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北方后赵王石虎对内横征暴敛,修长安、洛阳的王宫,广征美女;对外则连年用兵,东征西讨,民力空竭,怨声载道。东晋永和三年,石虎命凉州刺史麻秋率军8万,向西进攻前凉国。消息传到前凉国都姑臧,举国惊慌。前凉是小国,实力远远赶不上后赵,国君张重华忙召集大臣,共商对策。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谢艾却站出来说:“臣愿率军拒敌。”
张重华素来知道谢艾年纪虽轻,但智勇双全,便任命他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兵出战。问谢艾要带多少人马,谢艾说,兵在精不在多,胜败在将军能否临战镇定,指挥有序。只带了3万步骑,向东迎战。自己乘坐一辆轻便战车,穿戴着宽松的衣服,敲着战鼓,带着部队缓缓接近后赵军营。
麻秋见谢艾毫不在意的模样,勃然大怒,说:“一介少年,竟敢轻我。”便派出3000士兵,直扑谢艾的军队。谢艾的随从很为将军担忧,劝谢艾下车换马。
谢艾微笑着,从容地下了车,但并没有换马,而是命随从取来一把椅子,放在一棵大树下。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命令部队偃旗息鼓,按他的指挥行事。后赵军队见他如此镇定,反而不敢前进,担心有埋伏。麻秋闻报,也大感奇怪,随从们对他说:“这是空城计,敌少我多,冲过去,定能活捉谢艾。”麻秋仍不敢轻举妄动。谢艾见麻秋军队按兵不动,命人取来酒肴,在阵前举杯痛饮,谈笑风生。这时,谢艾的副将张瑁已从小路绕到赵军背后,突然袭击,而且故意虚张声势。本来举棋不定的麻秋慌忙下令撤军,数万兵马突然听说撤军命令,顿时军心涣散,乱了阵脚。谢艾乘机进军,后赵军队溃散。
从这个故事中可见,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恐惧都无济于事,只有克制住恐惧心理,才能找机会克敌制胜。
(五)心存善念提防小人
人生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场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为了求生存,必须要有慎重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样才不至于上某些人的当,吃大亏。当然,为人并不需要自己去欺骗别人,但是,社会上鱼龙混杂,到处都是陷阱、圈套,必须小心提防。诚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必须“睡觉都得睁只眼”。
荀子在论人性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性质如果看来是善的,那是他努力装扮成这样的,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官场中,的确要在与人打交道时谨慎小心,对别人不妨把他看得不好,而考虑一些防患对策,预防万一。否则,待事情发展到糟糕的程度时就为时晚矣。
宋朝的秦桧再次出任宰相以后,对保荐他的另一位宰相赵鼎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尊重了。尤其是赵鼎不赞同他的屈膝媚金的主张,这使他更感觉有必要排挤赵鼎出朝。当时,朝廷正议论给皇子封爵之事。原来宋高宗在南渡战乱时受了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只好选了太祖七世孙赵伯琮,收养在宫中,但并没有宣布为太子。赵鼎以前曾经建议修建一座资善堂,专门作为皇太子读书的地方,这就犯了朝廷大忌,不少官员就拿“资善堂”事件攻击他。
有一天,宋高宗下了一道御旨,要封赵伯琮的弟弟赵伯玫为吴国公,当时的执政大臣都认为不妥,因为未来的太子伯琮只封为建国公,弟弟所封的地盘怎么能够比有身份的哥哥还大呢?这不合礼制。赵鼎与秦桧商量,请求高宗取消这一决定。
赵鼎说:“我过去因为建资善堂遭到不少人的批评,现今得避嫌,由你出面进奏好不好?”秦桧说:“您是宰相,我怎么能独自进奏,还是一起见皇上吧。”于是,赵鼎约秦桧和参政事刘大中一同建议此事。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鼎先奏道:“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为太子,可是天下的人们都知道陛下已有了太子,所以今天办事,礼数不能不讲究。”说罢就看着秦桧,可秦桧却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好像不知此事似的,只有刘大中附议了几句话。
退朝之后,有的大臣责怪秦桧没有信义。秦桧说:“明天,我单独晋见皇上说这件事。”
第二天,秦桧见了宋高宗,却说:“赵鼎欲立太子,是认为皇上不再能有儿子,所以非要让亲王做太子。”宋高宗不能养育之事,这是连他自己想起来都羞恨不已的心病,岂容臣下公然议论此事呢。秦桧的话激怒了高宗。
这之后不久,赵鼎和刘大中均被降官出朝。秦桧阴谋得逞。赵鼎得到被罢相的消息,方知又轻信了秦桧,上了大当。
秦桧阳奉阴违,出尔反尔,驱走了赵鼎,独揽相权。从此之后,便开始了全面推行投降议和的卖国路线。赵鼎的上当,在于他没能接受教训,仍把秦桧看成了虔诚君子,凡事与之商量,终于遭到暗算。后来,这个经他保举的奸臣得势,便露出了凶相,将赵鼎流放到边远地方,并骗高宗颁下了“永不起用”的诏旨。
明神宗即位时,年仅10岁。司礼临冯保兼督东厂,权势日益嚣张。由于当初选定司礼监时,高拱荐举陈洪等人,冯保险些落选,于是对高拱耿耿于怀,而与张居正相结,交情越来越深。
明穆宗病重之时,张居正处理政事,都要用密函示冯保。高拱闻讯后赶来当面责问张居正:“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该由我等做主,为什么付与宦官呢?”张居正无法回答,十分尴尬,由此,心中也很怨恨高拱。
