的李鸿章，正国为吃够了太平军的洋枪洋炮的苦砂，才下决心最早程度高地实现了淮军洋枪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秀成也为中国这队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李秀成最终也未能挽救太平天国失败的命运，因为这时太平军的失败已早不能说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太平天国自身的腐化堕落已经使天国的大厦不倒自朽，纵使再多几个李秀成，可能也无济于事，糟的是，虽然李秀成一生忠于天国事业，但只因被俘后在自述中口气软了一气，遂蒙上说不清道不白的污垢，让后人哓哓不休。
曾国藩与胡林翼
晚清士林中，一向曾胡并称，有时甚至称“胡曾”。其实，胡林翼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和曾国藩不能比的。严格地说，胡林翼还不能算作是湘军的核心人物，因其原班人马实是“黔勇”。只困其与湘军关系切到了难分彼此的地步，加之又是湖南人，所以也被视为湘军诸将，此人出道较早，职位又高，1865年已经官拜湖北巡抚。所以名声要高出湘军将领些许，实际上，就湘军而言，他的地位和重要性远不及罗泽南、塔齐布、曾国荃等人，近人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曾胡并称，无意中又抬高了胡的地位。但就是从军事而论，胡之用才略也远逊于曾国藩，胡林翼实际上处在曾国藩的影子里。
近代军事理论家蒋万震称湘军是一个奇迹。的确，湘军能够最终在军事上击败太平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湘军组织本身，这种独特的军事既继承了自岳飞、戚继光以来将、兵合一的传统，又带有某些近代变革的“西化”特征，比较好地适应近代兵器使用与配备，有人认为，湘军之胜，胜在组织制度的优势，当然不无道理。
在湘军出现之前，八旗兵已经没落，绿营兵多袭明制，兵不见将，将不见兵，作战时临时抽调组合，兵都是朝廷的兵，将师不过是朝廷的差役。这样的兵制对防止军人作乱有余，真正兴兵作战则不足。曾国藩鉴于此，采用了一套兵自招、将亲选，、先选将、后募兵的组编方式。也就是说，他编练湘军，第一步从门生故吏、湖湘亲旧中选择将领，然后让这些人从自己家乡挑选初级军官，再由初级军官挑拔自己的亲旧为士兵，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勇丁由什长挑选，一旦某一级军官中阵亡，那么这一组织中的士兵只好解散，这样一来，每一级只听命于自己的直接上级，而整个湘军也只有通过曾国藩才能调动。这种兵为将有兵的制，事实上比明代的戚家军更进了一步，成为一种比较彻底的私家军队。清廷对湘军长期不肯信任，关键在于湘军这种军制的私有性，倒不是对曾国藩有什么成见。
这种兵制的好处在于能实行一种比较好的“负责制”，有事逐层负责，无可推诿，而且每级官佐统领的人都是自己的亲手选拔的亲信故旧乡人，既有亲情地缘，又有私恩相感，故尔作战时的亲和力较高，缺点在于易于形成拥兵自重的军阀，湘军以后的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湘军在人事制度上也有一些特点，曾国藩在选择将领时，偏于文人，偏于门生，偏于乡籍，所以湘军有名有姓的将领绝大多数为湘人且为曾门弟子，而这些人为钭的前提之一就是没有官气和衙门气，湘军士兵也多从农村朴实的农民中招募，务必去绿营之兵痞气、市井气。这样一来，湘这的传统道德气味很浓。对于湘军层层效忠的体制来说，这种道德氛围是迁宜的。而且，在对手打出基督教色彩的旗帜的情况下，以“卫道”相标榜的湘宫，有了这种道德氛围有助于军队的整命与统一。
湘军兵制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它比较接近西洋兵制，因而较合迁于洋枪洋炮的配置，湘这的基本单位是营，营以下为哨，哨以下为什，从表面上看，这与绿营并无多大区别，但绿营之“营”人数不定，多者上千，少者几十，因而建制成了虚名。而湘军的“营”则相对稳定，每营五进零五人，与西方军制的洋炮军队来说，这种编制对于火力配置、野战冲锋，对陈守都罗为合理，中国兵制的近代化从曾国藩始，这种评价实不为过。
1862年5月，湘军与李秀成等十三天在天京城下大战，当时太平军10余万人，装备不差，甚至还有湘军所没有的开花大炮。湘军仅3万人，且疾病流行，但却战成平局，太平军没有解开天京之围，这其中的功劳，除了湘军的坚韧与素质之外，应该归功于组织的优越。
湘军水师后制也使曾国藩获益匪浅。出师伊始。曾国藩采纳了江忠源的建议，将水师战船一律改成炮舰，大者为长龙，小者为舢板。每营长龙8艘，舢板22艘。全营官勇425人，随着战局的发展，湘军水师船越造越大且坚固，炮的口径威力也随之增强，水上优势遂为湘军所有，这种水师，虽然比西方海军还差得远，但比起清朝水师及太平军不师来，已经优越得多了，太平这与湘军在长江沿线的战斗最终不利，与水上优势的丧失有很大关系。
