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所有的阴谋家与野心家都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显示个人的极度权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以玩弄阴谋，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损人利己，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些人眼中，一切都是手段，只有权势是目的。他们在这种病态的心理支配下，干出了一桩桩罪恶的勾当，从而也留下了遗臭万年的恶名。
卑鄙龌龊的温体仁，虽然与历史上的大奸大恶如秦桧、魏忠贤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他似一只蛀虫，蚕食着明崇祯朝廷，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他同样为了个人权力欲的满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无辜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登天之路。
明末名将袁崇焕在熹宗朝时奉命监军辽东，他胆略过人、精通兵法，治军严谨、处事得当，到任后很快重振宁远、辽东等边地城防，使昔日风雨飘摇的城镇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商贾可以安心买卖。在粉碎了后金的几次军事骚扰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稳定了，袁崇焕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作庇护神。朝廷上下也都交口称赞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将他和他的将士们喻为“辽地长城”。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适逢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组织兵力奋勇抗敌，大败金兵，取得了“宁远大捷”。就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流炮击中，身负重伤。金兵抬着负伤的太祖皇帝仓皇北逃，回到黄龙府后不久，努尔哈赤终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从此，后金对袁崇焕既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皇太极即位后，在夺取天下的壮志之外不忘报杀父之仇，他发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焕。一年后，崇祯帝登基，这位明朝的新皇帝生性多疑、好猜忌，且又自以为是，朝野上下因此弥漫着一种危机感。皇太极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可利用的时机，打算使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队再次出动，却避开与明军正面交锋，绕过明军防备严密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然后由喜峰口入关，直驱京畿地区。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部众日夜兼程赶回京都保驾。袁崇焕命令大军在左安门外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密切观察后金兵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拼死抗敌。
此时的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朝廷命官们惊恐万状，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则唉声叹气，听天由命。崇祯三天两头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布置防卫以备不测。可是，崇祯朝廷如临大敌、惊慌失措，而后金只是按兵不动；崇祯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极的葫芦里到底装些什么药，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鬼。其实，皇太极表面上按兵不动，背后却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细混入城中，到处放风说袁崇焕暗通后金，图谋不轨；此番后金起兵，已与袁崇焕秘密约定：里应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买了两个汉奸，跑到官府做假证，一个告发袁崇焕曾托他给皇太极捎过信，另一个谎称自己知道袁督师勾结后金叛国谋反的全部事实。官府竟然问也不问就信以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汇报给朝廷。
金兵入关时顺便捉住了两个太监，皇太极正好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反间计。他先是叫部下在关押太监的帐外窃窃议论袁崇焕之事，说袁崇焕与后金订约，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让两个太监“窃听”了去。然后又创造条件让他们“越营逃跑”。果然，两个“死里逃生”的宦官自以为刺探到了绝密情报，逃回京中后立即向崇祯皇帝密奏了袁崇焕通敌的假情报。崇祯这段时间总是听说关于袁崇焕投敌谋反的风言风语，听了两个太监从敌营中刺探来的情报，心中的疑云更重了。就在崇祯将信将疑之际，心如毒蝎的温体仁乘机落井下石，两次密奏崇祯，劝他赶快逮捕袁崇焕。
温体仁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焕呢？细说起来，袁崇焕与温体仁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个人恩怨。一个是领兵在外的武将，一个是弄权朝中的文官；袁崇焕也没有机会参与朝中的党争，自然没有得罪过温体仁。
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现象透视温体仁的内心，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居心何在。一年前，通过钱谦益事件，温体仁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次事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在的好处，由于握有朝中实权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替钱谦益辩护，斥责他居心叵测，用意不良；随后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弹劾他的不法行为，温体仁没能实现其挤入内阁的野心。因此对钱龙锡等人怀恨在心，伺机陷害。袁崇焕投敌反叛的谣言一起，温体仁立即紧抓不放，他知道，钱龙锡、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焕，事事支持、维护袁崇焕，温体仁便想以袁崇焕事件为利箭，狠狠射向钱龙锡等人，从而铲除异己，为自己夺取大权扫平道路。温体仁打着“尽忠”、“报国”的旗号向崇祯大进谗言，怂恿皇上惩办袁崇焕，同时又提及钱龙锡、王洽等人包庇、袒护袁崇焕，诬告他们实为一党。
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果然以通敌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袁崇焕，从而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使朝廷平白损失了一员大将，毁坏了边防长城。而温体仁通过袁崇焕冤案一箭双雕，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崇祯的信任，而且铲除了异己势力——钱龙锡被罢斥戍边，王洽死于狱中。
如果说崇祯皇帝出于维护王朝利益的动机冤杀了袁崇焕，是失于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标准衡量，崇祯不是一个明主圣君。而温体仁为了争宠夺权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诬陷袁崇焕，为敌人的奸计推波助澜，成为误国误民的罪人。无论用何种标准来衡量，温体仁都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奸佞之臣。
邢恕弃明投暗
宋代三百年，不乏贤士明哲，但奸佞之臣亦非鲜见。一旦小人得志，便以其狡谋，屡设奸计，误国误民。邢恕便是其中的一个。
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游说于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颍，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不由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邢恕这个人天性反复、善为表露，外持正论却内藏奸猾。
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补为永安主簿。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邢恕很不知足，就对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处置他，谏官也上疏神宗说邢恕本是新科进士，未历官即处馆阁，多有不妥，于是二罪归一，邢恕被赶出朝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销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一去便是七年。
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无名火。好在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七年后，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复其官为校书。吴充又任用他为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与吴充有隙，于是公报私仇，把吴充所任用的人通通驱逐下台。邢恕心里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稳。
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给他提了醒。偏在这时，神宗皇帝读了一篇邢恕所写的《送文彦博诗》，而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蔡确何等人也？立刻升邢恕任员外郎。邢恕不知内中根由，一时感激涕零。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及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门，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邢恕也以蔡确为靠山，深自附托，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不祥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不知其中有诈，听说能疗上疾，毫不犹豫地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舍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龙体欠安，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雍王、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至此，公绘、公纪才恍然大悟，公绘当即严辞驳斥，道：“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恼羞成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是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王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王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王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只是说：“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招摇。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经据典为公绘拟写奏折，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打算。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
哲宗绍圣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引恕自助，召为刑部侍郎，再迁吏部尚书兼侍读，旋改御史中丞。老实说邢恕是个颇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下爬上来又反诬宣仁太后当年有废哲宗之谋，并引用司马光所说的北齐娄后宣政故事以做佐证。又让宣仁太后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讼他父亲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谋议拥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对。还让蔡懋上疏弹劾文及甫和拟隐辞，历诋梁涛、刘挚曾阴图不轨。又给司马光、吕公箸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结果毫无所得，绝属子虚乌有。邢恕却毫无愧色，怡然自得。
邢恕不仅会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谤君后，下诬忠良，也会装模作样地取悦皇上。有一次在经筵读宝训，讲到仁宗皇帝谕辅臣说人君如修举政事，“则日月薄食、星文变见为不足虑”，邢恕说：“上皇所言虽合《荀子》之说，然而自古帝王谁肯说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则天变遂废了。”哲宗对邢恕颇为嘉赏，但章惇恐他出了风头夺了己位，寻了个借口，又将他贬为汝州知府，不久又迁徙到应天府，后来又迁为南安军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