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即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径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网罗罪名很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书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又徙永兴、颍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
蔡京挂羊头卖狗肉
蔡京本是被朝廷贬逐之臣，一朝得势，天下人无不拭目以待，想看看他是如何绍述先帝之志，谋复新法，整治黎民的。
然而事实上，所谓“绍述”，不过是罩在蔡京唯权是营本质之下的一面幌子罢了。蔡京阴托“绍述”，把持权柄，钳制天子，残害异己。他走马上任后，立刻禁元祐之法，援用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的旧制，设置讲议司，自任提举，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人做僚属，对于较重大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每一件事，以其中三人做主，凡有所举措，都由他们来定夺。并采用冯懈、钱通的建议，废黜了元祐皇后。
按照宋初之制，凡是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而后命学士起草。到了熙宁年间，有的内降手书便不用中书门下共议，大概是某位大臣伪作。到了蔡京秉政时，他担心有人在背后对自己有所非议，因此御笔密进，而请求徽宗亲自手书诏令，称作御笔手诏，违者按罪处罚。无论事情大小，他都托称御笔手诏，甚至于偶尔伪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说什么。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自称公相，统领三省。
元祐年间，蔡京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名划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奸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同时还极其荒诞地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划分标准把哲宗的旧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与邪上、邪中、邪下六类，结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党，简直是贼喊捉贼。
蔡京一边积极地排除异己，一边广泛地安插亲信，拉拢朝士、广布党羽。他擢升童贯为节度使，继而为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封太傅。对杨戬、蓝从熙、谭棋、梁师成等人也毫不吝啬地贿人私恩。外人尚且如此，亲戚子侄自不必言。儿子蔡攸官至三公，蔡侩拜礼部尚书，蔡叙当了驸马爷。蔡京以绍述之说为自谋之计，从侍从至执政，从监司到帅臣，无处不用他的门人、亲信，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北宋官僚机构更加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蔡京也深知兵权士心对自己非常重要，于是建澶州、郑州、曹州、拱州为四辅，各地屯兵两万，派他的亲家做郡守。为了笼络军心，把禁卒的月钱由五百增到五千，这当然要转嫁到穷苦百姓的身上。蔡京阴托“绍述”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还远不及此。他罢停了科举法，令各州各县都仿太学三舍考选，在城南建辟雍外学，以待四方之士。又推行方田法。方田法是仁宗朝施行的一项谋图增加税收的措施，神宗时被王安石定为新法之一。蔡京认为方田法有利于搜刮财帛，取悦皇上，就竭力主张恢复此法。一时全国租税混乱，人民负担急剧加重。蔡京还推行复榷茶法，在荆湖、江、淮、两浙、福建等七路实行复榷茶之制，规定生产茶的州郡随所置场，禁止商人园户私下买卖，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照旧。后来又增加了增损茶法、合同场法等等繁多的名目，民听眩惑，而且非产茶区也要负担茶课。茶法屡变，茶价日长。从崇宁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四年里收息竟从五百万缗翻到一千万缗，百姓所受的苦难和沉重的剥削可想而知。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更盐钞法。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又实行更盐钞法，设置买钞所在榷货务，让商人们先存钱到榷货务，然后换新钞去产盐州取盐，旧钞全部作废。而新钞的价值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榷货务没有新钞，原先的钱通通化为乌有，有的人家辛劳奔波几十年存下的钱全部报废，早晨还是富户，晚上就要走进乞丐之群，投水上吊的不计其数。
此外，还有增价折纳法和和汆之法。折纳就是钱与物反复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和汆也是北宋末年，以备边积粮为名推行的一项聚敛措施。蔡京下令根据坊郭、乡村民户等第给钱，收成之后，以时价折粟入官。到后来又行均汆，即不论家里是否有存粮，都要摊一份官汆粮，使许多食不果腹之家也要交纳官粮。
张邦昌认贼作父
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颜晟一举灭掉辽国，紧接着便马不停蹄领兵南下向宋攻来。此时的宋徽宗却还在朝欢暮乐、寻花问柳、吟诗作画，做着太平梦，加之多年来对女真一直妥协忍让，并未采取任何军事防范措施。金军一路夺关斩将，如虎入羊群，很快就占领了离京城只有十几日路程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到了此时，宋徽宗昔日的倜傥风流早跑到爪哇国去了，慌慌张张地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即宋钦宗，带着童贯、蔡京由东京至亳州，再辗转逃往镇江，把一个乱摊子丢给了他的儿子。
