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游中国，在他将离开北京时，徐志摩先生来约我，要我去会见泰戈尔，说泰翁不仅是诗人，对宗教，对哲学，特别是孔孟哲学，兴趣也很大。徐是当时有才气的中国新派诗人，英文很好，他主动为我做翻译。我们赶到泰翁的住地时，正值他与杨丙辰先生谈宗教问题，杨先生以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意见不一。杨先生即指着我对泰戈尔说：梁先生是孔子之徒，对儒家有研究，你可问他。泰戈尔即起身迎候，十分客气地说：我早知道了，来得正好，我很愿意听听梁先生谈谈儒家的道理。我本无准备，但又不能不就他们的话头而有所辩明。我随即反问泰戈尔：你为什么不认为儒家是宗教呢？他略加沉思后说，他以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尽其人生信仰、寄托、归宿之所在，所以能够影响人。凡宗教伟力之最者，其根植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更大，其空间传播更广，其时间延续更为久远。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这样，仿佛孔子在人伦方面和人生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得很完全。但却因此离人类生命的深处，离精神寄托的真谛，远了。因为这些规定，要照顾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所以说儒家不能算是一种宗教。泰戈尔又说，使他不解的是，儒家不是宗教，却何以具有与各大宗教一样的给人类社会以伟大势力和影响？我答复说：儒家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之中。伦理纲常是社会的一面。《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层一层的内容，孔子说的是自己的生活，并未说到社会。又如孔子称赞其门下弟子颜回的两点：“不迁怒，不贰过。”也都是说其个人的品性，并未说到外面。但无论自己为学或是教人，其着重点是明白的，何以从伦理纲常那外面粗的地方来看孔子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孔子并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宏大，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孔子认为，各趋一偏或两者相反，都不妥当，因此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即在于从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所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如谓：“乡愿德之贼也！”又云：“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都应付得很好，人家都称他是好人。孟子则说得更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这就是说，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便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听完我的解说，十分高兴，当即说：我对儒家所知粗浅，聆听梁先生这样当面解说儒家的道理，是第一次，使我心里明白了许多。泰戈尔给我的印象，是位虚怀若谷的诗哲，对学问十分认真，关切中国问题，又如此不耻下问，不为自己的名望所累，是很难得的。
问：梁先生常常追怀任教七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那您为什么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暑期，又辞去北大的教席了呢？
答：那是因为在教育问题上我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新的认识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以至于其他学校所无法实施的。最初，我写了《办学意见述略》。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讲习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而又常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我想新的教育，则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因此需要新式的私交近友般的校长教职员团体，不断扩大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团体中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为了实践我这些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自己试办学校。
问：梁先生是如何试办学校的？后来又如何到李济深主持政务的广东省开办乡治讲习所，转而到河南村治学院，最后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呢？
答：1924年暑假，我辞去北大教席。同年秋，我在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交陈亚三先生接办。我从曹州回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先父《桂林梁先生遗书》；后因有十多位山东高中学生追随我而来，便与他们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同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值得一提的是朝会，即清早静坐共读，由我即兴讲授心得。这一形式开始于此，而后在河南、山东，坚持了多年，并出版了我在朝会上讲话的《朝话》一书。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锻炼心志。至1926年初，我又偕王平叔、黄艮庸、张俶知诸先生及学生十余人，与德国学人卫西琴先生同住北京西郊大有庄，共研分析心理学与儒家哲学，约一年有余。1927年5月，我偕王平叔、黄艮庸两先生南游，先在上海会到陈真如先生，他特意陪我们到西湖南高峰住数日，为的是好谈话，同谈的还有熊十力、严立三、张难先诸先生。随即应约赴广东会见李任潮（济深）先生。
我与李任潮之交往，应补说几句。我二十九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先生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我结婚。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闲居北京，常在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儒家哲学，以《大学》为主，我是十多位经常听讲者之一。我同李任潮先生便是在这个讲授聚会上，由伍先生引见相识的，此后彼此交往甚密。任潮先生毕业于保定军校，其时在政府陆军部任职。伍先生原是军人。他在清末将弁学堂的同学叶举、熊若、邓铿三人，后来都是粤军有名的将领，是陈炯明的部下。邓铿在担任粤军第一师师长时，曾几次电请伍先生南下，伍无意再任军职，便推荐李任潮给邓铿。1920年底，任潮先生离京赴广东，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副师长。尔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叶、熊二位仍追随陈，惟邓铿忠于孙先生。不久邓被陈派人暗杀，第一师师长即由任潮先生继任，他也是紧随孙先生的。孙先生很信任他，委派他到西江当督办，掌握一地军、政、财大权，这是后来在广东发迹的基础。
