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理论是很消极的，他以不伤物为前提思考物是不是当用，意在无用于社会而有用于自我的生存就是很有意义的。
庄子提出的用物要能够不伤物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物尽其用而能够不伤物，常理是用物的最高境界。然而，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任何事物都要与社会同行，而不能够停滞不前。物的发展，破旧立新是必然的，破旧物而创新物时时都在发生。庄子要保全守真，顺应物的自然就是物尽其用了，这里“用”的指向不一样，惠施指向社会，庄子则指向自身。他把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物为喻说明自己的理论，自然用物就不能伤物。
在使用器物的过程中，当人们要以伤害一物换取另一物或者另几物的时候自当别论。如果说器物的使用只希望它是自然的损耗而不是意外的伤害，用物而不伤物也应该是一种法则，就像庄子主张的用物要适物之性一样。
人们可以认为庄子的理论是一种活命哲学，是用了生命的自然观审视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但生活中用物而求不伤物的情形常在发生，大到天上的飞机、地上的火车，小到一家一户的衣裤鞋袜、锅碗瓢勺，从来就是希望用物而不伤物。不伤则能经久、则能节俭，艰难的岁月是这样，小康的岁月也是这样。它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
庄子以无用求用，能够无用，那么，就没有人求其用，使它遭到伤害。
庄子是在空想，物的存在总有其用，即使是人让它无用，也不能够表明它自身没有价值。
三、爱物悲剧
财物是人生活的必需，人人都会有爱物之心。
爱物之心的萌生、扩张，必然导致因爱物而贪物，欲望难有止境。
本来，人赖物生存，物足以维持生存就可以了。而为财富的创造，节俭是理所当然的，但节俭也有尺度；为财富的积累，收敛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收敛也有尺度，忽略了这两个尺度，爱物反会为物所害。
没有人愿意爱物而酿成悲剧，老子和庄子告诫人们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
治人事天莫如啬
节俭是修身之道，也是治国方略。老子以节俭为他的第二件法宝，用于治理天下，他说，有什么比节俭更好的办法呢？
以节俭治国、治天下，是要以较少的财富办成更多的事业。一分钱掰成两瓣用，如果需要也是可以的。常听做事业的人说，又节约了多少钱，是当用而没有尽用，就把事业给做成了，这该是节俭。
天下财富的创造和消费共存，创造的艰难和消费增长的迅猛往往不成比例。韩非子曾说：古代男的不耕田，草木的果食就够吃了：女的不纺织，禽兽的皮毛就够穿了。而今不行了，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五个孩子每人又有五个孩子，祖父健在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人口与消费迅速增长而财富却很少。所以古代没有战争，现代却必然有战争。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晚于老子和庄子，他探究的社会****的根源虽然不是唯一的，但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真的能够实行以节俭治天下，西汉的文帝是一例。汉文帝是汉高祖薄姬之子，高祖死后，妻子吕太后专权，一时权倾天下。待吕太后死，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立当时为代王的刘恒为帝。刘恒在天下经济历尽****未能复苏之时，率群臣亲为农耕以利农工，皇后则亲为纺织，以利女织。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没有增加。他曾经想造一座露台，把工匠召来一盘算，要费百金，而百金是当时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他身为皇帝，觉得这个开销太大，就放弃不造了。他平日穿的也是粗布衣服，帷帐不绣花绘凤，以朴素为天下人的表率。
汉文帝临死之时，遗诏生死是自然之理，既然如此，人们对他的死不必悲哀，婚嫁祭祀、饮酒吃肉，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吧。而且，汉文帝对社会上嘉生恶死、破产厚葬、重服伤生很不以为然，觉得人们有些过分，他死是不必厚葬的。说到底，汉文帝死之日，仍然是以节俭为本。
汉文帝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他以节俭为治国之本和对生死的态度，表明了道家思想影响所在。在当时，汉文帝迎合社会的需要，百姓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内乱痛苦之后，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他节俭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开了“文景之治”的风气。
这不是说在国家困难的时候需要节俭，就是国家富强了，也需要节俭。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天下富足。汉武帝好游猎，每次游猎都是大张旗鼓，劳民伤财。奉承汉武帝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婉言劝诫汉武帝回到节俭的治国之道上来。
治国必然应该生财，以备一切理当或不虞之需。如果生财即完全消费，无积累发展再生产，社会永远难以摆脱贫穷。所以，节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少的治国原则，治理家庭也是如此。因富足而一掷千金、一掷万金，即使家藏金山，也经不起折腾，终会贫寒。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一生创作了六十套畅销的武侠小说，在上世纪六七○年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月进万金，视钱财如粪土，终致晚年贫寒，生活无以为继，对早年生活很有悔意，可惜无济于事了。