除了兵制改革的独特之外，曾胡用兵也确有过人之处，虽说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军之前已有过带兵打仗的经验，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不如翰林出身、以纯文人面目出现的曾国藩。
曾国藩用兵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坚韧，也就是所谓的屡败屡虞的精神。曾国藩兴兵以来，败仗不知吃过多少次，但他都能尽可能快地复元。重整兵马再战。1854年靖港之役，城陵矶之役，1855年湖口这役，湘军均损失过半，可他都能重振军容，而且一次比一次壮大。
曾氏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用人，他选择兵将领，以能战忠诚为主，故多用故旧，而选择幕僚，则广收兼蓄，尽可能网罗各方精英为已用。他的幕僚班子，人才之盛。为一时之冠，每天早餐，就是他与幕僚商议军情之时，他的幕僚成为其集思广益的参谋部，很多好主意都是由早餐中产生的。当年李鸿间在其幕中，因为睡懒觉不乐早起，曾国藩为了能让李参与早议，不惜扯破面皮强逼他参加。
曾国藩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较宏远的战略眼光，清政府总是把打败太平天国的策略放在直接围困天京上，江南江北大营屡破屡建，但始终成效不大，而曾国藩却咬定要从上游顺江而下，死啃九江、安庆不放，即使太平军使出围魏救越之计，去攻他的老巢湖北湖南时，他也咬住不松口，最终拿下安庆，天京的门户洞开，太平天国也就寿终正寝了。还有两次因湖南受到石达开及天地会起义的威胁，湖南巡抚骆秉章请朝廷请他回援。他都不应，就是死死咬太平天国的上游重镇不放。实事证明，他抓住的正是太平天国的要害处，抓住这个要害，从战略上讲，湘军就占主动，而对手则处处被动。
曾国藩用兵的第四个特点是从实际出发，不迷信本本，胡林翼曾组织人编纂从历史正史中辑了的古人兵略大全《读史兵略》。但同样的事情曾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正史大文人以意为本，未经战阵，亡臆言兵，故其兵略不足为训，在他看来‘，用兵无-定常规，斗争是要临事而具，好谋而成，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定的战略战术。在兵法上，他也提倡“实学”，不谈过高之理，务以实用为准，所以他能从文中言兵的夸夸其谈中超脱出来，成为独树一帜的统蚰，也使清朝中委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得以发扬光大。
李鸿章、左宗棠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左、李齐名，旧时称“中兴名臣”，后为则被诟为“洋务派头子”。这三个人的崛起，主要契机是兴办湘淮军。
比起曾、胡来、李、左的资历要浅得多，李鸿间稍好一点，系曾国藩门生，太平天国的起义时已经进了翰林院。而左宗棠则是一名屡试不第的举人，虽说很早以才干受知于陶澍、林则徐，但直到1860年，他还一直屈就于湖南巡抚骆章幕下，做一点出谋划策的事儿，无法施展。
但是李、左二人不仅在太平天国以后的历史中影响巨大，地位作用不让于曾国藩，而且湘军大兴之时，他们也是独树一帜，别有风格，在这事史上各积压留下一笔。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中举后曾投到曾国藩门下，钻研理学。后来仕途尚顺，1847年中进士，进翰林院。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了也会顺着这条路平步青云，只不过未必有那来那么快罢了。他与曾国藩的路数差不多，都系以文人从军，先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而后入曾国藩幕中，在曾国藩的教导下和战争实践中成熟，1861年底，太平军占领整个江浙，并第二次进兵上海，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自然“守士有责”。于是拨调数营湘军并太平军将淮人程启学部给李鸿章，让他去合肥招兵。然后进驻上海。以为偏师，牵制太平这，李鸿章以曾国藩拨来的湘军作为基础，又在合肥网罗了一批地主团练，完全按湘这体制加以编练，于次年2月成军，于由这支军队主要来自淮上，人称“淮军。”
在起初的时候，淮军不过是一支不起眼的偏师，当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被从海上运抵上海对，竟被讥为“叫花军”。但是由于它的活动基地在上海，李鸿章天一与西方列强及军队打交道。叫上他头脑灵活，更少理学迂腐气，而且拥有地方军政大权，署理江苏巡抚，所以淮军很快就变了个模样。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时，这支军队已经浸浸然驾乎湘军之上，成为世人瞩目的“精兵”。