我这次到广东，李任潮先生已是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我们六七年不见，因为是老朋友，一见面我就问他：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他很持重地回答说：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我再问：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就要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而非个人的。我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他听之默默。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因为那时正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国国民党处于兴盛时期，岂容得异样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李任潮请我当广东省政府委员，我自顾不合时宜，万无轻就之理，当即恳辞。这年底，李任潮再请我出山，我返广州与他彻夜长谈。我说：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将不能不是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的人，下焉者便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所期望的是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如何开这条路，则我所谓“乡治”是矣。任潮先生表示同意我在广东试办“乡治”。
所谓“乡治”，包括后来的“村治”、“乡建”，都是我办教育思想的发展，即讲学、搞学问要与做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第二年即1928年，我在广州作了“乡治十讲”的长篇讲话，听者千余人，筹办乡治讲习所而未正式办成。我当时的目标，仍倾向于英国式的宪政，但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常流于一纸空文，便力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所谓地方自治，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把地方社会搞成一个自治体才得以实现。而要搞成地方自治体，则又应当从乡村着手。所谓“乡治”，简言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在广东讲是讲了，但并没有实行试办。原因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政府内政部迟迟不答复，后来才同意试办，颇有勉强之意。我不愿意勉强，“少着人力，多听天功”，便带了一帮人由南而北，到各地考察、学习去了。
1929年春，我首先到达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参观考察。行知先生也是一位力主教与学、言与行合一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十分相投。我深感陶先生是革命事业心十分强盛的人，很佩服他。第一天参观嫌不够，第二天又去参观、座谈。相谈之后，我提出请他帮忙，向他借兵调将，他欣然答应。几年后他先后给了我三位学生，一是潘一尘，一是张宗麟，一是杨效春，他们后来都到了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帮我做事。参观晓庄师范之后，我又到江苏省昆山县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黄炎培先生也深入乡间做农村改良工作，使我颇受启发。而后我又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这里是晏阳初先生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最后到达山西太原，参观阎锡山办的清原、汾阳、介休、赵城各县的村政。山西村政的流弊较大，惟禁妇女缠足、禁毒品两项尚有可取之处。
这一年秋天，由王鸿一先生介绍，应正在河南辉县百泉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的梁仲华、彭禹庭两先生之商请，我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由我写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件。12月，村治学院招生。翌年1月开学，我教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并接编北京出版的《村治月刊》。暑夏，我应邀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学生们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我答：中国问题之解决，从发动直至最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学生又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我答：应当属于革命——因为从旧秩序改进成一全新的秩序，即所谓文化改造，怕不是改良手段所能最后完成的。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我就带着一部分同仁到山东，在邹平县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了。
问：梁先生在山东邹平七年中，在实践您自己的乡建主张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梁先生能否作个简要的介绍？
答：1931年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开办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一个农场。开始院长为梁耀祖，副院长孙则让，我任研究部主任，陈亚三任训练部主任。1933年后，梁耀祖辞去院长职务，由我接任，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华北，乡建研究院停办。研究部规定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有同等学历的人员，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全部由我主讲，学生在学完乡建理论后，再进行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则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简明）、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1933年后，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为实验区，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干部、教员、学员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十三县（共十四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三千多人。在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
上述历时七年之久的较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在当时乡间也是不无效果的。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但是，正如我在解放初期发表的文章《我何以终归于改良主义》中所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更何况日本入侵，山东省大部陷入敌手，所谓乡村建设实验也就到此为止。至于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与山东乡建的关系，其人其事，我当在后边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