老子说治国应该节俭，在他还有另外的意义。节俭会使人朴素，朴素则少欲望，容易走到他主张的自然无为的道路上来。
甚爱必大费
节俭到了吝啬的程度，当用的不用或者用起来苛刻，日子就不美气了。
吝啬，或为助人，或为聚财的事也是有的。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以吝啬称。王戎官至司徒，地位高，家庭也很富有。他的侄子结婚，王戎送了一件单衣，后来还要了回来；自己的女儿出嫁，借了几个钱给女儿，心里就不高兴，到女儿还了钱，脸上才有了微笑；自己家种下的又甜又大的李子，卖给别人，怕别人得了种子，就把李核钻穿了再卖。王戎的富有，吝啬是一个原因。
老子说，太吝啬会带来更大的破费，当然不是说类似于王戎的这种情况，而是说当用不用引起的。譬如，建一座桥梁，建一座高楼，因吝啬而偷工减料，致使桥梁坍塌、高楼崩毁，不能不重新建造，这样，破费就会更多。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本来，节俭是一个人良好的品质，从节俭出发待人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节俭到不足以维系人与人的正常关系、不足以使自己有健康的体魄，带来的是生活的失常、生命力的衰退，本来可以继续创造财富却不得不中止，这也可以说是吝啬到了极点造成了大的浪费。
一向主张节俭的老子当然不是说人们要大肆抛洒，大量挥霍，而是要处理好节俭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使节俭得恰到好处，这是一门学问。
这门学问并不容易做，节俭与吝啬的尺度不好把握，而且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事物的相对性和人们认识的相对性是永远存在的，这不意味着待人处事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权衡标准。人们完全可以依据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环境、一定的工作需求、一定的生活水平认定一个标准，待人处事。
老子这样说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已经发生的情况。他从过分吝啬推论出必然会引起大的破费，是说现实的行为对未来的严重影响，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现实行为，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较多的思考，未雨绸缪，计划好财富资金的创造、积累和支出。理想的是花很少的钱办很多的事，成效显著，这需要人们作较大的努力。
节俭是好的，节俭到造成更大的破费则是不好的。
算节俭的账，不仅是算现在，而且是算将来，走一步看两步至看得更远，才是一个真正精明的人。尽管老子没有这样说。
多藏必厚亡
老子说：“多藏必厚亡。”话说白一点，收藏得多丢失得也多。其实，收藏的多少与丢失的多少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性，老子说二者有必然的关系，也因为确实是有这种情形。
多藏必厚亡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庄子说得很诙谐：
你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财富，怕人偷走，总是把它们藏得严严实实的。
你把这些财富藏在箱子里、藏在柜子里，自然不忘把箱子、柜子锁得牢牢实实。
遗憾的是，强盗来了，连你的箱子、柜子都懒得撬，扛起来就走，还担心你的箱子、柜子锁得不牢实。
这是一般人多藏的结局。一国之君也有多藏厚亡的时候。
齐国的国君效法圣人，治理国家，州、邑、乡、闾、里，行政结构井然？宗朝社稷各得其位，邻邑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方圆二千里土地的百姓，打鱼、种田，生活安宁祥和，齐国财富的积累也是够多的了。没有想到的是，田成子把齐国的国君杀死了，自己做了齐国的新君王，那不是把整个齐国都偷走了吗？多藏必厚亡到这一步，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老子说多藏必厚亡和庄子讲述的多藏必厚亡的意义是下一样的。
老子教人知足，知足就不会遭到多藏厚亡的遭遇，这既使多藏者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又将蒙受厚亡的羞辱乃至人生的祸患。因为多藏必多欲，而人之患就在于欲望太多。
庄子则不然。在他看来，多藏是为盗贼做的工作，你积累、收藏得愈多，则被盗贼偷得愈多，损失就愈大。这一切是圣人造成的。用圣人治理天下，不过是为盗贼做了好事。圣人用斗斛，盗贼就把斗斛偷走；用权衡，就把权衡偷走；用印符，就把印符偷走；用仁义，就把仁义偷走。庄子说这些话，是要绝圣弃智，社会上要圣人干嘛？再说，圣人是国家的利器，国家的利器不能够轻易给人看，怎么能用他们治理天下呢？
在思想上，庄子比老子更容易走向极端，财富的积累是社会不可少的，但他却否定这一切，并追寻导致社会产生财富的根源，去其根源。
老、庄的时代及其后，社会财富的积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多藏以备急难之需和多藏以供创造之需，是财富积累的目的，而不是为藏而藏，以致使自己成为典型的守财奴，财富的积累只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那么财富的积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话说回来，财富的积累应该是正当的，也应该防止老子和庄子所说的情形。
不贵难得之物
物以稀为贵是世人的平常心态，稀则难得，难得则更加强烈地刺激人的欲望，力图使稀有之物独为自己拥有。当今，一枚十九世纪的邮票、一封林肯总统的亲笔信可以竞价几十万美元，无不是因为难得而珍贵。
