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生死意识，渗透在其各类国民意识中，每一类型的国民意识都包含对人生和死亡的看法。这里从分析日本人的国民意识人手来分析日本人的生死观。
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所谓复杂性，表现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有浓郁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印记，又有本岛神道文化的精神，还受到佛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潮往往左右其国民意识。所谓矛盾性，表现为对仁义道德的追求和对嗜杀成性的欣赏，对科学民主的热恋和对神权迷信的倾倒，对本国民族家园的珍爱和对异国民族地盘的践踏。这些都突显了国民性的二重人格。然而，对日本民族起主流作用的意识形态主要有四种，这就是民族优越意识、日本神道意识、日本武士道意识和日本军国意识。这四种意识互为伙伴，相互影响，形成了日本人的主流国民意识，也表达了日本人多样化的生死观。
1．民族优越意识 同世界古老的民族相比，日本人的历史并不悠久，日本的文化更为短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这样描述日本文化史的浅薄：
日本有许多自尊的学者，往往喜欢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蕃差不多。
日本的历史虽然不十分悠久，但日本人和日本学者都用一种非常自尊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甚至在正史里竟用神化传说来推演日本史，把日本民族看成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日本的《古事记》把日本民族说成是“天神的教子”，似乎世界的人类是由日本人繁衍而来。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日本学者原兵卫认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日本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他说：“我们日本民族是较先定居的民族，南洋方面的民族与蒙古族的混血种，属于汉民族的系统”。他认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同种，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不同文，只不过借了几个汉字而已。
日本在历史上落后于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明治维新以前，一些人存在着民族自卑感和劣等感。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富国强兵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以优等民族自居，宣扬日本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把日本视为“世界万国之本”，鼓吹天皇是日本的中心，日本是亚洲的中心，自诩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日本的民族优越意识反映在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这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助长了向世界扩张的侵略行为，对世界的发展起了负面作用。日本的民族优越意识在日本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如下几种精神。
（1）自立精神
日本的民族优越意识对日本人自立精神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在吸收中国汉族文化过程中由照搬模仿过渡到独立创造，提出了“和魂汉才”的主张；它在吸收西洋文化中由全盘西化发展到根据日本的国情来改造西方文化，提出了“和魂洋才”的主张。在日本的大和文化中充满着自立精神。日本的自立精神有时竟发展为排外主义。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统治者担心天主教的传播会威胁日本的幕府统治，于是就开展了禁止信仰天主教的活动，于公元1616年8月发布了禁教令，在全国范围内铲除教会，集体屠杀了外国教士55人。幕府时期还对中国传人的佛教进行过多方面的限制，日本统治者在“神佛分离”的口号下，让僧人还俗，废除宫中的各种佛事法要，后来发展到在全国废佛毁释。
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日本提出了一个“东洋道德西方艺”的口号，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一方面又抵制西方道德和法制思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建立民主立宪政治体制的同时，不断加强对神权天皇制的信仰，在文化体系中维护着传统的封建意识。到明治中期，日本出现了一种“国粹”主义思潮，更加强化了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一面。可见，日本人不会像非洲人那样甘愿被殖民化，它用很强的自立精神来保持大和民族的发展能力。
（2）吸收精神
日本民族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立意识，但他们也懂得日本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当他们打开封闭的岛国国门，就从对比中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性，于是，日本人就认识到日本民族要真正成为优越的民族，必须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远在公元前100年，当时日本的倭奴国就派使者出使东汉，接受汉光武帝的印绶。此后，日本同中国经常互派使者，中国的种植技术和稻米品种、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不断传入日本。日本人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为教材对国民进行教育，甚至原封不动地引进了中国的汉字来注释日语，后来形成了由片假名和平假名构成的日本文字。中国的铁器、铜器制造技术也被日本人吸收，推动了日本的手工业和冶金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建筑文化和饮食文化及其他民俗文化都在日本生根结果。日本人对汉文化开始采取拿来主义，填补日本文化的全面空白。当日本民族对汉文化领会成熟时，又根据日本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来改造和取舍汉文化，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也是如此，明治维新之后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他们首先吸收荷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称为吸收“兰学”。他们明确提出“西洋学说中有可取之处”，后来，又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数、理、化、天、地、人各种学科都被日本吸收和引进。同时，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被引进日本，尽管日本一些人坚持“传统本位论”，企图拒绝西方的精神文明，但是当时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已是世界潮流，日本人也是难以阻挡的。日本人对西方文化也是采取选择的吸收态度，没有全盘西化。他们既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思想，又保留了日本的传统神权和皇权意识；他们既吸收了西方民主政体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又保留了日本君主****政体的形式，形成了近代君主立宪政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面临经济崩溃和民生凋敝的局面，又一次开展了对西方学习和吸收的运动。他们改造了天皇制，把天皇由神变成了人，形成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他们废除了财阀对经济的垄断，建立了具有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他们引进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发展，使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势头。日本人以“打倒了再翻起来”的精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可见，日本的民族优越意识并不排斥对异族文化的吸收，日本人懂得，只有集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的成果，日本民族才能够优越起来。