淮军之“精”就精在这支军队的“洋化”上。要论李鸿章之用兵。确实没有多少过人之处。不过是比较韧，好打“痞气腔”。有一股泼皮劲儿而已，而且在打苏州时残忍地杀降，为人所诟病，但是李鸿章这个清朝的翰林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润要比他老师多，头脑中的包袱也少得多，所以“西化”起来就要快得多，淮军的战斗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归结于它的编制和武器优势，所以在湘军啃硬骨头的同时，李鸿章也能乘机占太平军的些便宜。
淮军的“西北”首先是受太平军的刺激，人珲到江南碰到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侍王李世贤的队伍，这些太平军洋枪较多，打起仗来让他大吃苦头，其次是“洋枪队”的影响，洋枪队又称常胜军，本是由列强控制，上海商人供养，由外国流氓组成的一支“志愿军”。当这支国队拨归李鸿间节制时，已经比较正化了。不仅全副装备悉用最新式的后膛枪炮，而且编制与训练一概西化。军官均为列强的现役军人，士兵是中国人，全军约有三、四千人，包括五六个步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洋枪队的训练作战方法，对淮军影响极大。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西式战法的优越，让淮军学习“西操”，让外国人来队教练，尽可能地利用上海的便利条件和江浙的富庶，大量购置洋枪洋炮。到1865年时，据李鸿章的一份奏报，淮军中已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日需千万余颗，粗细洋火药日需十万余力，另有开花炮队四营。
在所有清朝的这队中，淮军西化的脚步最快。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就提出要按洋操训练淮国，他采纳了英国海军驻沪司领何伯的建议，由外国军人来训练淮军，开始只中摹信“洋拐操”立正齐步走，后来打仗也摹信洋人，观察地形，配置火力，列队冲锋等等。华尔、戈登向淮军传的“枪阵”法，淮军各部队均沿用之，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枪阵”的口令居然是英语，后来李鸿间的一个幕叫陈锦的人才把“枪阵”法加以整理，将中的英语中的口令译成华语，这才稍稍改变了淮军邯郸学步的蠢态。洋枪枪解散后，装备尽入淮军，其制度和精神也部分地留了下来，淮军成了大的“洋枪队”，李鸿章在国军事史上的主要贡献也在于此。
相比起李鸿章来，左宗棠是个性格倔且相当自负的人，只因科场命薄，使他长时间蹭蹬于人家幕中，出谋划策出工出力支不得其功，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不比曾国藩晚，但在地位上地却不能相比，。胡林翼对他一身推崇备至，誉为湘南士类第一，骆秉章、曾国藩，郭嵩焘也对其才具颇金赏褒，他自己也相当自负，常常自比诸葛亮。发迹后更是喜欢人家以“老亮”呼之。
左宗棠自1854年出山助湖南巡抚张亮基镇压太平军以来，一憋六年，始终给人家敲边鼓，到49岁头上才有了机分帮办湘军军务，独率一军打天下，事实上，他一地对曾国藩不服气，所以他的军队一编成，明明也是湘人，偏偏要名之为“楚军”，以示与曾国藩的区别，左宗棠用兵，虽然比李鸿章略胜一筹，但称道者不多，最漂亮的一仗大概要算咸丰十一年三月，与侍王李进贤在江西乐平的一场大战，他以五千人击败太平军数成，但是如果碰上太平军的精锐，他也照吃败仗，他的主要战场是在浙江，以巡抚身份率左系湘军与太平军拉锯，曾国藩的这两支偏师，一在江苏，一在浙江，的确拉住了太平军的后腿，但比较起来，还是淮军的作用要大些。
与李鸿章一样，左宗棠麾下也有一支法国人组建的洋枪队“常捷军”。同样左宗棠的楚军受常捷军影响颇大，以致后来大办洋务之时，左宗棠系统的洋务来业人多法国气息，面李鸿章的洋务则一股英国味，但是由于没有上海这个基地，楚军的装备就要次于淮军，但比其他湘军又好些，曾国藩死后，左宗棠虽不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但也显出他的特色，尤以肆坦克出征收复伊犁之役，使中国军事近代化总算有了一个正当的用武之地。
庞杂的明清兵籍
