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物藏起来，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运用。“无为”是通向无所不为的大道。
老子力主无为，这是他处事哲学的核心，整个道家的出世态度都由此发展而来。
无为就是与世不争。与世不争即是寡欲。但不可以消极名之。无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汉初的文景之治采取老子的治国策略达成休养生息的目的。为武帝的鼎盛奠定基石。证明无为是一种实用的，奇妙的运思江湖的方式。
老子《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众之所以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者吞吃太多的赋税，所以民众才陷于饥饿。以你的劳动所得，去奉养一群无所事事的人，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法就是错的。从事生产的人陷入贫困，不从事生产的人锦衣玉食，而且这种分配并非出自生产者的意愿。而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弱肉强食。我们在《诗经·硕鼠》中就能看到弱者的呼告。这也就造成了民之难治的原因。
接下来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众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政令繁苛，扰民妄为。他们不是无声地吃百姓的奉养。他们还要大兴土木，修建堂皇的宫殿和宅院。秦始皇为了出游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大修官道，动用上百万劳工，凿山填谷，只为了皇驾走起来方便。此外，他们还勒令你闭口，不许你讨论政治，不许你历数他们的罪恶。他们可以造恶，但不许你说出来。
老子继续说：“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众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统治者的奉养过于丰厚，所以民众才冒死一拼，以求改观现状。在人类社会中，对照是个基础的本能，劳苦者步行，寄生者乘大轿，吆三喝四，颐指气使。谁个心里没有疙瘩？所以陈胜在田坎上劳动，自然地生出这样的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胜在渔阳斩木为旗，揭竿而起，并非他天生反骨。天降大雨，他赶到戍边地会延误日期，必得死罪。但不去又是抗命不遵，也得死。去也死，不去也死，不如反了。陈胜最后被部将所杀，他的头被手下人拿到秦始皇处去领赏。但能说陈胜罪当如此么？可以设想，他若不反，将死得更早，多数人的勇气不是被鼓励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任何事物逼它到极限，都会反弹。
所以汉代文帝景帝时期，采用免税的办法使民不饥馑，采用和亲的政策，远结匈奴，换百姓之安宁。此即为治国之无为政治，看起来什么也没做，却致国泰民安，民众殷实。至于秦始皇修长城，看起来是千秋功业之大事，保大秦万世安宁。实则役民伤财，乃至自毁长城之举。
老子在《七十二章》中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说君王不要逼迫民众不得安居，不要堵塞民众谋生的道路。只有不压迫民众，民众才不感到压迫。这是老子治国理念的总纲。只要给民众以生路，国家必然安宁。只要做到这一点，治理国家有何可难？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治理大国如同炒一盘小菜这么容易，不少学者把老子之学看作帝王之术，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在老子看来，写《道德经》并非为了治国，为君王奉策以博功名，这不过是万物规律在人类社会学的延伸而已。你可以从《道德经》中去寻找经济学。现代不少学者在做这件事。相信他们必有收获。你可以从中去寻找谋略，用于你的人生运筹，也可寻找为人处世的学问，还可以从中探讨人性的学问。这都不足为奇，因为《道德经》来源于真实，是真理的回声。人们到真理中寻找答案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阳光照射到地面，只会使大地温暖，但如果有一面凸镜，就可把阳光聚拢，光的能量将增加，在下面放一根火柴，火柴便能燃起来。我说老子就是一个宇宙真理的聚焦者——那面关于真理的神奇凸镜。
他是一面凸镜，动用了自身的功能，他并不想要点燃火柴。是火柴自己燃起来的。一面真理的凸镜，并不想要成全或焚毁什么，并不想进军任何领域。老子只是自然宇宙的全心聆听者，只是用他智慧的目光察破玄机。并把他的所思所见记录下来。但是一朵绽放的花，自然会有幽香和鲜艳的色泽。
从《道德经》的产生来看，我们也不能发现老子有任何目的性，《史记》是这样记载的：“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只是为了出关，图个出行方便。就像你问某熟人的问题，他只是回答一样，没有任何目的。从领悟到道出，来自全然的真实。真理是神圣的，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左右。只有发乎无欲，行乎无为，才能窥见真理的奥妙。所以老子在《二十二章》中说：“少则得，多则感，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圣人以“道”观天下，不自我炫耀，所以能彰明；不自以为是，所以能显赫；不自我夸耀，所以能有功。不自高自大，所以能长久。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争过他。