待到明穆宗死后,冯保谎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神宗登基大典之日,百官朝贺,冯保站在御座旁边,昂然自若,举朝惊愕。身居首辅的高拱对此十分愤怒,于是以主上年幼,应惩宦官****,毅然上书,请求减轻太监的权柄,还之于内阁,又命令言官上疏弹劾冯保,自己拟旨逐之。
这个计划筹划好之后,高拱派人把策划告诉张居正,并请他从中协助。张居正当即表示赞成,满口答应下来,暗中却派人把高拱的计划通知冯保,让他设法自保。
冯保得知高拱的策划,心中大惧,连忙赶入宫中求见皇太后,诉说高拱擅权,目无幼君,私自拟旨、逐斥他人。
太后听完冯保的投诉,也十分不满意高拱擅自拟旨、逐斥冯保的做法。
第二天,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闻讯欣然直入,满以为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保,而是历数高拱自己的罪状而逐放之。高拱听了,心中愤懑不平,险些晕倒在地。宣诏已经完了,众臣陆续起身,高拱却仍伏地不能起,这时,张居正走上前来,扶掖出宫门。高拱回到家中,立即匆匆忙忙地收拾起行李,驰驿归回原籍。不久,张居正选升为首辅。
明穆宗死后,首辅大臣高拱与权宦冯保矛盾很深,身为次辅的张居正,处于两股势力中间,为了谋取首辅地位,暗中勾结冯保,对高拱却阳奉阴违,致使高拱败在冯保的手下,丢官被逐放,而张居正却从中得利,并为首辅。正是高拱没有对张居正存防人之心,才遭此结果。
官场险恶,为官者虽然害人心不可有,但一定要有防范小人之心。
清道光初年,蒋攸之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被召入京城,在军机处任职。曹振镛时任军机大臣,很讨厌蒋攸之。
琦善被革去两江总督,降职调任,皇帝说:“两江总督是重任,应当派一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人担任。”
曹振镛说:“那彦成资历最深。”
皇上说:“川陕一带,正发生叛乱,那彦成怎么能够任两江总督。”曹振镛不回答,一会儿,皇上指着蒋攸之说:“你久历封疆大臣,除了你没有第二人。”于是,事情便这样决定了。蒋攸之出来后对人说:“曹公的智巧,是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而让皇上说出来,当面排挤,真是可怕呀!”
曹振镛也不喜欢阮文达,一日皇上偶然问道:“阮文达已任督抚30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怎么升得这么快呢?”
曹振镛说:“由于学问优秀。”
皇上问:“何以知道他学问多大呢?”
曹振镛回答说:“他在云元贵总督任内,还天天刻书谈文。”
皇上沉默不语,不久阮文达被召入京。原来曹公善于揣摸皇上心意,知道他一向讨厌封疆大吏因别的事废弛政务,因此才那样回答皇上。
曹振镛每次向皇帝进言,不是从公正出发,而是从私心出发。他藏诬陷于赞扬之中,诬陷害人于“无形”。官场中这样的人不少,为官者须多注意防这种人。
因为利害关系相结合的人,在遭遇困难逆境时,很容易背弃对方。与此相反,“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以天属者”是指彼此结合的关系是建立在极为信赖的基础上,这种朋友关系即使在逆境中,也会禁得起考验;彼此相互帮助,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明朝时,三司使侯陟有才干,但为人十分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善于侍奉权贵,作伪中伤别人。明太祖有一天召刑部郎中杨克让,叫杨坐下来和他谈话,而且告诉他要给予重用。
侯陟打听到这件事之后,心中非常妒忌。一次奏事,明太祖便问候陟认识不认识杨克让这个人,他回答明太祖说:“臣和杨克让很要好,知道他很有才能和见识,是个难得的人才。最近听他说,陛下答应要重用他,买了许多白金制作饮酒器皿,供自己享用,臣感到奇怪,他怎么会这么做?”
明太祖听了很恼怒,命令杨克让离开朝廷,去做了郡守。
侯陟向皇上进谗言,说杨克让买白金制作饮酒器皿,使朱元璋认为他是个腐朽的官员,又透露皇上要重用他的消息,沾沾自喜,说明杨克让不稳重,不配任高官,所以,朱元璋很生气,只让他做了郡守。
为官者受到上司的欣赏时,一定有小人妒忌,而想法算计你,所以,必须要慎重,尤其是那些有利害关系的人,交往时更是要小心谨慎,保持适当距离。
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等人计划已筹划周密,又因认为袁世凯是出国留学而回来之人,思想一定很开放。
于是,一天夜里,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家中,把变法一事说与袁世凯,请求他帮忙。袁世凯当着谭嗣同的面说:“杀荣禄(当时慈禧太后的宠臣)如杀一狗耳。”答应协助谭嗣同等改良派杀死荣禄。
可谭嗣同刚走,袁世凯就连夜从天津赶到京城,向慈禧太后告密,陈述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企图废除旧法,杀死荣禄,改良变法的事情。慈禧太后不禁大吃一惊,后来就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还把谭嗣同、杨深秀等6人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看他人的品格切不可只观其表面,有的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心里不善,为官者要善于观察他人,以免上当,受他人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