难得即为宝，楚国的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弥足珍贵，被视为传世之宝，都由于是独一无二，除此就不可再得，人们怎么会不特别地看重它们呢？但人生以什么为宝，不同的人想法不一样。
秦国想攻打楚国，派人去看楚国的宝物以探虚实。楚王问左右道：“秦国派人来看我国的宝物，可以把和氏之璧、随侯之珠拿给他们看吗？”昭奚恤答道：“国家的宝物并不在这些稀有之物，而在贤臣。珠玉玩好是不值得很看重的。再说，秦国派人来看珠宝是假，探底是真。”秦国的使者到了楚国，楚王对他说：“你不是要看我国的宝物吗？楚国之宝不在器物而在贤臣，你看：善于理财治民的令尹子西、善于出使排难解纷的太宗子敖、善于防卫镇守边境的叶公子高、善于驰骋沙场赴汤蹈火而不辞的司马子反、善于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之外的昭奚恤全在这里。”秦国的使者一看，怔往了。回去报告秦王，秦王只得放弃了攻打楚国的计划。
贤臣难得，以贤臣为国家之宝是可以的。
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宝玉，献给本城的最高长官子罕。献玉的人说：“我把这块玉拿去请玉匠鉴定过，玉匠说是一件宝物，所以我才敢拿来献给您。”子罕说：“我以不贪得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你把这块玉送给我，我有了贪得之名？你失去了宝玉，两人都失了宝。不如还是你收起来，各怀其宝的好。
不贪难得，以不贪为宝也是可以的。
老子说不贵难得之物，指的是生活中的物质。
形容人的欲望难以满足，人们好用“欲壑难填”的成语。欲望像深谷，永远填不满。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真实。拥有一万元而想拥有十万元，拥有十万元而想拥有百万元，拥有百万元而想拥有千万元以致无穷，什么时候是一个止境？
人对物质的欲望有不同的层次，初期只是想拥有，凡是能够占据的就占据，不论是易得之物还是难得之物。当拥有的物质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追求难得之物，以拥有难得之物为满足。
老子不希望人有欲望，少私寡欲，甚至是无私无欲，这样就好。但人在物质利益的包围之中，以平常心待物比以贵物心待物好得多。不贵难得之物，人就少了欲求，待物自然，心也自然，人的欲望渐渐地消解了。他说，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能够无欲的人就是圣人。
四、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被人们较多地用在军事上，它的意义则不限于军事。社会决定了每一个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知己知彼，才能够真正地洞明世事，人情练达。
老子常常谈论人与己，要人知己知彼，以便处世张驰有度，悠游有余。他重知人，更重知己，而人之弊在于不能知己，好自以为是，是亦如此，非亦如此，以致为自我蒙蔽，不能知人。不能知己，不能知人，必然进退盲目，得福或遭祸都不知所以然。
知己知彼，是检验人的聪明睿智之道。
知己知彼、是自胜与胜人之道。不能胜己，就不能胜人。
人们应该努力知己知彼，以立于不败之地。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善于洞悉他人，从他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中窥见其内心世界是一种智慧，不是所有的人可以作到。而人要想真正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深浅，并且正视自己的深浅是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老子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浸渍了人生体验之论。
历史上有不少的人可以做到。
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很好的朋友，年轻的时候，管仲家里很穷，两人一起到南阳做生意，挣了一些钱，管仲总是多拿，剩一点给鲍叔牙，鲍叔牙也不在意。后来，鲍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做国君，最后，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而管仲则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鲍叔牙荐管仲，使他为齐桓公所用。管仲佐齐桓公，出谋划策，使齐桓公成了春秋霸主之一。
管仲功成名就以后说了这样一番话：从前，我生活艰难的时候，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得利总是多分一些给自己，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这个人很贪，知道我很穷；我曾经为鲍叔牙出主意，结果弄得亏本，鲍叔牙不认为我愚蠢；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国君赶走了，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才干，而认为我生不逢时；我曾经三次去打仗，三次做了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胆小怕死，知道我是因为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公子纠失败了，召忽为他殉节，而我则做了俘虏，鲍叔牙知道我不是不顾小节，而是因为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忍受羞辱。
管仲总结了自己一生和鲍叔牙的交往之后，很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牙对管仲的了解，有较多的理解成分。并非鲍叔牙所有的理解都是对的，像他在战场上做了逃兵，对家庭是孝子，对国家则不是忠臣。不过，鲍叔牙正是以善知人而享名于后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