钦宗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时这个位子却不像太平盛世时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朝堂上下一片铲除奸贼、抗金卫国的呼声。于是钦宗罢免了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任用主战派中坚李纲守御京城，擢张邦昌为少宰，宣布亲征。这似乎为国势甚危的北宋带来了一线生机，不料却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培养了一个掘墓人，就是这位新任少宰——张邦昌。
张邦昌，宋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进士出身，官至司成。曾因训导失职，贬为提举崇福官，知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知洪州改为礼部侍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任尚书右丞，后转为左丞，再迁中书侍郎。他虽心术邪佞，但因善于逢迎投机，一直官运亨通，深得徽、钦二帝宠信。
十几日转瞬即逝，金人已兵临城下。金人原以为宋朝君昏臣弱，取京城易如反掌，不想李纲守备有术，城池坚不可摧。统兵的宗望见一时不能得逞，又生缓兵之策，派贝勒吴孝民请来人议和。钦宗不辨真伪，派李税、郑望之等人入金营和谈。金人要挟宋方须奉上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缎百万匹；割三镇土地，许亲王、宰相为质方可议和。本来孤军深入，已犯兵家之忌，金人势必不敢久留，而且再拖延数日，大兵四集，里应外合，金兵就嚣张不了几天了。但宰相李邦彦、太宰张邦昌贪生怕死，不惜卖国求安，力劝钦宗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李纲等一些大臣深为社稷担忧，向钦宗陈明利害：都城乃弹丸之地，百姓倾家荡产又如何拿得出那么多黄金白银、牛马匹缎？三镇更是国家赖以平安的坚实之屏，割之于金，立国何依？无奈自古皇帝都是爱拣好听的听，钦宗求和心切，只信张邦昌的谗言，根本听不进李纲的话，他派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人质入金求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北宋大将姚平仲打算率兵偷袭金营，生擒宗望。不料，消息泄露，金人严阵以待，宋军大败而散。这下可惹恼了宗望，他提审康王和张邦昌，怒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张邦昌以为宗望定杀自己无疑，吓得手足无措，涕泪交下，连说平仲夜袭绝非朝廷本意。大概宗望一来看张邦昌哭得可怜兮兮，心生了“同情”，二来觉得这个软骨头日后尚可为金人所用，就暂且饶了他。而钦宗还以为张邦昌辩白有功，给他升职太宰兼门下侍郎，并亲签了割三镇协议，送肃王赵枢为人质换回康王和张邦昌，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罢免了李纲。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恢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援兵到来，得了钦宗亲签的割地协议就撤兵北归了。经过这一场风波，钦宗和张邦昌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越发情投意合了。
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又花天酒地起来。他们并没有居安思危，整顿军备，以防后患。果然好景不长，宗翰又开始厉兵秣马犯中原，北宋再度陷入危机。主战派为阻止钦宗再续割地议和之议，纷纷上书指责张邦昌私敌，乃社稷之贼，钦宗万般无奈，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停止割地之议。疆场上的局势也日益恶化，那年冬天京城被全面攻陷。徽、钦二帝逃到青城。金兵将东京洗劫一空，又乘胜拘系了二帝。
金人觊觎大宋江山已非一日，但因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民不服，揭竿而起，故而不敢贸然称帝，在第二年春派吴拜、莫俦持文书归宋营，令推举一位道德隆茂、众皆推服、长于治民的异姓官员在军前备礼册命。然而这一切都是金人骗人的把戏，他们的心目中早有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张邦昌。只可惜张邦昌既非道德隆茂之辈，又非长于治民之臣，众人当然不会推服。留守孙传等不奉此命，请求仍立赵氏为主。金人大怒，再遣吴拜、莫俦催促火速复命，并拘系了孙传，任王时雍为留守。王时雍也是贪生怕死的人，他连忙招集百官商议，众人面面相觑，计无所出，恰巧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而至，众人问他金人意下如何？宋齐愈取出一张纸，写下“张邦昌”三个字传视众人，一些心中无主见、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为保全性命，表示愿意拥戴张邦昌。而刚直不阿、坚持己见的人都被金人掳至军中。
王时雍设计将百官骗集到秘书省，等百官一到，他立即命人将大门紧闭，让侍卫持刀荷枪围住秘书省。范琼向大家晓谕了金人的意图，王时雍首先在署状上签了名为百官做榜样。这时有的人唯唯诺诺地随之签了名，有的人不知所措默不作声。一个太学生发言抗命，范琼唯恐他动摇了众人的主意，厉声斥责，把他押回学舍。还有一个叫寇庠的人也凛然宣布宁死也不肯附议。监察御史马伸也慷慨陈辞：“我身为朝廷谏臣，绝不能默视社稷易主不吐一辞，我愿另拟议状，要求保存赵氏！”观文殿大学士唐格自尽殉国。还有的人退隐山田，有的人逃入太学。金人闻之，怒不可遏，一下拘捕了数十人，再命速做劝进张邦昌的议状。
这时张邦昌做万般痛苦无奈状，假装要自杀，有人一针见血地嘲讽他：“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只好收起这套把戏。
不久，吴拜、莫俦等人向金人递呈了劝进表，吹捧张邦昌“学通天人，位冠家司，身兼众美，伏望以苍生为忧而不以细行自饰，以机政为虑而不固避自嫌，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意，下符国人拥戴为主之望！”
金人阅罢这些夸夸其词的劝进表，非常满意，认为这一番苦心的铺垫可以告一段落，于是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奉册宝至，张邦昌向北方叩拜受册。金人宣读册文：
“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做藩臣。”
就这样，这个荒唐而短命的伪楚皇帝粉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天，天气阴霾，日月无光，愤怒的狂风咆哮着掠过东西南北。