（3）创造精神
日本民族的优越意识还集中表现在日本民族具有出色的创造精神。从历史上看，日本人是崇尚创造的，自大和国诞生之后，日本人创造了绳纹文化和弥生文化，尤其是古代日本人制造的绳纹陶器和弥生土陶器，其形状、花纹和图案，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也不失为比较精美的艺术品。日本原来没有文字，在通过用汉字写日本语的过程中又创造了日本的文字体系。目前这种文字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种语言文字。佛教传入日本以后，日本的神道化文与佛教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日本的宗教文化体系，日本宗教文化的建筑物神社和寺庙显示了高超的建筑技术，是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日本的诗歌、绘画、雕刻都具有本民族的风格，是日本人独创精神的集中体现。日本人不仅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创造，而且还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天皇为特征的君主立宪制既有西方民主的色彩，又有日本政治传统的特征，是日本政治体制的一个创造。日本的帝国宪法和近代法律制度都具有日本的特征，是日本人在法制方面的创新成果。日本的教育制度以“四民平等”为原则，采取机会均等的义务教育制度；以“立身为本”和“治产昌业”为目的，注重发展实用性的产业学科教育，在日本真正实现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日本人的创造精神，在创建企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丰田公司为例，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1887年明治时代中期，日本纺织行业使用的是中国黄道婆发明的手工织机。面对这种原始的生产工具，20岁的丰田佐吉以强烈的革新意识，研制了丰田木制人力织机，提高工效一半以上。1894年他又发明了自动回线织布机，使日本织布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丰田佐吉的创新意识并未减弱，1906年他又发明了现状织布机，丰田佐吉被称为织布机大王。丰田公司的这一创始人一生共获得84项日本专利、35项实用方案。丰田佐吉的儿子创造了日本汽车生产企业，在创始初期每年可生产1万辆汽车。丰田公司不断创新，最终成为世界最优秀的汽车生产公司之一。1982年，丰田公司人均利润达到14000美元，是美国通用公司的10倍。
松下公司也是世界著名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这一公司有一著名信念：“汰旧而生新”，其哲学观点是旧的淘汰，新的生成，是宇宙的一条规律，万物都要日新月异地进步。这个企业经常能够转危机为动力，在危机中得到新生，它的口号是“傻劲十足创新机动”。由于松下的创新精神，松下公司终于发展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跨国公司。目前，这一企业有员工80万，产品1万多种，在100多个国家建有分厂，总营业额在百亿美元以上。人们称松下为“经营之神”。
（4）敬业精神
日本的民族优越意识还对日本人的民族人格带来了积极向上的影响，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敬业精神。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是大多数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无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企业员工都是一丝不苟地对待本职工作。日本职工平均年劳动时间为2300小时，而欧美国家仅800～1000小时。日本员工为世界公认的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工蜂”。在日本的一些著名企业，无偿加班加点工人都习以为常。松下公司的企业精神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日本人的敬业精神，这个公司的第三法则叫做“热忱坚卓”，认为热忱是一块磁铁，要求每个职工都成为优秀的人才，每个人都要卖力干活，并且随时要抱着企业有同归于尽的打算。松下公司还要求员工们对公司的工作要有一种牺牲奉献精神，明确提出“集中精神，学习技能，施展所学，所呈现的姿态也就等于奉献生命一样”。
在日本的各大企业都可以看到一些退休职工仍然自愿地、按部就班地到企业去工作，他们不是被经理强迫上班的，而是出于对自己企业的热爱和忠诚，为企业的发展再做贡献，他们不拿任何报酬，和在岗职工一样为企业排忧解难，提出合理化建议，把自己的晚年同企业的经营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日本还有成千上万个志愿者团体，这支队伍中既有老年人，又有青年人和少年，他们无偿地维护社会秩序，帮助社区工作，给外地客人做义务导游。日本各级政府往往利用一大批志愿者协助筹办节庆、开展公共服务，节约了大批政府开支。日本人到世界各地从事工作的大多数也有很强的敬业精神，许多都创造出了惊人的成就。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更加强化了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意识。
（5）扩张精神
日本的民族优越意识往往会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好像世界上除了日本民族是伟大的以外，其他民族都是在日本人足下的贱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意识发展为法西斯的民族优胜论，他们把自己描绘为神的后裔，而把其他民族诬蔑为劣等动物。日本的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这样看待中国人：“我们发现支那人是相当自私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看不起他们，称他们是一群狗。”东史郎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后来觉悟的一个人，而那些坚持顽固军国主义立场的人至今还鄙视中国人和整个亚洲人，认为他们对亚洲人进行奴役和蹂躏是理所当然的，是从英美的铁蹄下解放麻木的人群。日本统治者向公民灌输“忠于天皇、光荣我死”的军国主义思想，动员无数青年为侵略战争卖命。民族优越意识走向极端便成了侵略扩张意识，把日本人引向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他们害人害己，最终走向了自取灭亡的道路。日本在战争中遭到了惨败，从此民族优越感转变为民族自卑感，出现了一些人崇洋媚外的意识，认为日本的什么都不如外国的，一切要模仿西方、照搬西方。当然，后来日本人也纠正了自卑意识，又重新恢复了民族精神。
2．神道意识
日本人存在着浓厚的多神信仰，日本人为了把本民族说成是神的子孙竟然在皇室编写的正史中编造历史。公元712年编纂的《古事记》堂而皇之地说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神，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孙。《古事记》这样记述：
神代之初，天地始分，生成高天原的诸神：首先是天之御中主神，代表宇宙的根本；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代表宇宙的生成力。这三位天神都是造化神。然后天神敕令伊邪那岐和伊那美男女二神从高天原下降世间（这被称为“孙降临”），他们不仅生产了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众多的神，还生下了支配这些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这就是历史传说中日本大和民族以太阳神为始祖，是太阳民族的由来。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后代，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
日本人是泛神论者，他们坚持多神论和人造神，他们把山川树木、崇山峻岭都看成是有灵的。在古代日本民族中，广泛存在着敬山神、敬树神、敬水神的习惯。古代的多神信仰一直传到近代和当代，至今日本人还存在着对各种多神崇拜和万物崇拜的迷信意识。日本人相信人死后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为后代造福，它可以为后代造祸，所以日本人把死后的祖先尊奉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