如果单从数量上看，明清当是兵家最跃的时期，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明清时期的兵书为二千零五部，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卷，占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兵总部数的62%，卷数的71%。但是实际明清兵家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却并不高，汗牛充栋的兵书战策，大抵拾人牙慧者多，抄袭改窜者多，无病呻吟者多。不过也涌现了一些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如戚戚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刘寅的《武经七书直鲜》、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越本学的《续武经总要》、茅元仪的《武备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林福祥的《平海心筹》、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兵书，或有新思想，或有新思路，或开辟新的领域，或者较好地整理部结了前人的经验，一代有一人代之事，明清兵家也并没有让历史留下空白，也许因为年代较近，时间的淘汰作用尚未及充分发挥，所以就显得这一时期失籍尤其杂芜。
总的来说，明清之际，从朝廷到士林对兵这还是重视的，明清言兵人之众，绝非前代可比，既有领兵将帅，文臣幕僚，也有山野隐士、造反英豪，当然也有一些商贾书贩，其原因无非是这样几种，一是这一时期战争的历史压力仍旧较大，虽然明清两朝都有长期“太平之世”。但是越是和平时期人们防“战”之心越心切，因而也可能对致对兵学的关注。二是自宋朝把武学定为官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来，武学的官方诱导力一直很强，明清以八股取士，武举之中，兵学经典无意中成了武八股，武生以《武经七书》为进身阶梯，有关注释、详解、汇解之类的书籍自然会应运而生，这些东西实际上等于武生的考试用书，用有较强的商用价值，三是作为中华民族价值取向的一个特点，关注实用之学也成为一种文人传统，兵学系中国实学的大宗，从来不乏有志之士侧身其间，四是明清时节的也是中国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明嘉靖年间明朝与倭寇的矛盾，明末明朝与后金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都当尖锐而沉重，民旅行危机刺激了一批有为之士讲求富国强兵之术，许多兵书就是感时的层层愤之作。如清末陈澹然作《权制》书，感慨于列强环窥鹰顾，日侵我土，要求全国一致，改考时政及格致之学，讲求制造新式枪炮舰船之法等等，明代王鸣鹤也在《登坛必究》中大力挟击时弊。要求变革朝廷宦官当政，权臣弄权，武备废驰的现实政治，最为特出的的是清末翁传，他本是介弱书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20余昼夜通宵达旦，辑兵家古尖230则，自为言1万千余则，撰成《医时六言》分寄各地军人，以期有所补环境时局，实际价值多大是另一回事，其拳拳之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一大批有志救国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应该说，明清时代的兵书在内容上是有所开拓的，特别可贵的是出现了一指研究同边及世界各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及政治军事情况的兵籍，自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为患以来，士大夫感到象过去那样妄自尊大，自我封闭是不行了，要想战术胜来自外部的侵略者，就必须了解他们，还有一些明智之士在与明委以来陆续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了解取西洋科技，尤其是火器的生产的先进，从而至力于西洋的兵器的介绍引进，明代兵书《筹海图编》曾详尽考察了日本的历史、地理、行致区划、风土人情、战船兵器、战守概况等等。《登坛必究》里则将中国周边国家分成“外夷、四夷、夷情、东南海夷、朝鲜、东倭”等条目专章介如，明代兵书《筹海图编》《兵录》、《火龙经三集》等均有关于西洋火器的介绍。明开焦勖虚心向传教士汤若学习西洋火器制造技术，经过多年苦心钻研，撰成《火攻挈要》三卷，在那个时代。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西方的火器制造技术，其内容包括火铳、狼机、火药等的种类、性能、制作机械、工艺，使用方法，以及相关的金属冶炼，机械原理和数理化知识，还附有种火器样式，工艺图四十余幅，较为完备地体现了明代兵学家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热忱。