《道德经》的产生是无为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探索老子无为思想的真正来源。从上面《二十二章》来看，“不自见，故明”的逻辑是他“不争”理念的真正来源。不自我炫耀，反而能彰明，把某样东西藏起来，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运用。由此推理，无为是为了达到有为的目的。此之谓以退为进。
不自我炫耀与老子“尚柔”思想暗合，守弱必然含蓄内敛，逞强者必然张扬。“尚柔”源于“无我”，“无我”源于“无欲”。故老子说的脉络到此已清晰呈现出来：
无欲→无我→尚柔→无为→退→进
无为发展到处世上的体现，必然为“退”。与人不争，避人锋芒。唯“退”能做到。老子在《九章》中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没有谁能永远守住金银财宝。有句话叫“富不过三代”，盛极必衰。富贵而骄傲，必然自己留下祸根，功成名就之后退隐江湖才合符自然的律法。
李斯在秦始皇时期位高权重，居丞相之位，但在秦二世时期便被腰斩于咸阳。文种和范蠡是个对比鲜明的活教材，吴灭越后，二人为越国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把勾践迎回越国，厉兵秣马，一举灭吴。事后范蠡隐退，携西施浪迹江湖。他走之前对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绞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但文种不以为然，试想自己居功至伟，不至于晚节不保。所以他继续留在朝廷，欲享富贵晚年，不久即被勾践所杀。范蠡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以刘邦为例，帮助刘邦灭掉项羽的所有功臣几乎全部死光，他们不是死于敌手，全部死于刘邦之手。此可见，中国帝王对功臣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在权柄面前，分享无法搭成永久的同盟。能同患难而不能共甘苦，老子对人性的体验可谓幽深入微。
正因为如此，老子作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论断。所以富贵的危机不可不防，按《红楼梦》中的话来说，即“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风云骤变，人事盛衰，可见一斑。
与其如此，不如善全。近代曾国藩算得上一个保持清醒头脑的智者。镇压太平天国使他成为清廷中流砥柱的人物。在最显赫的时期他解散了一手创建的湘军，当年他就是靠这支队伍奠定功业的。很多同僚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包括他的兄弟在内。但他是对的，他换取了帝王的信赖，这是他在凶险的仕途平安地走完自己的一生的重要保障。有很多情况会在将来发生，但人们期待和想象的不是危险，而是美梦，最容易欺骗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尤其是在顺境。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但曾国藩是清醒的。
处于完善境界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士”，都把功成身退纳入人生的信条。“儒道互补”构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方面四处出击，孜孜以求功名，以实现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谨记功成身退，以求人生之大圆满境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有着两个层面，进退相融塑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容而优雅的品格。
诸葛亮还是一条卧龙时，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就对刘备表示过要功成身的意愿，但他一出隆中即为王者师。马谡失街亭，他又自贬三级，可进可退，彰显一种“士”族风范。
还有个叫李泌的人物，是个深得进退的经典。李泌为盛唐晚期的政治名流。诗才敏捷，是个早慧的人才。七岁即得唐玄宗的青睐，被召入宫中面试作诗。天宝年间，因诗讽杨国忠，安禄山之流而遭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即位于灵武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皇帝赏识，欲委以高官厚禄，他坚辞不受，愿以一个宾客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收复长安，洛阳等地，李泌立下大功，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他退出朝廷斗争的漩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奉赴行宫，授左散骑常侍。纵观他的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与他施展政治才华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却又能审时度势，大功之后隐退，朝廷危急时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进退自如。青年时代他就是这么说的：“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遂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老子的退守思想孕育了这群“士”族的精英。这源于无为的理念而使他们得以善终。所以无为非消极，而是对人生的巧妙经营。以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