清代兵家了解外部世界的尝试和介绍引进西洋军制及兵器的努力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纷至沓来的西方列强使得…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睁开了眼睛，魏源率先提出了要想抗击侵略必先了解世界以及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海国图志》中以主要篇幅详尽地介绍了当时还不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知的世界各国的情况，从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到气候物产，政治经济、风俗人情、文化教育、战舰火器等无所不包，鉴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魏源介绍英国最详细，共计用了四卷的篇幅。《海国图志》余下的篇幅主要用来介绍西洋技艺，比如船、炮、枪、水雷、望远镜的制造工艺和机械设备。在魏源之后，又陆续出了一批专门介绍西方军事技术的兵书，比如王韬的《火器略说》，又名《操胜要览》就介绍「洋枪洋炮的制造方法，早期科学家李善兰的《火器真诀》是首次在中国介绍了弹道学原理，不过，这…时期对西洋技艺的与介绍，重心逐渐落到了相关书籍的翻译上，当时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几十年内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样的书籍。特别可贵的是，一些有识之士不但介绍西方技术，而且还开始介绍西方的军事学说一军事制度。中国最早的工程学家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就介绍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拿破仑战术。及步、马、炮诸兵种协同的原理与相应战术。
尽管明清兵家的这种尝试还是粗糙的。有时甚至还会出一些笑话和洋相，但是在占有资料十分有限，信息极其贫乏的那个时代，已属难能可贵。正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尝试，才实现了传统兵学向近代军事学的过渡。
明清兵家著述的另一特点是哲理性的探讨相对减少，而成批出现的是讲具体军事问题和相庆技术的书籍，愈发趋于实用性和琐碎，对于武器装备，则不厌其烦地详道各种热、冷兵器制造方法，构造性能及使用方法，训练方面的兵书，则具体讲整体和单兵的各种训练方法，甚至连如何练手足、耳目等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至于守城方面的兵书，则更是琐碎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从城壕修筑，守城器械，粮油水源到斧钳类沙，无不详载，活象是进了中药铺。
明清兵家从总体上创造力是大不如前了，绝大多数兵书都是辑评、注释、汇编体载，把前人的食粮再倒腾一遍，缺乏自己的见解。
明代是中国印刷业繁盛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从客观上为书籍的商来会提供了条件，明人以商业出版为目的而行编书，印书的热情之高，空前绝后，明刻之众，为前代所不及，明刻之滥，同样包为前代望尘莫及，明人习惯于将闪人的书籍拿来，东拼西凑，然后改头换面出版，所以后人称，明人好刻书而书籍亡。
明代的兵书也没能逃脱这种商业化的厄运，抄袭改窜之风在兵学界仍然很盛，到了清代，这种风气依然未息，这就使明清兵书呈现一种数量多而质量差的景象，有些兵书名字起得很新颖，花哨，但无非是杂辑前人成果，装成一个无有机联系的拼盘，象《兵钤内外书》，看收名真有点仙风道骨，可内容无非是原文照抄《孙子》、《李卫公问对》、《鬼谷子》、《素书》、《诸葛心书》、《孟德新书》等等，然后加上些从其他兵书上辑录的有关军政、军例、阵图、军器，火攻、水攻、军占等方面的条目杂凑起来，毫无意义，还有清秀的《韬钤拾慧录》，名字也起得很刺激，但内容无非是《百战奇法》、《守圉全书》、《练兵实纪》、《虎钤经》、《圣武记》等书的摘录。
更为恶劣的干脆把人家现成的兵书拿来，稍加增删就换个书名出版，等于全抄一本书，最典型的象明代的叶梦熊的《决胜纲目》全文抄袭《百战奇法》，连增删的功夫也省了。李盘等人将《守圉全书》增删为《金汤借箸十二等》，名字花哨得让人欲大增，又有人把它入编为《并辟百金方》，活脱象医书，还有人把它删节的为《慎守要录》，到了清代，又有好事者把它改成《慎守篇》，一部不怎么样的兵书，结果搞成一菜五吃。
明清兵家是结束传统兵学的一代，传统兵学走完了自己的路。传统兵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能适应近代武器和近代战争所引发的剧烈变化，这种不适应至少从技术上是确确实实地存在，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引发的大批有志青年留洋学习军事，西方比较成熟的战争理论著作中占据了中国兵学舞台，一代新式的军事理论家开始成长起来，当然，在他们身上我们仍能寻出传统兵学的烙印。即使今天，如何实现传统兵学与现代国事科学的结合，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